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改朝换代，当上新朝皇帝的王莽又筹划新主意了！对于精于诡计的王莽，变换花样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张三吃豆芽，小菜一碟，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幅庞大的社会蓝图，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是一个极不成功的改革家。
相比起来，汉代的土地税不重，每年只收取收获量的十五分之一，最少时是三十分之一。但自西汉中期以来，达官贵人们倚仗权势，大量地兼并土地，很多平民失去了土地后，或者向地主租地，或者卖给地主成了奴隶。在一个农业为主的东方大国中，农民是立国之本，是赋税和劳役的主要承担者，现在农民少了，财富集中到了贵族官僚手中，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而且，奴隶自身生活及生命都得不到保证，租地种的农民要交一半以上的收入给地主，这样温饱都难以解决，迫于无奈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因此土地和奴隶问题是社会危机的最主要根源。这一点王莽是十分清楚的，一上台新颁布了“王田令”和“私属令”两项改革措施：全国的土地称“王田”，属新朝国家所有，任何人禁止买卖；一个家庭中成年男人不足八名的，占田不得超过九百亩，多余的要无偿交出来，分给亲属或邻里；以前没有土地的，一对夫妇接受一百亩耕地；胆敢违犯者，流放边疆。把各家的奴婢称“私属”，一律禁止买卖，对于那些不服从者，也流放边疆。这两项改革，实在是考虑了百姓的利益，然而又是实在行不通的。试想，那些拥田数万的豪强，以及掳掠人口买卖奴隶的恶棍，哪个不是地位显赫？让有权有势的人白白交出自己的财产，停止其罪恶勾当，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对工商业的改革，表现在始建国二年颁布的“五均”、“六筦”、“赊贷”三项法令。“五均”就是由政府来经营工商业经营，在当时全国最大的五个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设立专管市场的机构，并在每一季度的中间月份，评定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售价由官方平抑。此做法看上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了，但是那些上官们总是以贱收贵买的方式，从中谋取利益。“赊贷”是由官府借钱给百姓，限制商人们放高利贷，但到期还不出来也是要罚为刑徒的。“六筦”就是在“五均”和“赊贷”之外再加上国家专卖盐、铁、酒，国家统一铸钱，国家统一收取山泽使用税。这些政策表面上看都很好，然而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从这些执行人员根本就没有工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能不互相勾结坑害百姓吗？
“六筦”中最坑人的要算是铸钱了。对货币的改革，早在篡权前就有过一次：居摄二年，王莽下令，在五铢钱外，增铸错刀、契刀、大泉三种，与五铢钱一同流通。建立新朝后，王莽认为汉朝皇帝的刘字，繁体写法是“卯、金、刀”，而五铢钱、契刀、错刀三种货币的名称全部与刘（刘）字有关，为了表现改朝换代，这三种钱都应废除，只保留“大泉”一种，另增发两种“小泉”。次年，又发行“宝货”，共计“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二十八个品种。在这些钱币中种类繁多，而值也不统一，让人们换算起来非常的困难，在那时人们都不愿意接受，在私下却还用着旧时使用汉代的五铢钱，但是如果被发现的话，将会被判严重的罪刑。至于那些敢私下铸钱的人，自己判罪之外，邻近的五家也受株连，闹得人心惶惶，虽说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但是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因为邻居铸钱而被杀头。据说王莽一再改变货币的目的，主要是想让那些富裕户所存钱币变成废物，间接地从中掠夺富人的财产，从而达到消除贫富不均现象的目的，然而这样一来，富人还可用不动产维持生活，贫苦的人却连日常吃喝都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穷人为了要生存穷人不得不起来造反，而那些富人呢？为了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开始反对王莽的这种做法。那时的人们反对这种现象，吃了苦头，但是得到好处的倒是两千年之后的现代人，这些种类繁多、造型别致的王莽钱，成了文物爱好者重金搜集的对象，一套完整的莽钱其价值甚为昂贵。这真是一种时人不爱今人爱的怪事。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的改革就更是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了。一方面，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官名，以及地名、行政区划，都进行了大改动，并且进行一改再改。例如，把大鸿胪改称“典乐”；把大司农改称“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卿改称“作土”；把水衡都尉改称“虞予”，等等举不胜举。此时的王莽改名就如同是犯瘾了，又把长安改为“常安”，把长乐宫改为“常乐室”，把未央宫改为“寿成室”，未央宫前殿称“王路堂”。这些改革只会浪费精力和钱财，一点儿意义也没有起到。
另一方面，王莽又滥加封赏，使得公、侯、伯、子、男各级爵位人员众多，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博得王莽的欢心，地位马上就会一步登天，成为贵族。像哀章献匮时随便乱写的王兴、王盛二人，只因合了“王氏兴盛”的意思，就一夜之间由卖大饼、看城门的卑微身份而平步青云，封侯封将。
在对外关系上面，王莽也是不肯放过的。在他眼中，他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境外附庸也敢称“王”，有违古制，应改称“侯”，收回汉朝发给的玉玺，重新赏给侯爵印章。这些境外民族，名义上尊汉朝为宗主，其实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进贡给中央的东西还不如收到汉朝赏赐的东西多，可王莽偏偏要在一个“王”还是“侯”这样无关紧要的名称上做文章，嫌国内乱子还不够多，竟要乱到国外去。一些弱小的民族，对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满意，但是也要忍着，但是一向强悍的匈奴却不愿容忍，囊牙单于索要旧玺不成，就起兵犯境，掳掠百姓，在北部边境燃起战火。西域、东方的高句丽、西南方的句町国也因王莽的无理挑衅而反抗，或者断绝关系，或者战争四起。宁静了百年的边境再也无法宁静了。
无论是平民百姓也好，还是达官贵族，他们都认为王莽的新政还不如以前的汉朝，因此，总的来说，王莽的种种改革都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个王朝的衰亡，总有其必然的原因；至于亡到谁的手里，则会有些偶然性。西汉中期以来，官吏贪赃枉法腐败堕落，贵族豪强大肆掠夺聚敛财富，而老百姓则是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为汉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而王莽倚仗着一个少有的长寿老人太皇太后，大耍其阴谋诡计，终于篡夺了汉朝的江山。但这时的社会好比是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若能对症下药多加保养，也许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否则将会是死路一条。王莽上台后，虽然进行一些改革，毕竟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干脆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无济于事。
这样的统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地方上的官吏纷纷叛乱，朝廷里面也是众叛亲离危机四伏，王莽的末日将到。
王莽的长相奇特：嘴巴大、嘴唇向外翻；腮又短又宽；眼珠子向外鼓，布满了道道血丝；身高只有七尺五寸，（合今日之1.7米上下）；说话声音嘶哑而惨厉。依照现代医学的说法，他大概与秦始皇差不多，都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为了掩饰身材瘦小，王莽喜欢戴高帽子，穿高跟鞋，往衣服里填充羽绒，好让自己看起来高大粗壮一些。他走路姿势也与众不同：手放背后，仰脸冲天，只用眼睛余光扫视左右人群，一幅清高孤傲不屑一顾的样子（也许当皇帝之前并不这样）。有个相面先生见过王莽后说：“他就是相面书上所说的鹰服、虎嘴、豺狼嚎叫，这种人是吃人的人，但最后也必定被人吃掉”。王莽知道之后，派人杀了这位算命先生，但是从此以后经常用扇子遮住脸，一般人难以再看见他的尊容，可他被人吃的命运终于无法摆脱。
对于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王莽最初试图以招安的方式，兵不血刃地予以平定。他派使者去山东招抚吕母，宣布只要她们放下武器回家安居乐业，朝廷可以既往不咎，赦免杀官造反的罪过，受到了严词拒绝：“王莽对待百姓残酷暴虐，横征暴敛让人们无法生活；法律禁令又多如牛毛让人防不胜防。百姓辛苦劳作，收获的产品却抵不上交税的，闩起门在家呆着还说不定因邻居有罪而被牵连。我们放下武器回家还不也是死路一条吗？”使者回京后如实汇报。王莽听完之后，气得火冒三丈，只好拿使者来消火，这样使者做了替罪羊，把他撤职查办了。而到别处义军去的使者一见到这个阵势后，使学会了耍小聪明，信口雌黄地蒙骗王莽，说什么“起义军只是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几天了”，“在您的圣威下，不废一兵一卒，他们也要完蛋”。他们的这些话正好符合了王莽的心理，听后心里很高兴，因此重重奖赏各位使者。
实际招降成功的只有一例：大臣储夏去会稽郡长州县，劝说起义军领袖瓜田仪投降，在这次的招降中取得了成功。可惜，瓜田仪的降书送到了长安，人还没有动身之前，就患病死掉了。于是王莽在这件事上，大造声势，诏令厚葬瓜田仪，赐给“瓜宁殇男”爵号，期望着别的义军也效法瓜田仪。然而，此时的人们早已看透了王莽的真面目，没有一家义军被他的这一招假仁假义所蒙骗。
招抚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王莽只好采取武装镇压。王莽在全国推行军事一体化措施，中央各大臣兼任前后左中右五大司马，地方上州级官吏兼大将军，郡级长官兼偏将军，县级长官兼校尉，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兵营，加强对起义军的讨伐。但起义军依旧在战斗中壮大成长，队伍日益扩大，王莽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实地方官中也有有勇有谋的将才，如青州（今山东）的田况就是一位。田况在义军四起的时候，征发辖区内18岁以上的男人四万多组成一支大军，加紧操练严阵以待。结果当地的农民没有足够兵员致使他们造反不成，而外地义军也畏惧不敢前来，所以在这块地方上平安无事。田况自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立了功，没想到招来了王莽的训斥：“没有中央的命令而擅自组建军队，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该受到严厉惩治。鉴于目前形势，准你戴罪立功，暂且代理青州、徐州（今山东、江苏）地方长官。”表面上责备，实际上提拔，也是王莽用人的一招手段。田况感激王莽任命的高官，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又献上了自己的治国方略：“针对起义军力量分做、各自为战的特点，宜予地方官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依靠地方豪强，实行坚壁清野的堡垒战略，让起义军陷入在乡间抢不到东西、攻打城池又力量不足的困境，不失时机地采用剿灭与招抚并重的方式，不愁义军不被消灭”。王莽历来孤性多疑，最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读了田况的建议后暗自思忖：田况果真有一套办法，但他也是个危险人物，必须严加控制。于是派使者调田况入京另行安排职务，但山东一带也随之被义军占领。像这样，稀有的几个头脑清醒、能力超常的人，因为遭到王莽的猜忌而被免了职位，剩下的一些大臣要么就只会拍马屁，要么就装聋作哑，整个形势就好比是江河日下致使一发不可收拾。怪不得有人发牢骚说：“把狗拴得紧紧的，又想让他抓到更多的野物，怎么可能呢！”
放着好的建议不采用，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大臣想办法，大臣们只有出些歪主意了。奇怪的是，越是那些荒唐的建议，王莽愈加欣然接受。天凤四年，王莽下令铸造“威斗”。为了表现对天命的恭敬，王莽亲自主持铸斗典礼。工匠们依据王莽的设计，用不同合金比例的青铜，造了一个长有二尺五寸、形状像北斗七星的“球斗”。王莽把这件东西看作是可以战胜起义军的神物，出行时派专人保护着走在车队前面；在宫里，由一专门人员侍立一旁，“威斗”随着时辰转动，王莽的龙椅也随着转动，以保证他始终坐在北斗七星的斗柄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但斗转星移的同时，起义军却是日盛一日。
一招不灵，再想一招。有个自称会看风水、望地气的骗子向王莽上奏，称京城长安有“土功”象，需要大兴土木、多搞一些建筑物，由此天下太平，王莽的江山稳固，万寿无疆。病笃乱投医的王莽，马上下诏修建宗庙，任命大司马王邑、大司徒王寻主管，另派十几名官员监工，动用十几万名工匠，在百顷面积的土地上，修建了宏伟华丽的九座宗庙，以便祭祀从黄帝到他父亲王曼九位祖先。在创建这么大一个建筑，需要一笔数目巨大的开支，可是连年的战争加上持续的干旱、黄河两次泛滥，天灾人祸导致国库空虚，这样钱从何而来呢？王莽不得不出卖官爵：六百斛米可买一个郎官，交的越多，官职越大。当官没有好处的话，谁还买官呢？这些买了官的人，所花费钱财自然要在百姓身上搜刮回来，并且要捞得更多才划算，因此就变本加厉地坑害百姓。王莽修庙，本欲借此压制起义军，结果却事与愿违，愈加激发了百姓的怒火，甚至连京城长安附近都出现了起义者的踪迹。
最为王莽乐于接受的一招是侍从郎官成修提出来的，他说黄帝就是由于有一百二十个妃嫔才成了神仙，所以继立“民母”（皇后）才是天下太平的最佳选择。王莽交口称是，立即在全国大选美女，最后确立一位皇后、三位贵妃（分别称和嫔、美御、和人）、九位嫔人、二十七位美人、八十一位御人，共一百二十一人，比黄帝还多了一名妃子。举行婚礼时，王莽为了掩饰自己的老态龙钟，别出心裁地把花白胡子染成黑色，真像是在演一出闹剧。最让王莽悲痛的一招是大臣崔发想到的，他见王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说：“《周礼》、《春秋左传》上都记着，国家危亡时，应该痛哭来消灾。《周易》上也写着‘先哭后笑’看来现在只有哭才能解决问题了”。王莽面对不可开交的局面，也正想哭呢！随即带领群臣来到祭天的地方，对天祷告：“上天既然让我当天子，何以又让叛乱者猖狂呢？若是我有过错，就请打雷劈死我算了！”说完，号啕大哭。王莽想到皇帝宝位还没坐够，心里边真是感到无限悲痛，竟一下哭得昏死过去。为了要壮大自己的声势，王莽又命令太学生和附近百姓，每天早晚两次集中一起哭天，并且免费招待吃饭。只要是哭得伤心，并且把那些能够背诵王莽祷告原文的，封他们做郎官职务，结果几天之内，就有五千多人当了郎官。
哭声并没有得到成效，建宗庙、娶后妃这些荒唐的事迹越来越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威斗”也压制不住义军。刘秀等起义军与王莽军队的昆阳一战，决定了王莽政权的崩溃。地皇四年，起义军包围长安，他们不单烧毁了新建还没有多久的宗庙，甚至把王莽父亲和妻子的坟墓也挖出来烧棺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