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在企业管理中行中庸之道，则企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得到发展，而不相互损害。全体成员都在行中庸之道，而不会相“悖”（这与现代的做大蛋糕理论如出一辙）。这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会逐渐地积累起“德”，在“德”小的时候，则独善其身，不断地川流不息，不断地“精进”。而当“德”大的时候，“敦化”社会风气。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
孔子的人才观
一、人才的标准观
孔子认为人才的标准应根据现实社会的特点而制定，而不能脱离实际。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怎样才是十全十美的人才，孔子说，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人才了。过了一会，孔子又说道，现在的十全十美的人才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起该不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经过长久的穷困的日子都不忘记平日的诺言，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人才了。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两个十全十美的人才标准，前一个标准，是理想化的标准；后一个标准，是根据现实生活的特点和需要提出来的。孔子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人才的培养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人才必须符合现实社会的要求。
孔子的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总之，社会的需要和特点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我们的人才标准也应重新确立，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宏伟的事业。什么样的人才标准才最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需要？我们以为，至少要考虑“对外交往”、“经济发展”这两大因素，否则，就不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人的观念仍十分陈旧，如把那些老老实实，稳稳当当、勤勤恳恳的人视为人才，而把那些敢于冒险、追求效率、敢于创新的人视为歪才。其实，后者更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商品经济的社会，充满着竞争，稳稳当当怎么能行？不冒险，不追求效率，不创新怎么能行？总之，在人才标准这一点上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人才标准观念的转变是十分重要的。
二、人才的作用观
孔子认为人才对于社会的兴盛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他认为一个国家人才兴盛国家就会大治。孔子说过，唐尧虞舜时天下大治，那是因为那时人才最兴盛。他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不取决于国君，而取决于人才。如他讲到卫灵公昏乱时，康子以为卫国该败亡，孔子说卫国不败亡是由于有仲叔圉、祝鱼、王孙贾这样的人才。
孔子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也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轻视人才的作用，对国家对社会是十分有害的。文革十年，许多人才被打倒了，社会几乎瘫痪。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强大，难道与他们广罗人才没有一点关系？问题是，我们对人才的作用有没有足够的认识，有足够的认识，就会有足够的重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才外流了。孔子的人才作用观一直未被中国人真正重视过，以致他设想的“能人治国”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奇怪的，世袭制与“能人治国”是格格不入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世袭制自然被统治阶级所喜欢。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国家仍还没有完全做到“能人治国”，不少“治国”的各级官员还是“庸人”、“坏人”呢。世界上有识之士无不认为，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的国人还有很多的人并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人才作用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因此，重温孔子的人才作用观是十分有益的，制定出一些“确定人才、使用人才、保护人才”的法律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三、人才的使用观
孔子主张“非才不用”，“唯才是举”。他认为只要是人才，不论他出身贵贱就要任用。如仲弓的父亲出身下贱，而仲弓是一个“可使南面”的人才，孔子就主张要任用仲弓。如果不是人才，孔子就主张不能任用。子路叫高柴去做费县县长，而高柴不是一个人才。据《论语》记载，高柴愚笨：“柴也愚”。对此，孔子批评子路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在人才的使用上孔子还有一个独到的见解，同样是人才的话，要选用出身普通家庭的，而不能先用贵族子弟，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据严伯峻的解释，“先进”是“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一般人”，“后进”是“先有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卿大夫的子弟”。孔子的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卿大夫子弟承袭了父兄的荫庇，未必有真才实学，而那些出身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常常具有真才实学。
当今中国，在使用人才上，却恰恰与孔子的主张相反，往往在同等条件下先用干部子弟，因为任用人才的人对干部子弟比较熟悉，关系比较密切。其实，这两类人才仔细比较起来的话，干部子弟往往会逊色一些，因为他们的条件比较优越，道路比较顺利，因此，难免产生优越感和骄傲情绪，意志毅力也往往比较差，社会阅历、社会经验也比较狭窄缺乏。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要针对干部子弟的这些弱点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在选拔使用人才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把各方面素质都不错的人才加以选用。
四、人才的类型观
孔子认为人才可分为一般性人才、贤才、十全十美的人才、圣人。一般性人才，指有才能但也有一定缺点的人。像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然而他器量小，不节俭，不懂礼。在孔子看来他只是一般性人才，他不及子产贤惠。
在将子产与管仲比较时，孔子称子产为“惠人”，而称管仲为“人”。贤才，指有道德和才能的人。柳下慧、颜渊这些人，德才兼备，孔子就称之为“贤”或“惠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品德才能堪为社会楷模的人，在当时指能做到舍生取义的人。圣人，指能广泛地给人们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的人。
将人才进行分类，是非常必要的。社会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而不是只需要单一的人才。只有培养了各种类型的人才，社会才会健康发展。目前我们不少搞教育的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一点。在这种错误观念支配下，不知扼杀了多少各种各样的人才！上海的朱建华，文化功课都不行，但跳高很不错，幸亏教育家吕型伟先生下令让他毕业，让他去发挥特长，结果成了跳高的世界冠军。如果一定要他考大学的话，非但大学考不上，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社会上对人才的求全责备，原因之一是未像孔子那样把人才进行分类。
五、人才的成长观
孔子认为人才的成长要注意环境的选择，要注意品德才能的修养和提高。他还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和教育的结果。他强调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主张要选择有仁德的地方去培养人才。他一再强调，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知识才华是要通过学习、实践得来的。孔子在谈到学习《诗经》时就说过，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学到讽刺方法，还可以运用其中道理来事奉父母，服侍君上，并且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在这里，孔子肯定了学习文化知识对于增长知识、锻炼才能、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在这里，孔子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论语中的“天命”观
在西周初形成的天命思想是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孔子是先秦文明的集大成者，那么周公便是开启者，周孔思想一脉相承，孔子在周公的天命思想上有所损益，形成了早期的儒家天命观。
在《论语》中，由孔子直接讲“天”的有12处，分别出现在《八佾》、《雍也》、《泰伯》、《子罕》、《先进》、《宪问》、《颜渊》、《子张》、《尧曰》、《阳货》章中。除去天命外，与天相关的有15处：《八佾》、《里仁》、《泰伯》、《颜渊》、《季氏》、《宪问》、《微子》、《子张》中的“天下”，《公冶长》中的“天道”，《季氏》中的“天子”。其中，“天下”多有四海八方六合之意，“天子”是指承运上天而享有王命的人。
《论语》中与“命”有关的有《雍也》、《泰伯》、《子罕》、《先进》、《宪问》、《季氏》。“天命”在《论语》中正式出现过的只有2处：一是《为政》篇中的“五十而知天命”，二是《季氏》篇中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此外还有4处值得一提：1.《雍也》篇中的：“亡之，命矣夫！”2.《先进》篇中的：“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朱子对这儿的“命”明确指出：“命，谓天命。”3.《宪问》中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4.《尧曰》中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我个人认为，这儿的“命”也作“天命”解。但这并非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入手处仍在《为政》和《季氏》两章中的“天命”。
正如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所谓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并非确数，只是表示进境过程而已。“天命，即天道流行而赋予物者也，乃事物所以当然只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于此首先表明了天命是天道所赋予物的，是可赋予物的，是此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根据的。如前所述，孔子把知命作为君子、立、知人的前提，可见知天命在孔子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知，既是志于学、立于学、不惑所要达到的目的，亦是进入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起点。
志于学~立于学~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我们可以说这是圣人求学问学的近进之路，也是其人格与心灵培养的历程。知天命需要一系列的历程奠基，既是为“知”这一行为奠定深厚的基础，更是为进入下一历程做好准备。由开始的志于学，通过立志而确立毕生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到三十而立于学，立于所学的主脉，由所学所得为自己对目标的寻求提供深厚的积累。再到不惑时，心中一片明朗，找到所学于心中所一以贯之的东西，明辨于内外之分，内心已确立起来的原则使自己不迷惑于外物，进而达到知天命的境界。天命与自己的内心依然相沟通，神圣的天命与自己的内心之旨贯通起来，便知何为天命。与天命沟通，这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大化流行，用一颗与天命相得莹然的心去体贴世界，这就是耳顺。与天命亦趋亦随，心中的自由外化为自然，所行所为无所拘束，不为外物所束缚。这便是圣人知天命后的境界。知是心灵旅程的里程碑，而非终点站。由“知天命”而后打开的是更加美妙的风光。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就是随时谨慎小心，在行为上多做检讨，小人不知天命也就是不畏天命，因而行无忌惮了。“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而无所忌惮如此。”在天命处识得义理，于义理处仰视天命。“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君子三畏这个层面上，天命、大人、圣人之言，是放在同一平台上的，或者说三者之间是相通的。大人，圣人之言是天命的另一表现形式，君子可以在大人或圣人之言处聆听天命，那么大人或圣人之言便是天命意志的人间使者。天命是君子识得自己，识得义理，甚至于识得他人，识得万物的前提与保障。比《论语》稍后的《中庸》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此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与世界不是主体~客体的二分式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正因为如此，人性与天是相贯通的，人性是由创化不已、生生不息的天命赋予到不同的个体生命中形成的。天命至高无上，不偏不倚，留驻在人身上的天命具有同一性、普遍性。由于前面所提，天命已被赋予至上的道德性，所以，天命天道内在于主体，形成具有道德本体的人性，人性就是道德的善本身。由此可见，天命既是人性的超越性原则，又内在于人性，二者是合二而一的。（此即近来人们常说的“内在超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天命所赋予的与禽兽的那一点点区别。天命是人性的保障与见证。
天命既然内在于人性之中，在人的本性中就形成了善的道德本体。天命不在心性之外，只要尽心尽性便能知天。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章句上》）。既然天所赋予的“性”就是道德的善的本身，尽善便是尽性，尽性便是知天命、体天命。这是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绝佳展现。要与天命相契合，就必须成德，成就道德，德性是通向天命的唯一途径。天命的普遍性表明了成德并非某一群出身高贵的人所独享的专利，任何天之子民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成德不仅仅是落实到一个善行本身就足够了，而是一个无限的渐进的过程与境界。大人、圣人便是体现了天命之性的人，这是一个成德的功夫境界，随处体验天命的心灵成就。这一境界的到达需要不断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小到在家庭里的一言一行，大到在乡里社会的选择担当。如此便是孔子所提倡的“践仁”，不仅是善性的流动，更是智慧认知的涵养。这一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理想中的天命固然至善至美，但作为现实中的践履者，是不能用有限的一生为其画上句号的，他只有用毕生的心血与智慧，一步步地向最高目标接近。这恰恰表明，人性的最大光辉就在于有天生的道德资质，以及在此基础上经修养而能自我提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