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就是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之转移过程（钱伯斯，1985，102）。城市中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新居民对城市生活之适应，一直是城市人类学的研究课题之一（佩尔特，1979，334—337）。
中国少数民族近40年来陆续迁入很多城市。作者曾在昆明居住多年，与那里的少数民族移民有过多年交往，这里以昆明为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作一初步探索。
—族别、职业和居住模式
据1982年的人口普査，昆明的少数民族共有368138人，其中包括昆明四周山区原住民族（彝、白、苗、傈僳等）280000人以及在城区居住已久的少数民族等约50000人。据估计，40年来陆续迁入昆明的少数民族约有30000人至40000人。（《昆明市情》，14页；《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8页。）
近年来迁入昆明的少数民族有20余种，其中包括彝、白、傣、哈尼、纳西等民族。他们迁入昆明市内的情况，不外乎下列几种：
1.少数民族原来的首领（世俗的或宗教的）早在50年代便在政府安排下迁入昆明定居，有人还在政府中担任荣誉性职务；
2.熟悉本族语文、文化的人士来到政府机关或学校中任职或任教；
3.一些少数民族青年来到昆明的大学或民族院校读书，毕业后有一部分留在昆明工作；
4.近10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昆明也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吸引了大批农民，其中包括来自少数民族的农民。尽管对他们的居留有很多限制，但其中终会有一部分人在昆明定居。
由于上述几种迁入方式，昆明的少数民族移民一般不存在失业问题。即使少数民族农民，也是在生活已有保障的前提下迁入的。各少数民族移民在昆明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从政府官员、演员、文化机构（电台、电视台、民族出版社等）工作人员、学校教师，直至工人。至于近年来迁入的农民、个体商人或独立手工业者，便从事他们擅长的手艺，如白族从事木工和建筑，回族卖羊肉串，某些彝族支系（阿细人、撒尼人）的妇女制作和贩卖本族传统剌绣品卖给外国旅游者，更多的出售本民族风味食品。像国外城市中某一职业专由某一移民群体担任，如美国很多黑人从事洗碗、清除垃圾、搬运等工作（莱保，1967，59），在昆明是不存任的。
昆明的少数民族移民在居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国外城市的移民一般是按族群聚居。所谓“唐人街”便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纽约的意大利人甚至按其籍贯而分住不同的街区（琼斯，1960）。即使是移民中的贫困户，其所住的窝棚（squat—tersettlements）或贫民窟也都是按原来的亲属群体和地域群体而集中建立的（巴沙姆，1978）。但在昆明同在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人们还不能选择住处或自建住房，一般只能住在分配给他们的宿舍或租用的公房中。即使是腰缠万金的个体户，现在也不能随便在昆明自建私房。故在中国城市中，移民的居住模式是分散型的。仅有回族集中居住在顺城街一带，他们原是昆明居民，并非近年迁入。
来到城市时，往往不能适应，于是便发生可称为“文化震撼”（culturalshock）的各种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下列诸方面：
首先是居化坏境方面。他们初入城市时，一个突出的感觉便是人口拥挤，声音嘈杂，令他们“心烦”。他们经常对笔者盛赞故乡山村的静逾和安宁。
其次是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初来时，对城市生活方式很不习惯。他们嘲笑那些烫发的妇女，称之为“老母熊”。他们认为城市饮食“口味不好”。傣族移民就常常感叹没有可口的酸竹笋和调味用的香茅草。景颇族移民则认为家乡的野菜比昆明的蔬菜好吃得多。他们对城市人的做饭方式尤感不惯。60年代，作者在昆明曾见一位独龙族老人仍在水泥地上支三足架煮饭，而不使用宿舍中已为他准备好的炉灶。时至今日，虽然云南民族学院内已有煤气设施，仍可见一些少数民族老妇用木柴煮肉，其理由是：
“煤气烧出的肉不香。”
他们不会或不愿使用较为现代化的一些生活设施。他们不是把垃圾倒在现成的垃圾箱中，而是采用烧的办法处理垃圾，仿佛在他们故乡的田野上烧草积肥一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移民很难接受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例如有些保持父系大家庭制度的民族，对于城市中的年轻人结婚后，多与父母分居，而且关系淡薄这一点，便常持批判的态度。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常常造成人际关系上的隔阂。
城市是一个大“熔炉”。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终将接受统一的城市文化（巴劳，1978，343—344）。在这方面，昆明也不例外。
据我多年观察，少数民族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过程，常因年龄、性别、职业等而各有不同。下列几点是普遍性的现象：
1.青年较年长者较先适应，男子比妇女较先适应。有些大学生入校一年便穿上牛仔裤，而有些早在50年代就迁入昆明的老年妇女至今仍着民族服装。
2.“白领”工作者似乎比从事较简单劳动的工作者较先适应。
3.原来杂居的民族（他们已有与外族交往的经验）比原来聚居的民族觉先适应。
4.进入城山后经常与他族交往者较之只与本族交往者，较易适应城市生沽。
5，生活方式（特别是服装）方面的变化发生较早，而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发生。
三发展传统文化和建立民族社团
中国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虽然多有工作，在生活水平上与城市原有居民相差不大，但他们一想到本民族中尚在农村的亲友所过的贫困生活，就像世界其他城市中少数民族一样，倾向于把城乡生活的差别看成民族间的不平等。再加上由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之不同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隔阂，少数民族移民便会有一种压抑感。他们与城市中其他族群的人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柯恩1974；布徳莱，1978）。这就导致了本民族认同的加强。即使是原不相识的人，只要属于同一民族，能以自己民族的语言交谈，会倍感亲切。他们遇事相互帮助，经济上互通有无，并经常会晤和集会。
在昆明的各少数民族移民中，一年中最大的一次集会就是本族的传统节日。昆明原来只有回族按时举行各种节庆活动。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迁入昆明人数之增多，很多民族也开始在昆明举办传统节庆活动。例如：傣族移民过泼水节，彝族和白族移民过火把节，景颇族移民跳“总戈”。最近，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也都在昆明举办自己的节日。每当过各族的节日时，在昆明的该族成员便齐集过节场所唱歌跳舞，举行仪式。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可以重建本族文化传统，这也使青年一代有机会学习本民族文化。
近年来，在昆明的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还成立了以研究本族传统文化为目的的各种学术团体。已正式成立的有“云南彝学会”和“纳西族文化研究会”等。前者还出版了《彝族文化》这一刊物。
这些学会除研究本族文化之外，还起到联络民族感情的作用。但它们与非洲（如尼日利亚、加纳等地）的“自愿性社团”又有所不同，会员们没有什么应尽义务，也没有为新入城的本族成员寻找工作的职能，他们的活动在文化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像在纽约已获得固定职业的印第安人所组织的某些社团（利特尔，1965；布阮勒51973）。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他们深恐民族传统文化不能继续下去，于是兴起研究、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歌舞、食物、节庆）的热潮。
结语
在过去的人类学文献中，中国城市和日本城市一样，向来被视为一种由单一民族居住的典型（基辛，1976，57）。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多民族的城市，而昆明便是其中之一。
可以预料，随着今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移民必将越来越多。研究目前已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的适应过程和民族关系，对今后解决城市中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问题，将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