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地位最高，以“转世”的方式产生，与藏区同。丽江五大寺遇活佛死，一般均要去西藏大宝法王或甘孜德格的四宝法王处请示活佛“转世”之地址，法王初只告知大致方向，据云必须送上厚礼，方肯明言具体地址。在丽江地区当喇嘛者社会地位不高，故按着法王所说地址找活佛时，或遭活佛父母拒绝。如遇这种情况，喇嘛寺亦无法强迫，只有听任此人死后再找，故常有寺中活佛空缺数代者。如文峰寺曾接连有三世活佛不肯入寺，这是在丽江地区这样喇嘛教势力和影响未占绝对优势的地区才有的现象。五大寺中以指云寺活佛地位最高，据云四宝法王原指定该活佛为滇西北十三寺之领袖，嘱其不得在某一寺停留，但终为指云寺迎往，遂为指云寺活佛，十三寺喇嘛奉之为最高领袖。又五寺最早一世活佛均为藏族，是西藏和甘孜地区派来的。以后各世在丽江地区“转世”，故多为纳西族。
掌教（“嘻姆”）——地位仅次于活佛，为全寺宗教事务方面负责人，亦由选举产生，多选对喇嘛教经典研究者充任。
管事（“常住”）——为全寺经济事务方面负责人，亦由选举产生。有些寺在管事之下更设二管事襄助其事。
“都巴”——为正式喇嘛而又参加过“静坐堂”学习者。喇嘛于入藏后必须在“静坐堂”中静坐三年，期满后即取得“都巴”称号。其情形接近黄教中的“格西”，被认为有学问的人，但“都巴”远较“格西”普遍。
“格弄”——即正式喇嘛。凡喇嘛入寺后已去过大宝法王或四宝法王处朝参一次以上者，即得为“格弄”。只有“格弄”才能参加“静坐堂”学习，并可被选担任各种职务。
“奔着”——刚入寺之小喇嘛，或虽年事已长而终身未入藏者。其地位最低，永远从事烧饭等杂役。
以上各种等级和名称多与归化寺相同（如“喀姆”、“格弄”、“奔着”）。比较起来，丽江喇嘛寺规模很小，内部组织也较简单。
喇嘛在寺中多有住宅，是师徒同居一起，像归化寺一家人世世代代为喇嘛有住宅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丽江喇嘛教并不像归化寺那样有势力有地位，一般人非迫不得已不愿当喇嘛。据了解，当喇嘛计有下列几种原因：1·家境贫穷而父母早死者。2·家庭贫穷而兄弟过多财产不敷分配者。3·因生病而许愿或经算命本人“八字不好”者。4·近代因国民党强拉壮丁而入寺逃兵役者。因此，丽江地区此喇嘛出身多为穷人，富人很少愿意送子弟为喇嘛。有些有钱人如遇“八字不好”，常买一穷人作为“替身”入寺为喇嘛。这些都是丽江地区喇嘛教的特点，在这里和归化寺不同，喇嘛不是什么“光荣的职业”。
因为喇嘛出身多是穷人，故入寺后一般由师父供给食宿。一个喇嘛率领几个小喇嘛住在自己的住宅中，自己烧饭吃，也像一个“家庭”一样，是喇嘛寺的基层单位。每一喇嘛收徒弟人数不等，一般是4人—6人，也有一人不收者。师徒之关系如俗家之父子关系，喇嘛对徒弟有抚养教符之责，年老则靠徒弟供养服侍。喇嘛个人财产由徒弟继承，其中包括住宅、土地、衣服、经书及其他动产。师父对徒弟在法律上无约束能力，有些徒弟长到成年，不愿再过喇嘛生活而返家娶妻者，师父对此亦无可奈何。
（三）寺庙财产和收入
各寺庙有自己的土地，地租收入是寺庙的主要收入。各寺土地多少不等，规模最大的福国寺土地达千亩以上。
寺院土地之来源，从福国寺乾隆三十五年的“常住总册”进行分析，计有下列几个来源：1.本家施舍。2.喇嘛私人捐助。3.向民间购买。最后一项尤占主要地位，可见喇嘛寺仍是靡兼并农民土地而发展起来的。出卖土地给寺院者多是贫苦之农民，现存各种土地契约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乾隆三十三年和那挥卖田给玉峰寺是因为“逢灾，缺少使用”。乾隆三十九年和立合卖田给玉峰寺因为“缺少客债，兼之贫乏，度日艰难”。
从寺院现存各种契约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清初丽江地区已经完全是地主经济。喇嘛寺和一般地主一样，对农民进行收取地租。文峰寺尚存一件关于土地的诉讼档案，叙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和毛苴、和毛伸被文峰寺控告“侵占丛林，违断骗租”。文峰寺在官府帮助之下逼农民具结，以后“如有欠租。任随拨租”。
寺院所取得的地租除支付一些宗教费用外，便发给寺中喇嘛作口粮。各寺喇嘛口粮数多少不一，视寺中经济情况而定。如福国寺大小喇嘛每年发口粮米4斗（大斗，每斗合90斤）、大麦12斗、小麦12斗。玉峰寺每人每年发稻谷一石（小斗，每斗合45斤）、大小麦各4斗。文峰寺每人每年发口粮11石（小斗），种类不固定。喇嘛寺中以活佛待遇最高，凡所需求，寺中应尽量供给，据说平时每年收入约为一般喇嘛之十倍。其他担任职务之喇嘛（“常住”等）除口粮外，因经手钱财从中渔利，收入亦较多。
喇嘛生活费用不专靠口粮。据了解，口粮外尚有下列收入：1·个人私有土地之地租收入。2·念经之报酬。3·俗家供给的临时费用（如入藏或入“静坐堂”所需费用）。
丽江喇嘛寺经济势力并不雄厚，喇嘛们出身贫苦，但当喇嘛后就不参加劳动。1950年后，丽江五大寺的土地大部分分给农民，寺周一些土地则留给喇嘛自己劳动。到我们调查时为止，福国寺还有喇嘛7人，玉峰寺有4人，文峰寺有6人，普济寺有9人，指云寺已无喇嘛。他们靠自己劳动已能自给自足，不再要国家补助。
（四）入藏朝参
红教也像黄教一样，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受人崇拜、地位最高的活佛。余庆远《维西闻见录》云：
红教喇嘛相传十三种，维西惟格马一种。格马长五人，谓之五宝，轮回生蕃地，均十佘世不灭，人称活佛。）
所谓五宝，据这次调查了解，即红教的五个教主，他们的名称是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三宝法王、四宝法王和五宝法王。其中以大定法王地位遍高。喇嘛说，大宝法王又名“格马巴”，也许就是上述记载“格马”一词之来源。
据老喇嘛说，大宝法王驻拉萨西南的罗子普寺，二宝法王已被达赖除籍，三宝法王和五宝法王驻拉萨不远处，四宝法王驻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八蚌寺。红教这五个教主现都受黄教最高活佛达赖管辖（这方面情况，尚待核对）。
正像黄教喇嘛要入藏朝参一样，丽江红教五寺的喇嘛们每人一生必须朝见法王一次，否则将终身为“奔着”，不能成为“格弄”。滇西北红教寺庙和四宝法王关系最为密切，喇嘛们如经济充裕，则朝见大宝法王、四宝法王各一次，如经济不充裕，则朝见四宝法王一次亦可。他们的解释是：德格四宝法王处亦有戒规253条，去四宝法王处即等于去大宝法王处一样。《维西闻见录》有云：
维西五寺红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马四宝喇嘛之法子也。
大概即指这些地区红教和四宝法王关系特别密切而言。
喇嘛朝参的路线是这样：去大宝法王处取中甸——德钦——西藏的道路，去四宝法王处取宁蒗——木里——德格的道路，然亦有不谙道路去德格而取道西藏者。
喇嘛入藏需要浩大费用，这笔费用多由自己师父或俗家（如经济较充裕的话）供给，也有自己逐年积攒筹措者。十分贫苦之嘯嘛不能入臧，只成终身沧为“奔着’，从事烧饭等杂役。人藏时需备牲口一匹，带干粮若干，另外还要购备送给大宝法王或四宝法王之礼物，多系丽江能买到而藏区缺乏者。如米、茶叶、火腿等等。到达彼处之后，则停留期间（一般为一两个月）之食宿，由大宝法王或四宝法王免费供给。
丽江喇嘛入藏要经历一个艰苦的漫长的旅程，从丽江经木里到德格四宝法王处要走一个多月。如去西藏大宝法王处要走三个多月。旅途中不仅要爬行许多高山和险径，还要忍受变化莫测的气候。此外，过去这些地区土匪出没，时常把行人的行李马匹劫去，使得喇嘛半途而返。喇嘛入藏多和马帮同行，但仍有受劫的危险。再加上黄教寺庙对这些红教喇嘛非常敌视，沿途不仅得不到接待，甚至还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一般是化装成藏族商人）以防意外。有人入藏五次，最后一次才到达目的地；有人中途遇险，不得不以乞讨为生。尽管有上述种种艰险，并不能阻挡喇嘛们入藏的愿望。他们只要力所能及，都要争取入藏一次。这一方面出自对宗教的虔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出路”，因为不入藏则终身将处于极卑微的地位。
（五）喇嘛的学校——静坐堂喇嘛凡入藏归来者，皆可入静坐堂学习。
静坐堂设于文峰寺文笔峰之山崖上，维西、丽江十三寺之喇嘛均在此静坐。静坐堂藏名“鲁可”，据说是红教特有的制度。静坐堂是供喇嘛学习、静修而设的，其性质有如“学校”，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学校”了。其学习期限为三年三月三日三时，在此期间，喇嘛“学员”们不能出大门一步，家人或师父来访，只能隔门而语，不能见面。不仅如此，在这三年多时间内，每人住一室，不准躺下睡觉，不论白天黑夜，除吃饭听讲时间外，都要在自己房间中打坐。睡觉也是坐着睡，有些喇嘛因此得下终身难治的慢性病，最后导致死亡。
丽江静坐堂共有23个内室，每届只收23名喇嘛静坐。堂中有活佛一人，老师一人，负责讲授经典，传授“秘诀”。另设官事一人，负责经济事务。此外，尚有烧饭工人一两名。以上算是静坐堂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自由外出。老师及其他执事人员，均由五大寺推平或派遣适当人员轮流担任。
喇嘛入静坐堂后，仍由原来寺庙供给口粮，自己师父及俗家供给一部分零星费用。所需灯油等费例由静坐堂供给，静坐堂有一些财产和基金，专门用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静坐堂不属某一个寺，而由五大寺共同负责，但指云寺活佛负责较多，因为他名义上是滇西北十三寺的共同领袖。
嘛入堂静坐三年三月三日之后，其地位即由“格弄”变为“都巴”。故每当静坐期满，皆要举行类似毕业典礼之仪式，以示庆祝。典礼在文峰寺中举行，一般都要杀羊杀猪，大排筵宴，喇嘛学员之俗家亲人及寺中师友，皆持礼来贺。每个喇嘛还用泥土做成许多圆椎形物，象征塔，名曰“查査”，留置静坐堂外，谓可以此祈求长寿。今日在静坐堂外，犹可见这种圆椎形土块，堆积如山，皆历届由静坐堂“毕业”之喇嘛所遗。
最后一届静坐之喇嘛是1949年9月“毕业”的，其时已临解放，此后未再继续举行。这种静坐制度自此结束。
（六）喇嘛们的日常生活
喇嘛们只从事宗教活动，除去被邀出外念经及负有职务者要处理日常事务外，喇嘛们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晚念经，日间教授徒弟藏文（丽江纳西族喇嘛多谙通藏文，但不能操藏语），或请汉族教师教徒弟汉文。此外，每天还到转经堂转经三次。
和文物更应特意保护，加强研究，发掘和继承藏传佛教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遗产。滇西北喇嘛寺的破坏，是一个严重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