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加沙地带居住着五十万巴勒斯坦难民。约旦河西岸四十万（我们这里只谈难民，不谈以色列统治下的所有阿拉伯人口）。约旦八十五万。黎巴嫩二十五万。叙利亚也大约有二十五万。共计有二百二十五万巴勒斯坦难民。即便以色列统治下的难民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那些分布在阿拉伯各国的生存在可怕状况下的一百多万兄弟的痛苦也仍旧存在。正是如此，在非常了解此问题的人们当中，这种绝望之情才如此之深切。正是如此，难民们才允许自己变得耽于梦幻。
作家兼法律家拉吉阿·希哈德承认，青年时代的他也是一名自然风光的色情著作作者。他听过有关雅法与沿海平原的很多故事和传说，是雅法与沿海平原风光的色情作品作者。现在当他徒步旅行到拉马拉旁边的小山上，忽然有那么一瞬间会忘却自我，尽情享受和大地的契合，百里香气息扑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棵橄榄树，随即明白自己在看着一棵橄榄树，眼前的橄榄树变了形，变成一个象征，象征着斗争和失落，“几乎就在同一刹那橄榄树从我身边偷偷移走，”希哈德说，“以前立有橄榄树的地方，是一片虚空，充满了痛苦与怨恨。”
虚空。数十年一直充满怨恨的一无所有。
还有一次，我在纳布卢斯碰到的A．N．对我说：“我当然恨你们。也许当时我并不恨，只是恐惧。后来，我开始仇恨。”三十岁的A．N．是巴拉塔难民营的居民。
当被发现犯有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罪之后，他蹲了十年监狱（在阿什克隆和纳福哈监狱）。“我的确没参加行动。他们只是教我怎样射击。”“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那里让我明白了我是谁。现在我有了自己的观点。别相信对你们说巴勒斯坦人并不真恨你们的那些人。你们要知道：普通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种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们以及你们所统治下的生活逼迫他们去仇恨。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剥夺了我十年的生命。你们在1968年把我父亲驱逐了。他什么也没有干。甚至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也不是。
可能甚至还是个反对派。你们想把对事情持有见解的人统统撵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了领袖。甚至对你们来说微不足道的领袖也没有了。我母亲呢，六年啦，你们都不让她去探望我父亲。还有我，出狱后，你们不允许我盖房子，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去游览约旦，什么都不让干。他们不断地重复：看看我们给你们带来如此的进步。你们忘了二十年间一切都进步了。整个世界大踏步前进。不错，你们对我们有些帮助，但你们不情愿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不错，我们有了一点点进步，但是看看你们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进步有多大。我们远远落在了后面，要是你们调查一下，大致会发现，相对说来，我们甚至比1967年还要贫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费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随《约旦河西岸数据报告》的作者麦罗安·本温尼斯特博士一起调查了实际情况。按照他的研究，约旦河西岸人均消费估计相当于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后来。”这个巴拉塔的小伙子接着说，他表情不自然，但流露出冷静无声的愠怒，“后来你们来了，说在约旦人的管辖下不好。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约旦人拿走的只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你们不论什么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们这些恐惧你们、依靠你们维持生计的每个人的身份，你们什么全拿。你们把我们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呢，我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对你们的恨和政治思想。你们带来的另一个不利处是，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最普通的农民，都被你们变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个妇女一起喝茶。听女人谈起那些最尖锐的事情。男人比较害怕蹲监狱，害怕威胁恫吓。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马当先，是女人呼唤呐喊，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大声道出满腹的苦楚。皮肤黝黑、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七十五岁，思维敏锐，瘦长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里克。”我对她说愿神与你同在，她自嘲地、咧开空空的牙床轻轻的一笑，说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样子呢？”她向我解释说，人就像一根麦秸，一变黄就弯曲了。
她在这套标准的难民住房中住了有四十年。房子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建造，墙壁和屋门上仍然能够发现联合国的标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均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任命的一位负责人负责。他在福利救济署与居民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他本人原来是难民，住在难民营当中。他有权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项，授予在难民营的居住权，推荐学生进大学读书。
这套房子有两个小房间，不但没有自来水，而且经常停电。今天外面下着雨，房间里似乎是一片漆黑。啥迪加和姐姐坐在一个草垫子上，检查难民营中的医生给姐姐开的药。姐姐患有气喘病。工作在难民营中的教师和医生一般来自外面，来自附近的城市。清洁、卫生、建筑这些极其简单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负责。我现在所待的这套房子里住有五个人。我们喝茶的这间房子里有个柜，柜上放着一只小箱子。箱子半开着，也许在等着让人搬走。几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着蔬菜。一个年轻的女人，神色有些紧张，拿来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这儿的每所房子里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妇用的嫁妆箱子，由南欧紫荆的柔软树干做成。女人在这里存放着自己的嫁妆、床单、结婚礼服，也许还有孩提时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绢——毕竟，她结婚时还是个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给你一德南土地，那地方很好的，光线很好，是在野外，你愿不愿意？”
“愿意，愿意。”她笑了，“当然愿意，但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
她也像个政治家，像多年来给她带来如此厄运的那些人，慷慨陈词地讲述此话。她至少有权利这么做。我努力回忆，巴勒斯坦领袖们有许多次错过为自己获取家园的机会：1936年有一次划分提议，第二次提议是1947年，或许还有其他机会。
他们盲目地一一予以否决。我们静静地喝着茶。男人们出去做工。墙上有两颗钉子，用作挂衣钩，其中一颗钉子上挂着阿拉伯人头巾上的黑色束带。
任何在“占领区”服过兵役的人都明白，这样的房间在夜晚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任何一个参加过夜间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会记得，狂暴地闯进一个与眼前这个相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正睡觉，特别拥挤，空气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个人共盖一条扎人的羊毛毯子，睡觉时还穿着工作服，似乎随时准备从床上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们在混乱中惊醒，手电筒的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孩子们放声大哭，有时一对夫妻正在做爱，士兵们将房子团团包围，有的士兵——在难民区的小路上跋涉后鞋上沾满泥巴——走过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则嗵嗵嗵地走上铁皮屋顶。
我注视着空空的水泥墙、发光的油灯、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随着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发雷霆：“我们像吉卜赛人，是吧？我们很可怜，对吧？哈！我们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点头，尖下巴戳着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们陷入沉默，喘着粗气。仪态有几分粗野、奇怪的年轻女子想说些什么，却还是一言不发。她的手真的将口紧紧捏住。东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时的警觉，既含着彬彬有礼的华而不实，又带着蓄意的细腻拘泥，矫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绷紧了。我十分慌乱。年轻女子努力想弥补一下。她转移了话题，问婆婆是否愿意给坐在这里的以色列人讲些什么，比如她在故乡土地上劳作的那段日子。
“不，不。那是在伤口上撒盐。”“呀，妈妈，你愿意唱唱那时候种地的、种葡萄和酿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吗？”“不。”她只是固执地闭紧干裂的嘴唇，摇着头发稀稀落落的脑袋，但是，又一次出于某种根本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脚开始打起一种久远的节拍，身体静静地来回晃动，我目光审慎地盯住她，她一只手颤巍巍地拍打着大腿，鼻子气得发红：“文化！你们的人不知道我们有文化！你们无法知道这种文化。它不是电视文化！”她脸上的怒气突然全无，再次表现出失败之情，表现出明白一切，表现出镌刻在老年人脸上的一切古老符号。“世事艰辛，世事艰辛……”
她非常伤心地点着头，合上双眼，目光避开这狭小、昏暗的房间，“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没准儿，让你奶奶给你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