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芝川镇东南的梁山，坐西朝东，山脚下就是黄河，河面开阔，波光粼粼，太阳照得河水似碎银般蹦跳。踏进“汉太史司马祠”的古朴牌坊，即一脚踏进了公元前战国时期的古道。这条古道全是巨石铺成，虽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剥蚀，但车辙依然，深深地镶嵌在古道中间，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世道的变迁，诉说着司马迁的伟大功勋和悲惨遭遇。
当地人把这条古道叫司马坡。其实这条古道叫韩奕坡，修建于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家分晋，魏分得西河之地，筑城少梁。为了开通少梁与西河郡的交通，遂在今芝川镇南的梁山悬崖上开凿了这条大道。因少梁是西周韩侯的食邑，故称这条大道为韩奕坡。司马迁祠墓就修建在韩奕坡旁，要拜谒司马迁，首先要走过这条古道。
从悠悠古道走过，已经使人感到肃穆；再昂头看，进入司马迁祠墓的牌坊上“高山仰止”四字，更让人的心灵震撼起来。韩奕坡修筑于战国时期，而用刀笔把战国时期及这之前悠久漫长的华夏文明史在骨片、竹简、缎帛上完整记载下来的，便是伟大的司马迁。中国是文明古国，在文明的初始阶段，历史是语言的，而不是文字的。待到文字可以在骨片、竹简、缎帛上记录历史的时候，文字对于大众是奢侈的，因而这之前的历史，便是群众口头流传的历史。司马迁就是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他站在语言历史与文字历史的承接点上，把盘古开天地以来的华夏文明史从语言的传承中拯救出来，用文字记录的方式，把历史的文明给予固定。公元前125年，年仅20岁的司马迁开始用4年时间对全国各地进行历史考察，他游历名山大川，寻找文物古迹，探究佚闻古事，从广大群众口头流传的历史中，考证历史的真实；又从实地的考证中，纠正群众口头流传历史的偏差，以探求历史的连续、完整和真实。这是一项足以与盘古开天地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不是抱定探求真理精神的智者、学者是不可以问津的。
我们不妨联系“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期，用事实来说话。战国时期，多战而无义战，战火时而把中国版图分割成几十个国家，时而把中国版图分割成几个国家。虽然各国都有记载本国历史的史官，但因为多战而无义战，本国史官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偏颇难免，真实性令人质疑。退一步说，即使各国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而要把诸多国家的历史编纂到一起，用华夏文明这根线索串起来，简直就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不信么？我们可以去请教孔老夫子。他可是中国的教育鼻祖，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老夫子早年并不搞学问，而是谋做官，当过仓库管理员、营建司空，辗转齐国、卫国，才熬了个鲁国司寇。但因他性格明朗豁达，高兴了就唱，伤心了就哭，看不顺眼就骂人，不似其他官吏那般奸猾油滑，因而遭到嫉妒。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可四周全是反对他的嘴，他辩不过人家，官也辩没了。官没得做了则罢，但这口气咽不下咋办？于是他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讲空话没用，不如把春秋以来二百多年政坛人事的正误是非写出来，用事实来说话。从此，孔老夫子潜下心来写了一部《春秋》，搬出被杀的36位君主，灭亡的52个国家的辛酸史实，从礼、义这一为君治国的根本问题上，讨论了一番得失教训。大学问家孔老夫子用他的智慧和学识对拯救中华文明史作了一次尝试，但他也只是局限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而这之前的华夏文明史，仍是一片空白，无人问津。就是这件连孔老夫子都做不成的事，司马迁做成了。他不仅把春秋战国，而且把这之前直到盘古开天地的历史，用华夏文明这根线索完整地串起来了。
“高山仰止”啊！古道旁这块牌坊，是对司马迁最贴切的写照。真不敢想象，要是没有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作为炎黄子孙的后人，该向谁去讨教华夏的远古史？在中国的史学领域，司马迁就是一座高山，无人能及，后人只能仰着头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