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无为原则在人世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庄子认为，那就是要遵循人世的自然秩序。在庄子看来，人世是有秩序的。它的秩序既是它自身原本就有的，也是圣人为之制订的。说它原本就有，那是因为人世是天地衍生出来的，它的秩序是天地秩序的遗传。天地有尊卑，四时有先后，所以人世中也有尊卑和先后。说它是圣人制订的，那是因为人世的秩序除了人群自然的表现之外，又通过圣人的举止和宣教再现了出来。天地四时和尊卑先后如日月中天，很是明显，圣人观天地之形象，申尊卑之地位，明亲疏之关系，订仁义之规矩，理形名之主从，是对天地自然秩序的体察，也是对人世本身秩序的再现。所以遵循人世的秩序，既是天地无为法则的运用，也是对人世自然本性的遵从。所以庄子说：谈论人间之道而不讲秩序，那就不是讲的大道。
文中涉及在上无为而在下有为的观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关于无为的学说，有多种理解。在上无为而在下有为是道家无为学说的一种。这种观点认为，人世虽为一体，但却有上有下、有主有从。人君为上，人臣为下，人君为主，人臣为从。所以在上与下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职责不同。按照互相补充、和谐相处的自然秩序，有无为的也就有为的。在上者寡，且要统观全局，所以无暇具体操作，因此要无为；在下者众，需要各司其职，将在上者对全局的调度落在实处，因上有为。出于这种观点，曾有人提出“勿代马走，勿代鸟飞”的命题。与此相照应，马应该走而鸟应该飞。将这两方面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上的要无为而在下的要有为。这种观点在庄子学说中并不突出，也就在个别地方有所论及。以上所述正是这种观点的概括。
随世流转何为官
从庄子的整个学说来看，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为王不为王，做官不做官，而在于是不是能够顺随自然。顺随自然，不治而天下自安；不随自然，治而天下更乱。这正是庄子所以塑造那些不仁之士的出发点。
在庄子看来，万物发育、万事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什么人的功劳。要说功劳的话，也只能说有能力破坏它们的人没有去破坏它们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让这些没有功劳的人为王、做官呢？让他们为王、做官不外乎两点：其一是希望他们来治理天下；其二是将天下自理视为他们的功劳。在庄子看来，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一种无知，作为被举之人，都会觉得羞耻。
出于这种思想，庄子通过一些故事，塑造了一批与人世繁盛、时局好转有官却不愿做官的圣人。在这些圣人看来，人世的繁盛、时局的好转，那是人世自然流转的结果，自己只是随着世道的流转而流转，没有任何功劳可言。
《田子方》中“钓夫不为太师”的故事就是其一。故事说：
周文王在臧地巡游，见一痊钓夫在湖边钓鱼。说他是在钓鱼，却又好像不是在钓鱼。从表面上看来，他是在那里钓鱼，可是却又漫不经心，似乎钓上钓不上与他没有关系。
周文王想请他来管理臧地的国政，但又怕大臣和父老们心理不平衡；要放弃这种想法，但又怕臧地百姓失去一位好管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第二天早上向诸位大夫说：“昨晚我梦见了一个贤能之人，黑色的脸膛，络腮胡子，骑着一匹杂色马，那马有一只红色的蹄子。走到我的面前说：‘把臧地的国政让那位钓夫管理，这里的百姓大概就有救了！’”
诸位大夫齐声说：“陛下梦见的那人正是您的先父呀！”
文王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算一卦吧。看看我的梦到底是什么征兆。”
大夫们都说：“既然是先君的命令，照着办也就是了，还算什么卦呢？”
于是周文王就派人前去将那钓夫请了进来，把政事委托给了他。
岂知那钓夫根本不理国政，原先的法无偏见没有变更一丝，行政的命令没有下过一个。
三年过去了，文王又来巡视，发现原先设置的谏议馆所都倒塌了，原先成群结队的谏议官员都散伙了，做官长的不讲究政绩和德业，管度量的不校正量器和斛斗。谏议馆所倒塌、谏议官员散伙，那是因为人们都没有意见可提了；做官长的不讲究政绩和德业，那是因为大家都去务实了；管度量的不校正量器和斛斗，那是因为大家对度量衡坚信不疑了。
文王巡视后非常高兴，将钓夫封为太师，把他请到正位，自己坐在下风请教说：“这种治理国家的政策可以推广到天下吗？”
只见那钓夫含含糊糊地不正面回答，泛泛地不给予应承。早上才给他以委任，晚上他就逃跑了，一辈子都没有再露面。
文王问钓夫能不能把他治理臧地的政策推广到天下，钓夫不回答。不是有意不回答，而是没有办法回答。因为钓夫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更没有治理国家的政策。臧地之所以能够安宁有序，并不是钓夫有什么好的治国之策，而恰恰在于他不加人治。在他看来，国家本来就是人们生活在一起的自然形式，本来就是一个和谐融洽的有机群体。它之所以乱了套，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去治理，而恰恰是因为人们用自己设计的方案去治理它。放弃人为和治理，天下就会自理。如果非要说臧地的太平出于一种治国的，这个方策不是别的，那就是不治之治，无策之策。臧地就是因为消除了人为之治的损害，才得以恢复太平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也就谈不上向天下推广方策的问题了。这是故事所要表达的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说，钓夫以不治之方治天下，使臧地恢复了太平，在他看来与他自己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自然变化的结果。他不过只是顺着人世的流转变化而已。文王将臧地大治功劳归于他身，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冤枉、极大的侮辱。之所以感到冤枉，是因为把他这个最顺自然、最守大道的人看成了一个施展伎俩的术士；之所以感到受辱，是因为让他这个最顺自然、最守大道的人做太师，那正是要他去做那背逆自然、破坏人世的事。有鉴于此，所以早上任命了他，晚上他就逃之夭夭了。
《让王》篇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说：
楚昭王因为吴国的侵入而丢失了自己的国家，一位宰羊的屠夫也回到自己的家，重操旧业。
昭王没有忘记那些与他同患苦难的国民，下令奖赏随他流亡的臣下，其中也有那宰羊屠夫。当奖赏送到屠夫家中的时候，屠夫说：“大王失去了国位，我也失去了职业；大王恢复了国位，我也恢复了职业。我该得到的爵禄已经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给我奖赏呢？”
昭王听了汇报后说：“一定要叫他接受！”
屠夫对使臣说：“大王丢失了国家，不是为臣我的过错，如果大王为此而要杀我，我是不服的。大王恢复了国家，也不是为臣我的功劳，如果大王为此而要赏我，我是不敢当的。”
昭王听汇报后说：“让他来见我！”
屠夫说：“按照楚国的法规，只有那些立了大功而受到重赏的人才能晋见大王。现为臣我智能不足以保存国家而勇力不足以抵御外寇。吴国军队进入了楚国的国都，为臣我是因为畏于时局的困难才逃到了国外，并不是有意要追随大王的。现在大王想废除法规、撕毁公约而要接见我，这不是为臣我愿意传名于天下的途径。”
昭王为此而与司马子綦计议说：“这位宰羊的屠夫，地位虽然很卑贱，而道理说得却很高邈。子綦您为我把他提拔到三公的爵位上。”
屠夫听说此事后说：“三公的爵位，我知道，那比这宰羊的职业要高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那比这宰羊的收入要丰厚得多。然而我可以为了贪图爵位使自己的君王蒙受妄加封赏的恶名吗？我实在不敢当，还是让我回那宰羊的店铺吧！”
到后来屠夫也没有接受昭王的封赏。
屠夫随从昭王流亡国外，那是趋势所迫，自然所成；屠夫随从昭王回国复业，也是形势促成，自然随和。在屠夫看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出于有意，更不是出于忠心。既然如此，昭王的封赏也就所出无名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屠夫说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认为是对他的羞辱，因为这样也就等于将他置于贪图名禄、违背自然的一类人中。所以他说这不是他愿意传名于天下的途径。
将以上的种种思想归纳一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治理天下的议题：一是从天下自身的角度来看，不能用人的主观臆想去治，而要顺随客观的情况，如果需要采用任贤选能等治理形式，则须以适宜为度。二是从治者主体的角度看，无须将治理天下放在心上，坦荡自在，随波起伏，只要如此，就是达到了自然。达到了自然，天下也就自然和谐，万物也就自然条理。
《天地》篇苑风与谆芒的对话就是这种思想的总结。故事说：
谆芒想到东海去，走到东海之滨碰到了苑风。苑风问谆芒：“先生这是要去哪里？”
谆芒说：“我要去海里。”
苑风问：“到海里做什么？”
谆芒说：“大海这个东西呀，水不断地往里流也不满，人不断地往外舀也舀不完，真是奇妙得很呢。我要到那里去游玩。”
苑风说：“先生难道不愿意关心一下眼睛横长着的人吗？我想听听，怎么样才称得上是最有秩序的社会呢？”
谆芒说：“最有秩序的社会吗？官长施惠而不失于适宜，选拔官吏而不失于能力，把情况弄明白而后再行动，言行顺应事情而天下自然顺化，手指目视，四方百姓没有不听从的。达到了这种情况，天下就是最有秩序的了。”
苑风说：“我还想听听，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德人？”
谆芒说：“最合于自己本性的人称为德人。德人，坐下来没有意念，走起来没有思虑，心中没有是非善恶的区别，四海都获得利益就是他的喜悦，天下都丰衣足食就是他的慰藉，惆惆怅怅像是婴儿失去了母亲，迷迷糊糊像是走路迷失了方向，财物用也用不完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粮食吃也吃不完却不知道由谁供给的。这就是德人的形象。”
苑风又说：“我还想听听，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