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废序、遵序为核心，以怀疑和创新为特征的《诗经》宋学研究之外，尚有陆佃《毛诗物性门类》和蔡卞《毛诗名物解》注重《诗经》名物的训诂。陆氏之作多取《说文》，旨在藉名物训诂以通诗义。蔡氏之作多用王安石字说，书凡十一类，大略似《尔雅》。虽然陈振孙评之曰：“琐碎穿凿，于经无补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7。但实亦有出于孔颖达《毛诗正义》及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外者。而王安石《诗经新义》及张耒《诗说》和《柯山诗传》，则是假《诗》以抒胸臆，以现时事，为宋人好以己意解经的最佳诠释。
这一时期的《诗经》学文献，自欧阳修《诗本义》，经刘敞《诗经小传》、苏辙《诗集传》、至晁说之《诗之序论》，可以说是一直以来被视为权威的《诗序》《毛传》《郑笺》开始受到质疑，学者对于经典的诠释与说解在诸般转折变动当中逐渐迈向新的路线。由此可见，庆历以降的《诗经》学研究，不仅对《毛传》《郑笺》提出批驳,而且对《诗序》和经文本身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盖宋人不信传注，进而议及本经也。于此，宋代的《诗经》学研究也就进入了《诗经》宋学研究的新天地。
大胆怀疑、自由研究、注重考证、提出新见，是南宋时期《诗经》宋学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诗经》学研究，继北宋欧阳修、苏辙等人开启了对《诗经》汉学的怀疑之风后，《诗经》学者始终围绕着废序和遵序的激烈争论，对《诗经》展开全面梳理、考证和阐释。两派斗争的结果，以废序派获胜而告终。
这一时期废序派的《诗经》学代表著作主要有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朱熹《诗序辨说》、程大昌《诗论》、杨简《慈湖诗传》、黄櫄《诗解》、朱鉴《诗传遗说》、钱文子《白石诗传》、辅广《诗童子问》、王柏《诗疑》。如郑樵所著《诗辨妄》，专门攻击《诗序》，驳斥毛、郑的谬误。他称《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称毛、郑是“村里陋儒”，故陈振孙评之曰：“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己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其后，王质《诗总闻》沿其绪，略序不观。他反对《诗序》，但不直接诋毁，而是采取“废序去传注”的方法，别立新意。而且在《诗总闻》中他以《左传》与《诗序》相对照，证实《诗序》之妄，进而主张说《诗》必先废《序》，并在此基础上“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王质：《诗总闻》卷首《诗总闻原序》，《四库全书》本。对许多诗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朱熹是南宋的儒学大师，他在欧阳修、苏辙、郑樵、王质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作了更系统、更深入地探讨，他所著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立新说，“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王应麟：《诗考》卷首《诗考自序》，《四库全书》本。成为宋代《诗经》学研究中废序派的集大成之作。朱熹另有《诗序辨说》一书，对《诗序》一一加以辨析，分别去取，表现出严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南宋一世其他《诗经》学者如程大昌、杨简、朱鉴、辅广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抨击《诗序》，支持、发明、补充朱熹等人的观点，成为朱氏《诗集传》的羽翼和发挥。
这一时期遵序派的《诗经》学代表著作主要有周孚《非诗辨妄》、范处义《诗补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李樗《毛诗详解》、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林岊《毛诗讲义》、魏了翁《毛诗要义》、刘克《诗说》、严粲《诗缉》、段昌武《毛诗集解》、李公凯《毛诗句解》。面对破旧立新的废序派的猛烈攻击，遵序派为了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也不遗余力地向废序派发起反攻。周孚着《非诗辨妄》一书，专门攻击郑樵的观点；范处义着《诗补传》，极言《诗序》之不可废；吕祖谦着《吕氏家塾读诗记》，采集《诗经》汉学之说，坚守《诗序》《毛传》《郑笺》《孔疏》，成为宋代《诗经》学研究中遵序派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后的戴溪、袁燮、林岊、严粲等人，亦沿着废序的路线继续发展，他们或肯定《诗序》，或取长补短，形成了南宋中后期废序研究的高潮。
南宋时期的《诗经》学研究除了以废序和遵序为核心的《诗经》学文献以外，尚有一些名物训诂之作，代表了《诗经》汉学的成就。如吴棫《诗经古音》、郑樵《诗名物志》、钱文子《诗训诂》、辅广《诗经协韵考异》、王应麟《诗地理考》《诗经天文编》《诗考》等，其中《诗考》是首次对三家诗进行了辑佚，《诗地理考》、《诗经天文编》也是首次将考据学的范畴扩大到地理和天文，这些都对清人的考据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诸如缅怀时世、阐发一己之思的《诗》学著作，如唐仲友《诗解钞》、王应麟《困学纪诗》、黄震《读诗一得》、谢枋得《诗传注疏》等，体现了《诗》学的情怀。
二、宋代《诗经》学文献的特点
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汉如仇；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诋为异端，此乃时代风气。宋世，由于受文学、理学的影响，其《诗经》学文献已不再像汉唐那样专守《诗序》《毛传》《郑笺》和《孔疏》，而是以怀疑和创新的思辨之风贯穿于南北两宋。因此，宋代的《诗经》学文献就具有了与汉唐截然不同的特点：
第一，对汉唐《诗经》学的怀疑和批判。众所周知，自孔子创建儒家学派后，经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学不仅成为治国之学，有关儒家学说的学术形态——经学，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成为儒生们孜孜以求的对象。但汉儒治经，重传注而守师法，及其失则多拘囿于儒家经典一些细枝末节的繁琐笺注，对于儒学的要旨大义则有所不顾。这种模式经魏晋至隋唐都没有多大改变，其间虽偶有学者试图摆脱先儒传注的束缚，但总的情况仍是“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156。然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当时社会改革和复兴儒学浪潮的冲击下，儒家学者们基于对汉唐繁琐学风的反动，便主张抛开传注，直寻经义，形成了一股以疑经惑传为特征的经学变古思潮。这种经学变古思想表现在《诗经》学方面，主要是要突破《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等汉学权威的束缚，而其中又以《诗序》的存废问题为核心。因此，宋代《诗经》学文献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围绕着《诗序》存废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宋代首先对《诗经》的毛、郑之学及《诗序》存废问题提出怀疑和批评的是北宋大儒欧阳修的《诗本义》，随后经苏辙、郑樵、王质的继续阐释，至朱熹而达到集大成。
第二，经学传统下的文学阐释。汉唐以来的《诗经》学者，都以经学的眼光来解释《诗经》的内容，把《诗经》当做宣扬封建政治伦理的“美刺”教科书，而不是把它看成文学作品，故汉唐人的经解中看不到从文学角度论诗的笔墨。然宋之《诗经》学者如欧阳修、苏辙、郑樵、王质、朱熹、严粲等人却已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在注解《诗经》的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学的眼光。如欧阳修《诗本义》曰：“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欧阳修：《诗本义》卷六，《四库全书》本。 “情”是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欧阳修对《诗经》人情的关注，正说明他欲从文学角度探求《诗经》的本义。再如他释《渐渐之石》篇曰：“渐渐高石，与悠悠然长远之山川，皆东征之人，叙其所历险阻之劳尔。‘不皇朝矣’者，谓久处于外，不得朝见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谓深入险阻之地，将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谓征役者在险阻之中，惟雨是忧，不皇及他也，履险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为言。”欧阳修：《诗本义》卷九，《四库全书》本。这一段注释，从文学描写下笔，言简意赅，颇能曲尽其意。郑樵《诗辨妄》在论《芣苢》时说：“《芣苢》之作，兴采之也，如后人之采菱则为采菱之诗，采藕则为采藕之诗，以述一时所采之兴尔，何它义哉！”郑樵：《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本。此处郑樵认为《芣苢》就是一首歌颂劳动的赞歌，别无他义，同《诗序》的政治道德附会自是不同。至宋之大儒朱熹则更是把经学传统下《诗经》的文学阐释发挥得更高，他第一个正确地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其大多数诗篇乃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朱熹：《诗经集传》卷首《诗经集传序》，《四库全书》本。而且他还主张用文学方法读《诗》，如他说：“《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过，一部《诗》只三两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记不得，全不济事。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〇，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2086。总之，宋之学者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文学角度研读《诗经》，这为《诗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宋代《诗经》学文献具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崭新面貌。
第三，《诗》学研究中的理学色彩。宋儒治学的精神与前人大异其趣，他们注重经籍的中心思想，重视义理，讲究精微，故称为“理学”或“宋学”。理学的核心是继承传统的儒家之道，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着重从宇宙观的角度，对儒家之道作深入发挥。因此，理学作为宋学的核心，其鲜明的学术思想特点也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诗经》的研究中。宋代现存和辑录的《诗经》学文献中，能具体展现理学色彩的《诗经》学著作主要有三部：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和杨简《慈湖诗传》。吕氏之作开篇就尽量征引张载、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论《诗》言论作为读《诗》的纲领，并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圣典。而且在融合汉学与宋学的基础上，他既重视《诗经》在心性涵养中的功用，也突出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这些正是他作为理学家的身份所展现出的理学《诗》学观。朱熹为宋代理学之大成，他的《诗集传》以“二南”为中心建立了以理学思想为指导的新经学诗教理论体系。即“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记之，讽咏以旨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朱熹：《诗经集传》卷首《诗经集传序》，《四库全书》本。朱熹以“思无邪”为指导，重视对诗本义的挖掘，故提出了所谓“淫诗”的说法。朱子所谓的“淫诗”是具有讽谏作用的，因为他认为：“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三，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538。这就从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杨简的《慈湖诗传》是心学一派的《诗经》研究代表之作，他以自己的心学思想解释《诗经》，呈现出鲜明的“六经注我”特色。在杨简看来，《诗经》三百篇，“孔子所取，取其无邪，无邪即道心”杨简：《慈湖诗传》卷一，《四库全书》本。他认为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句是《诗经》的核心和宗旨，“思无邪”就是“道心”，就是三百篇的宗旨，《慈湖诗传》就是以此为中心反复发明，彻底地贯彻了自己的心学观点。宋代是理学产生、成熟和繁盛的阶段，因此，传统经学的阐释打上浓厚的理学色彩也就在所难免，《诗经》学更是自不待言。
总之，宋代的《诗经》学研究，基于怀疑和创新的思辨学风，创造性地阐释了汉唐《诗经》学，使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成为《诗经》学研究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同时，宋儒所开创的舍训诂而趋义理，好以己意解经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了《诗经》宋学的主要阐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