冥冥中，也应验了她自己的断言：“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后的安稳与真实，飞扬是浮沫，热闹是虚伪；飞扬与热闹是短暂，苍凉是永恒。”（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以她独有的“美丽苍凉的手势”，最终消失在她所渴望的“永恒的苍凉”之中……
上海，抹不掉的情结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繁华国际都市。封建没落的陈腐与西方现代的文明在这里进行着无声的较量，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时尚与旧俗……一切都在冲突中交错着、撕咬着、嬗变着……
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文字风韵，张爱玲与上海，就像老舍与北京、萧红与呼兰河、沈从文与湘西、汪曾祺与高邮……他们生花的妙笔描摹的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风情画、风俗画，都与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系有千丝万缕的不解之情。
上海给予张爱玲的是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她才情与情感的依托，也是她文字的灵魂与血脉。她所有文字的舞动都离不开上海这座摩登都市的绮丽舞台。她的生命浸染了旧上海的千般风情，蕴含了那个时代的奇靡与怪异、繁华与沉落，乃至不可一世的傲气和自我毁灭的殇情。上海于她，有着芊芊情结，斩不断，理亦乱。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或许，正是这“奇异的智慧”，成就了生于斯、长于斯、成名于斯、陨落于斯的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张爱玲八岁起就一直生活在上海，从小看惯了上海的奢华与喧嚣。她说：“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的。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喜欢都市，喜欢都市的自由与明快。她没有依母亲的愿望成为闺中待嫁的淑女，却随了自己的意愿成为自食其力的才女。那些十里洋场、街市里吃、喝、穿、玩、花钱以及声音、颜色、气味等细细碎碎的快乐，都令她对上海都市生活满心地享受、满心地眷恋，满心地充溢着遐想：“……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祖籍虽不是上海，但她愿意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从小耳濡目染上海人的精明、自恋、凡事两讫、世故练达……或多或少对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对上海人的性格有着贴切而入木三分的剖析，使人不得不承认，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她说：“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位于闹市中心的公、法租界，俨然成了一座繁华的“孤岛”。原本因战争而衰退的经济，在租界内却因大量资金的涌入，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异常火爆。电影院可以看到好莱坞的新片，商店里可以买到时尚的法国时装与化妆品。相比于炮火震天的外界，“孤岛”内霓裳艳影、灯红酒绿、歌舞笙箫，全然一派末日狂欢的景象。对末日的惶恐与忐忑，“孤岛”中的人大多沉溺于奢靡、浮躁、混乱与醉生梦死之中。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全面沦陷。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辍学回到上海，住进了位于赫德路1292号姑姑租住的爱丁顿公寓。这幢七层的西式大楼，坐落在静安寺热闹的十字街头，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就置于这条街，张爱玲的《封锁》就来源于此。
从爱丁顿公寓走出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到张爱玲《色戒》里的情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公寓对于张爱玲来说是“最合理的逃世的地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儿虽比不上从前的花园洋房，但经历了港战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日子，回到上海，回到亲人姑姑的家，此时的张爱玲已备感安稳与踏实。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姑姑雍容典雅，性格温和，有贵族大家闺秀的孤傲，也有上海典型小资独身女人的精致与完美，因为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姑姑偶尔会有些不近人情，但张爱玲是识趣的，懂得如何与姑姑相处，如何去维系姑姑家的“精致完全的体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认为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睿智而幽默。张爱玲喜欢和姑姑交谈，听姑姑讲一些生活里的琐屑小事和家族里的陈古旧事。姑姑讲的好多事、好些人，后来大多被张爱玲写进了小说。
对名人，姑姑有她的评价：“既然这么出名，相比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后来红得发紫的时候，姑姑也从来不当回事。张爱玲诸事喜欢问姑姑，问急了，姑姑就埋怨道：“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姑姑作播音员的时候，曾风趣地对张爱玲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劝姑姑写文章，姑姑却淡泊名利，不屑于此，她巧妙委婉地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不上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姑姑的家，无疑是张爱玲写作的最佳环境，没有独居的孤独与寂寞，闲暇时拉拉家常，偶尔还能激发起灵感。姑姑在张爱玲心里，是比母亲更亲的亲人。张爱玲亲历了家庭的崩溃、父母的冷漠、亲情的疏离、后母的恶毒、成长的凄凉，温暖、温馨、温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感觉似乎早已与她无缘，唯有姑姑还能让她微微地感受到些许亲情的暖意，尤其在乱世，有这么一位姑姑收留自己，已是弥足珍贵、稀罕的事了，于张爱玲苍凉的一生，姑姑无疑是一抹难得而亲切、恬淡的暖色。
张爱玲以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用惊艳凄美、大俗大雅的笔墨，描述着都市琐碎精致、绝美苍凉的奇闻怪事。一幅幅精美别致的画面，把大上海陈旧颓废与现代时尚相混杂的风情世故，绝妙地勾勒在眼前，栩栩如生。在沦陷的背景下，这些贵族遗少、小姐卿卿我我、凄凄戚戚的风流韵事、似乎显得有些突兀，有些刺眼、有些附庸风雅。
但张爱玲不在乎，对她来说，窗外的国家、民族、枪声、炮声、生死、存亡……都与她不相干，她从不关心与自己不相干的事，她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她喜欢上海，喜欢乐此不疲地描写上海，即使上海沦陷，文明沦为废墟，她也仍然喜欢。她说：“纵有千般不是，但与我们亲。”（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沦陷后的上海，消沉萎靡，文坛凋零。不少著名的文人都韬光养晦，寻求自保。唯独张爱玲我行我素，固执地用笔墨挥洒自己的传奇。
在1943~1945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纷纷问世。她绝世的才情在沦陷区大放异彩，成为沉寂天空中最耀眼的星星，令绝望的“孤岛”有了一丝清爽、一缕舒畅，令沦陷区顾影自怜、无以聊生的人们，在吴侬软语的优雅里嗅到了自己熟悉的情调，在情调氤氲的氛围里，找到些微心灵的寄托与慰藉。
对张爱玲来说，无论是上海还是上海人，她皆认为是好，皆喜欢。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发行之际，她一改固有的孤傲与清高，颇有几分讨好地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放下她高贵的身段，为上海人写书，写的也是上海人，笔墨又如此惊艳华美、举世无双。崇尚“凡事两讫”的上海人，自然是投桃报李，甚是喜欢，不仅喜欢，还成全了张爱玲的成名与辉煌。
张爱玲一边享受着成名的痛快，一边勤于创作，佳作如雪，覆盖了上海所有知名的杂志。就在她居住的静安寺爱丁顿公寓的窗外，日本人封锁这条街后发生的一切，催生了张爱玲最优秀的一篇短篇小说——《封锁》。
在《封锁》里，张爱玲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人封锁街道后发生的一切：“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虽然场面真实，但从头到尾，却让人感受不到一点点日本人为逮捕抗日分子，封锁街道后，人们的压抑与恐怖。读罢《封锁》，似乎就像经历了一次繁华都市拥挤的塞车，人们只是在拥堵的这无奈中打了个盹，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满，仅此而已。
对于正义凛然之士，张爱玲的描写未免太过冷血。然而对于醉生梦死之流，却是极为欣赏这种将噩梦精雕细刻为一场旖梦的绝妙才华。风流才子胡兰成就是欣赏者之一，《封锁》令他对张爱玲的才情倾慕之至，并登门相识。一个才子，一个佳人，最终注定要演绎一场骇世惊俗的“倾城之恋”。
胡兰成的滥情薄幸以及污浊的政治背景，令张爱玲背负了太多痛苦与流言嫚语。这个清坚决绝的女孩不得已只好绝望地选择离开，远渡重洋。
没有上海的依附，张爱玲的才情从此慢慢枯萎，惊艳难再。离开是张爱玲的悲哀，也是上海的悲哀。
张爱玲去了美国之后，用英文写了两本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虽然离开上海多年，但她仍然难忘上海，她借小说女主人翁琵琶来倾诉对上海的思念：“她（琵琶）爱上海，像从前的人思念着自己的未婚夫，像大多数人热爱着祖国。”（摘自皇冠出版社张爱玲.《雷峰塔》）
晚年的张爱玲性格孤僻，离群索居，从不接受任何拜访。但是，当听说拜访者是上海人，她就会一反常态地说：“上海人倒可以见见。”
张爱玲对上海的眷恋，倾其一生，难以割舍。张爱玲把上海的传奇渲染到了极致，上海也把张爱玲的传奇推崇到了极致。
上海，是张爱玲永远抹不掉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