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认为卞随是真正的贤人，所以要把王位让给他。卞随推辞说：“陛下想讨伐夏桀而找我谋划，必定是认为我奸诈；战胜夏桀后又让我为王，必定是认为我贪婪。我本来就生活在乱世，没有得到过安宁，而无道的人又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侮辱我，我实在不能再听到这样的话了。”于是就跳水自杀了。
商汤又要把王位让给务光，对务光说：“有智慧的人为人谋划，有武功的人实施谋划，有德性的人君临天下，这是古代传下来的规矩。先生为什么不能做天子呢？”
务光推辞说：“废除君上，是不义的；杀戮百姓，是不仁的；别人受难而我享其利，是不廉的。我听说：不是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处其士。况且要让我在这无道的世上做天子，我实在不忍再看见这样的世道了。”于是背着石头跳到卢水自杀了。
想当初周国兴盛起来的时候，有两位有志之士住在孤竹国。一位叫做伯夷，一位叫做叔齐。两人商议说：“听说周国出了一个人，好像能遵行大道，我们不妨去看看。”于是结伴来到了岐阳。
周武王听说后，派周公接待他们，与他们相商共同伐纣之事，并许诺给他们增加两级俸禄，列为一级官位。为了表示言而有信，杀牲祭祀，举行了立誓仪式。
伯夷、叔齐相对而笑说：“嘿嘿，真是奇怪，他们遵行的道不是我们所说的道。过去神农坐天下的时候，按时祭祀，表尽敬意，却不求福；对于百姓，竭尽忠信，却不求报。谁乐于当政就当政，谁乐于治国就治国，不借助别人的败坏而成就自己，不借助于别人的卑下而抬高自己，不因为遇到了时机就为己谋利。现在周国看见殷商衰败就想夺取政权，崇尚谋略而贿人以财，依附兵力而积蓄威势，杀牲盟誓而以此为信，宣扬善行而取悦于民，想要通过征伐而获得利益，这是在乱上加乱、以暴代暴呀。听说古代的有志之士，遇到治世不逃避责任，逢于乱世不敬且存身。当今之世，天下昏暗，殷商败落，与其和周国联手而玷污自己，不如避于世外以洁吾行。”
于是二人北上，避于首阳之山。到周克商，不食周粟，不饮周水，直到饿死。
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即使可以得到富贵，也不会依赖富贵。高尚其性，严律其行，独乐其志，不污于世，这是二人的节操呀！
舜想要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陛下的为人真是奇怪呀！你本来是一个在田里种地的人，却到尧帝那里接受了天子之位。不仅自己这样，又想以这样的行为来侮辱我，我真羞于见到这样的人。”
到了清冷的深渊自杀了。
这些故事都遵从一个思想，以为王、做官为耻，以避王、逃世为洁。之所以如此，直接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条，那就是世上已经无道可言了，已经远离无为和自然。面对这样的人世，圣洁之人已经感到非常龌龊，要让他们参与其中，那就更是以污涂身，于是感到无法忍辱，只有杀身洁行、毁生保性。
在庄子看来，人世本是自然界自然而然变化的产物，还应该让它自然而然地变化下去。然而，由于人类智力的开发，它却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念改造它，使它失去了自然的本性，失去了往日的和谐，造成了物与物相克、人与人相残的混乱局面。这样的局面虽然是令人忧心的，但却不是人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越是想用人为的力量去改变，就越是乱上添乱。比如夏桀无道而商汤代之，商纣无道而周武代之。这些所谓的代换，在庄子看来，都是以暴代暴，都是出于私利，都是发于主观，都在背逆自然。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志之士只有洁身自好，不与为伍。
谈到这里，我们对庄子有关生死、修性、养生、治国的学说能够有个整体的认识了。之所以论及这样一个话题，那是因为《庄子》书中在不同的地方谈到这些不同的问题时，所持的观点似有相互抵牾之处。比如，在生死学说中说生死一体，主张既不悦生也不避死，而在养生学说中又认为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莫过于身体和生命，主张重身贵生；在治国学说中说：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而天下无道则修德养闲，而在所讲的故事中又全是讲的让王、辞官，宣传不以天下损己身。在养生学说中说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身体和生命，而在修性学说中又赞誉为了让王而损命捐生的人，如此等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甚至对立，并不是在其学说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是出于谈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从庄子学说的基点出发，一项一项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表面好似对立的说法，都是顺畅的。
庄子学说的基点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那就是“自然、同一”。对它稍做解释，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一点而言，它们都是同一的，没有差别。在庄子的学说中，这个基点既是站在宇宙角度观察人世得出的结论，又是生活在人世需要修养的精神境界。
从这一基点出发，生与死都是一样的，都是宇宙中的事物自然而然变化的过程，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所以说生死一体；所以作为体验宇宙大道的人既不悦生也不避死。
从这一基点出发，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归自然，身处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心处自然为一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这就是混沌。
从这一基点出发，天下有道则在朝为王，天下无道则修德养闲。因为所谓有道就是天下在顺着自然而行。既然天下在顺着自然而行，则为王为民无不可，为王也不治天下，为民也不治天下，都不会有背自然的本性。所谓无道就是天下背离了自然而然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为王就如坐上了贼船，逆水而行，违背自然；在野才可身心自由，养生养心。
从这一基点出发，贵身养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人的身体和生命是天然的产物，使之享尽天年，是顺其自然的一条大道。
从这一基点出发，在天下有道时，为王也无妨，因为它与养生是一致的，都在遵循自然而行；在天下无道时，只能养生而不能为王，因为为王与养生相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为王背于自然而养生顺于自然。有鉴于此，所以说“大道的精华，是用来养身的；有所剩余，再考虑治理国家；其中的废物，才用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的功业，在圣人看来是多余的事情，不利于保全身体、维护生命”。
从这一基点出发，在天下无道时，为王无耻，不如去死。因为只要顺从自然，生与死是一样的，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当生不生，与自然相背；当死不死，与天然相违。人生虽贵，但贵在自然而不在形体。当尚能自然而然地生活于人世的时候，那就养生；当不能自然而然地生活于人世的时候，那就去死。以保全自然为高洁，以丧失自然为耻辱；保全着自然而死，虽死犹生；丧失了自然而生，虽生犹死，这就是庄子的精神境界。
由此可见，在庄子学说中，或生或死，或治天下或不治天下，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得出的不同结论。结论不同，但所以得出结论的原则是一样的，这就是顺天下之自然，视万物为同一。
帝王无为天下功
说庄子学说还不纯粹属于放弃社会责任、独善其身的范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它提出了关于治国的一套理论。如果独善其身而不管天下，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庄子关于治国的理论，是沿着顺其自然的思路建造起来的。在他看来，天地人世都有一个自然的秩序。顺应着这个自然的秩序，天地人世就和谐；违背这个自然的秩序，天地人物就混乱。因此，肩负维护天下和谐责任的帝王，主要的职责是维护天地人世的原本秩序，不必有什么个人的建树，也不可有什么个人的作为。说得通俗一点，他只起一个监护作用，发现那些破坏自然和谐的东西而剔除之，没有破坏自然和谐的东西则垂手而观。只要他做到了这一点，天下自然大治。
庄子将这一理论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帝王无为天下功”。其意是说，帝王只要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天下，天下自然和谐，自然功成。
与此相对应，天下之所以出现大乱，原因不在别处，关键在于帝王超越了自己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主观建树，将自己的主观建树强加于天下。
《徐无鬼》中讲了一个“黄帝问童”的故事，其中点明了帝王治理天下的主要责任，故事说：
黄帝要去具茨山拜见大隗神仙，方明当他的驭手，昌寓做他的骖乘，张若朋为他管理前马，昆阍、滑稽为他管理后车。当车马行至襄城郊外的时候，七位圣人迷了路。
此时恰好有一个小童在那里牧马，于是黄帝上前问路说：“小娃娃，你知道具茨山吗？”
小童回答说：“知道。”
黄帝感到很惊奇，说：“你这个小孩子真奇怪，不仅知道具茨山，而且还知道大隗的住处。那么我来问你，你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吗？”
小童说：“治理天下，也不过像我这样罢了，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从小就在天地四方游玩，有一次犯了头晕目眩的毛病，碰到一位老人告诉我：‘你乘上时光的车子，到襄城的郊外去游玩吧。’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现在我的病稍有好转，又要去天地四方游玩了。治理天下也就像我这样游玩观赏罢了，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黄帝说：“游玩天下，的确不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请你谈谈治理天下的道理。”
小童不愿说，黄帝一再问。小童无奈，只好回答说：“治理天下，与我牧马有什么两样呢？不过是将那些害马的东西剔除出去也就是了。”
故事以黄帝与小童的对话为背景，本身就有很深的寓意。其意是说，治理天下，说到根本上是不难连一个无知无能的小童也可胜任。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竟然连黄帝这样的圣人都不知道，不但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而且七个圣人在一起都迷失了道路，可见他们这些所谓圣人是多么无知。这些圣人之所以陷于无知，原因在于他们要寻找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本来就在眼前，本来不用寻找，而他们却偏偏不信，偏偏要找，鬼迷心窍，哪能不迷路呢？
因为黄帝坚持要问，所以小童不得已而回答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他说这个道理就是将那些害马的东西剔除出去。其意也是维护天下原本的自然本性，不要将其自然本性之外的东西强加其身。要说治国者的责任，也不过是维护天下的自然而已。这就是本故事的核心意义。
《天道》篇中对治天下的道理做了正面的论述。其文说：
帝王的品格，是以天地为根基，以道德为主导，以无为为常规。
实行无为，支配天下都还有余；实施有为，被天下支配都还不够。正因为这样，所以古人都很珍惜无为。在上的无为，在下的也无为，是在上的与在下的同样品格；上下具有同样品格，那是在下的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在下的有为，在上的也有为，是在上的与在下的走着同一条路；上下走着同一条路，是在上的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在上的必须无为而支配天下，在下的必须有为而服务于天下，这才是不可更改的治国道理。所以，古代的那些圣王，智慧虽然能包容天下，也不去自己计谋；辩才虽然能驳倒万物，也不自己开口；力虽然在海内无双，也不自己作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遵循着天地的法则。上天从来不生产什么，可是万物却在那里不断孕育。按照这样的法则，帝王从来不做什么事情，而天下自然成就各自的功课。所以说，神秘莫测，谁也超不过上天；宏大富有，谁也超不过大地；地位尊高，谁也超不过帝王。从这个角度来说，帝王的品格与天地相匹配。这也正是所以能驾驭天地、驱使万物、支配人群的根本道理呀！
世上的事物，根本的东西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末梢的东西才掌握在下面人的手里；关键的东西掌握在君主的手里，琐细的东西掌握在为臣的手里。号令三军，调动五兵，这是职权中的细事；赏利罚害，使用五刑，这是政教中的细事；礼法度教，形名辨别，这是管理跌久细事；钟鼓之音，旗帜色彩，这是乐礼中的细事；哭泣程度，服饰样式，这是哀礼中的细事。以上五种细事，必须运用精神，精心思虑，然后才能使人们遵从。
像上面这些的学问，古代已经有了，不过却不能作为事物的根本。君做主而臣服从，父做主而子服从，兄做主而弟服从，长者做主而少者服从，男子做主而妇女服从，丈夫做主而妻子服从。这些尊卑主从的关系本是天地运行表现出来的，圣人不过是效法天地而把它们移植于人世。天处上而为尊，地处下而为卑，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的地位呀；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是四时的顺序呀。万物的变化，都有萌芽的过程；繁盛和衰败，都是变化的显现呀，像天地这样神圣的东西都有尊卑先后的秩序，那就更不用说人间的世道了。家族之中，崇尚亲近；朝廷之上，崇尚尊贵；乡里之间，尊尚年长；理事处世，崇尚贤德。这就是人间大道的秩序呀。谈论人间之道而不讲秩序，那就不是讲的道。谈人间之道而所谈的又不是所要谈的道，那还谈它做什么呢？
所以，古代明了人间大道的人，先明晓天的本性而后再明晓人的本性，明晓了人的本性而后再明晓仁义，明晓了仁义而后再明晓人的规范，明晓了人的规范而后再明晓形名的关系，明晓了形名的关系而后再明晓顺应次序，明晓了顺应次序而后再明晓宽恕原则，明晓了宽恕原则而后再明晓是非标准，明晓了是非标准后再明晓赏罚方法。赏罚分明了，愚蠢的和聪明的都各得其所，尊贵的和卑贱的都各处其位；贤能的和不贤的都按照自己的本性做事，他们的行为结果必定会有所区别，他们的名分必然由此而定。
按照以上的道理协助在上者，按照以上的道理抚育在下者，按照以上的道理管理事物，以上的道理修养身体，不必使用什么智谋，一定会顺其天然。达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实现了天下太平。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道理。
可以看出，庄子的治国理论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治国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无为；第二个层次是无为的依据，这就是天地；第三个层次是无为在人世治理中的具体运用，这就是循序。将这一理论归纳起来，也就是遵循着天地的法则，实行无为的原则，顺应着人世的秩序，任其自然地变化。用《庄子》书中的原话说，那就是“以天地为宗，就是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以天地为宗”，就是以天地为根基，以天地为依据；“以道德为主”，就是以人世自身的本性为主导，以人世自身的秩序为主导；“以无为为常”，就是以无为为常规，以无为为原则。
在庄子看来，之所以要以无为为根本原则，那是因为无为是天地的自然法则，天地本来就是无为的。正因为天地是无为的，所以万物者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发育，天下才得以和谐相处。如果天地有为，那就会破坏万物自身的本性，就会打乱天下的和谐。天地无知，本来也就不会作为；人类有知，他是可以作为的。不过人的智能和力量是有限的，天下的事物是无穷的，用有限的能力去做无穷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好，而且势必做坏，就像拔苗助长一样，起到与愿望相反的效果。所以说：实行无为，支配天下都还有余；实施有为，支配天下都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