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铁路建设初期，为了使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投入有效运作，同时也为了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和展开协作，产生了现代化的企业组织和专门的管理人员。铁路投入运营后，对机车、货车、轨道、车站进行维修和管理，大规模的分级型管理组织更是必不可少。铁路建设时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因此，在铁路早期建设与发展中，发行铁路债券，成立股份制公司等“现代金融”手段与企业运行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于铁路中。而铁路运输丰厚的回报也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当时各国证券市场上交易最大、最活跃的“宠儿”。在1830～1840年的美国证券市场出现了一个“铁路证券时代”，并一直延续到1920年，铁路公司的股票是证券市场上占比重最大的证券，最高时曾占纽约证券交易上市股票总份额的60%。
在美国人的“西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在大西洋对面的欧洲大陆上另一个强国也在迅速崛起，那就是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统一不久的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重视发展科技和教育，同时德国全境竞相修筑铁路，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狂潮，几十家银行相继开业，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在短短的20年里，仅普鲁士就出现了资本总额达24亿马克的295个股份公司。股份制促进了德国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境内密布的铁路网已经形成，长度超过中西欧等国，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
铁路网的形成，把德国沿海与内陆、原料产地与工业中心、城市与乡村都连接起来，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促进了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一系列科学发明创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许多重大发明如内燃发动机、柴油机、汽车等均出自德国人之手，德国与美国携手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德国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由此可见，股份制作为一种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在美德等国的铁路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假若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同时，股份制的出现使企业规模突破了个人资本量的限制，日益扩张，内部结构日益复杂，现代职业经理阶层应运而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泰勒开始思考如何使用秒表研究来提高工作效率，法国人法约尔也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传统管理学由此诞生。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没有美德等国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更不会催生改变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也不会产生管理学这门独立的学科。
第二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实现经济近百年的快速发展，但到了20世纪后期，这架引擎的推动力已明显不足了，这就需要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为世界经济重新注入前进的动力，而新的技术革命，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山谷，肩负起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重任，而承载着新技术革命的半导体芯片的主要原材料“硅”，最终成了这片山谷的名字。一个世纪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果园和葡萄园，但自从国际商用电器公司（IBM）和苹果电脑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在这里落户之后，这里就成了一座繁华的市镇。在短短十几年之内，硅谷成为世界电子工业的王国，创造出了无数的高科技富翁。
资源禀赋仅是硅谷成功的一个基础，而真正为硅谷的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无数风险投资家的“疯狂舞蹈”，他们不但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如何管理企业，怎样把股票抛给公众……早在100多年前，加州的黄金就引发了一场全美的淘金狂潮，而如今风险投资硅谷“点金术”所创造的财富则远远超过了加州矿脉里的金矿……
风险投资公司是硅谷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高科技公司具有强烈创业精神和拥有一批科技人员兼企业家之外，风险投资是助推其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快速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高科技公司开辟了广阔的融资天地。硅谷是全美风险性创业投资的主要活动中心，全国最大的风险性创业投资公司有2／3以上在硅谷或其附近设有办公室。
风险投资与创业精神相辅相成，如果不了解风险投资家的作业方式，就无法了解硅谷这样的高技术系统。可以说风险投资家是创业型企业执掌生杀大权的守门人，他们除了可以决定一个新公司能否成立之外，还在公司发展初期协助公司经营管理，提供技术方面的建议，有时甚至可以请公司的总裁亲自接管公司，直到找着新的领导人为止。风险投资就是把钱押在潜力雄厚的高技术新公司，而风险性创业投资公司便在企求高收益的投资人和需要资金的创业家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创业家必须以出让公司相当大一部分股权的代价来换取创业资金，因此创业家对于风险投资家往往是既爱又恨。
硅谷绝大多数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有风险投资的支持，风险投资是硅谷的魅力所在。可以说，风险投资是镶嵌在美国硅谷的一颗钻石，正是风险投资成就了硅谷的今天。创新、创业、风投……共同谱成了硅谷美妙动人的音符，在巨大的风险投资的推动下，以美国硅谷为核心的科技企业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的新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息革命已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继续向前，确切地说，信息革命还算不上一次完整的工业革命，它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同时又为下一次工业革命准备了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要积极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竞相角逐新一轮工业革命。
2011年，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认为，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的革命将改变整个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各方关注。
里夫金认为，新通信技术与新能源系统的结合，往往预示着重大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印刷技术与蒸汽机的结合、电信技术与内燃机的结合，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为他所定义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新能源革命。在互联网时代，能源的分布可以建立起神经式的互动网络，将普通电网变成能源型互联网。随着生产生活的数字化与自动化，未来将出现由通信、能源和运输三大网络相互融合形成的“超级物联网”，人们能直接在物联网上生产、分享能源和实物，并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里夫金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物联网、新能源技术革命会让社会大生产在一些领域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也就相当于免费供应。于是，公司利润开始枯竭，人们开始乐于与他人分享一件商品而不是独占，从而产生了一种深刻改变社会的混合经济模式：资本主义模式和“协同共有”模式共存。
前面我们分析过，在历次重大技术革命中，都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正如股份制对铁路建设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风险投资对信息革命的催生与促进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需要金融体制和企业组织形式的重大创新来与之相适应。
在里夫金的设想中，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和“协同共有”模式共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当然这一理论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2014年以来众筹特别是领筹网独创的经营权众筹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全球最大单体屋顶光伏发电站的收益权众筹产品登陆北京特交所旗下众筹平台领筹网，使我们看到了众筹特别是经营权众筹对新能源产业的巨大支持和推动作用，由此我们可以预测，经营权众筹很可能会成为里夫金笔下“混合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发挥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唤金融体制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众筹尤其是经营权众筹的横空出世，使投资者除了股东和债权人之外，还可以以经营权投资者的角色参与到企业中来，分享企业的经营收益，这必将大大改变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甚至改变传统的商业生态，这对于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解放。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新产业革命初露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在200年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结果落后挨打了上百年。如今，在这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和子孙后代幸福的关键时刻，我们能否登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车？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吹鼓手里夫金一直看好中国经济，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在未来一定能引领以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系统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认为，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长期规划的眼光，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三大财富加在一起，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力量。里夫金希望中国不光成为经济上的大国，而且在各方面成为一种领导性的力量，领导整个人类与环境友好相处、注重可持续发展。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里夫金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而众筹模式所倡导的聚闲散资金、集众人智慧、交流与分享的理念，不正是能源民主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吗？！
人类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迎面而来，众筹模式更是方兴未艾，面对这一切，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公司准备好了吗？中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