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
中国第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无疑是庄周。他的出现让中国人开始走向内心深处。时空中从此有了另一类人的灵魂出没，让我们有可能在心灵的高度发现人和世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这个人其实也曾混迹于荒芜尘世，最典型的是干过漆园吏，很小的一个官，甚至说不上是个官。而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很重要，一个能看到内心深处的人，能走进内心深处的人，一定是对尘世有着独特与切身的感受，有着很真实的痛感。他并非没有当大官的机会，当初，楚威王欲拜他为相，听听，庄子怎么说——你带来千金，噢，够多啦，让我去当宰相，这官够大了！……可是，一条在祭礼上用来作祭品的牛，就算披着锦绣，进入大庙，最后还是把它给杀了，哪怕它想要像一只小猪那样活着，你能办到吗他把楚威王派来的使者送走了，他说他宁愿自由自在地在臭水沟里嬉戏，也不愿受那些国君的羁绊。他想要做的不是天下的主宰，而是要做自身的主宰。这也就是庄子灵魂的骨头，那就是超然于体制之外，以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也踔然倔立于尘世之外，他借助灵魂的力量，让世界的部分真相暴露了出来。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里，竟然有着对尘世一切完全看透了也彻底洞察了的豁达与潇洒，这让一个民族惊奇了几千年，还是充满着惊奇。
世人皆谓庄子以超尘出世的方式抽空了自己的血肉，我却感到他内心的丰富，他不但是中国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早的生命与灵魂的叙事者。他离生活很远，但离灵魂很近。他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有灵魂的人从此活在你的身边。这其中有多少与灵魂的搏斗，才能抗拒世俗功利的强大诱惑。他以一生在潦倒中的坚守，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精神源头，也为更多的人摆脱生命的庸俗找到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后世如陶渊明者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庄周的“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骨子里的是一样的东西。
二尘世是把双刃剑，可以磨蚀掉人格，也可铸造出人格。
人世的文人，也不乏有骨气者，如屈原的正道直行。
庄子放逐了自我，于是逍遥，成了寓言家。他以寓言说出箴言。
屈原被体制放逐，所以悲愤，成了有骨气的文人不容于体制的最早的寓言。
屈原之不容于世，可以理解，体制内的丛林法则往往不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反倒是最优秀最正直的人最先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体制下，越是那些善于投机、人格低下的伪小人越是如鱼得水，风光无限。数千年来中国人还没完全搞清楚，你不知道是先有这些个伪小人才有那样的体制，还是先有那样的体制才有这些个伪小人。
庄子之不容于世，难以理喻。像他这样一个人，又不与你去争花翎顶戴、功名利禄，问题是，哪怕你与世无争，你想要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也是有罪的你的人格就是一种原罪，一下就把体制内那些没有人格的文人反衬出来了，你也就必须为你选择的自由与人格付出代价，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廉价的自由和人格。
庄子不在乎。庄子一生系于陋室，却一任思绪天马行空，逍遥于四海之外。
屈原太在乎。屈原行吟泽畔，上下求索，却从未走出楚国的王宫……屈原是一个对待人生非常严肃的人。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他都会认真对待。譬如上官靳尚、公子兰又在君王跟前说了自己什么坏话，又造了些什么谣言，他都急急忙忙想要解释，想要澄清。他在乎的其实也不是上官靳尚、公子兰之流，而是君王。但庄周不会。他谁也不在乎，他对内心之外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乎，也不感兴趣。现实对于他，只是一个空洞而不着边际的虚幻存在，只有心灵是最真实的。
屈原之悲愤，在于他虽殚精竭虑以事其君，却被上官靳尚、公子兰之流的伪小人陷害，竟至于被楚王放逐；屈原之骨气，既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方正耿直，凡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也是他在放逐之后的决不妥协……屈原是矛盾的。一个体制内的文人，既不愿意失了人的尊严又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其结局往往十分悲惨。屈原的命运，也就成了千古忠臣的象征。屈原无傲骨，但有铁骨，铁骨铮铮。他的这种骨气，必将成为中国文人的另一个精神源头，甚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命脉所系，而这样的铁骨，一开始就是悲壮的，永远都是悲壮的。
屈原被放逐，加速了楚国的灭亡，也加速了诗人的诞生。
庄子让人神会，屈原令人感动。
如果没有庄子，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如果没有屈原，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伟岸的人格。
而以屈原比之孔子，我觉得，在中国文化形象上，屈原比孔子更接近一个象征。从屈原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崇尚伟大心灵的时代。
三在庄子与屈原之后，中国未来数千年文人的历史，实际上是这两个人交替讲述的故事，他们有时候就是同一个人。
骨气是骨子里的东西，也是一种浸透了悲凉意味的东西。我想它首先是一种气质，一种人格，然后是一种人格深处的高贵。然而，这种有骨气的文人永远都是异数，他们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他们所呼吸到的空气也是非常稀薄的。
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漫长而黑暗的又处于极端封闭状态的专制史，长期压抑着人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日复一日地磨蚀着人性中所有的棱角和个人心理的真实，形成了典型的集体无意识。
当经典的意义被无形消解之后，屈原的正道直行成了文化源头上的一个最直接的形象诠释，这一伟岸的人格形象有了永恒的象征意义。但有时候也会走入某种极端，如诸葛亮式的为了人格的完美而过度的自我塑造，以及官方修史者对这一形象的过度诠释，成为体制内人格扭曲的另一种残忍的却更有欺骗性的方式。
好在不时又有矫枉过正的人出现，譬如李白。李白也算有傲骨的，命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天子“亲为调羹”，但他也还是在天子面前献“秦颂”一篇，典型的献媚文学。李白之傲，有点恃宠撒娇的轻狂了。
幸运的是，李白这首诗很少被人记住，后世记住的是李白的另一句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好个李白，这一声喊，骨子里的东西全出来了。
这才是那个骨子里的李白，其他的李白全是假象。
但李白有仙风，无“道”骨。我这里所谓的“道”，非老庄之“道”，而是屈原那种正道直行之“道”。也许李白更应该待在天上，他的诗歌少有人间烟火、民间疾苦。在仙界，肉眼凡胎是最沉重的东西，孙悟空一个斤斗云可以翻过十万八千里，但却背不动唐僧的肉身。李白的世界是一个凌空的世界，他以无人企及的浪漫直把人间变成了仙境，但他却载不动人间的许多愁。
他载不动的东西，最终都落在了骨瘦如柴的杜甫肩上。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最难以言说的也是苏东坡。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屈原，是庄子，还是李白。
一切专制与强权都是排斥个人存在的和个人思考的，甚至包括君王自己都不是作为具体的人而存在，都是专制的附庸或影子。苏东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