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庆出版社刚推出的《无声的群落》时，我不时停下来，掩卷沉思，等待内心剧烈涌动的情绪稍微平静一些。我对诸位作者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始终怀抱热情和理想敬佩不已，但更多的是悲愤，为一代有志青年被歧视、被愚弄、被欺凌，走投无路的遭遇悲哀和愤怒，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极大不公正和荒唐感到寒心与后怕，为那无声的群落中许许多多已经被艰苦的生活埋没，至今仍处在无声状态的不幸者悲哀。
《无声的群落》是一本关于“老知青”的书。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之前，曾经和成都市一批下到西昌的老知青有密切的关系，还到好些知青点上去生活过，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了解他们的才华和对未来的绝望，1976年形势剧变之后，还和一些人有联系。
很可能，我是少数本身不是老知青但懂得他们的人之一。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出版《无声的群落》一书感到特别的欣慰。
所谓“老知青”，就是在1966年之前下乡的知青，他们有别于1968年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城的知青。区别在于，后者大致上是从初中1968级到高中1966级一锅端，而前者几乎都是“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或者高中的落榜生。如果说，我们这批作为“文革”中“革命小将”的新知青是兴师动众、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的，那么他们是早几年作为城市中的另类或异类半被哄骗、半被遣送下乡的。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带着“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当仁不让的余威和后劲，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无声地品尝人生这杯苦酒。当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回味政治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时，他们已经在思考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在社会上大声喧哗，把“劫后辉煌”、“苦难与风流”喊得震天响，小说、电视剧、电影，加上“黑土地”展览、大型会演、专列回乡的报道，“知青”一时成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题。但在这阵喧嚷中却听不到一点老知青的声音。其实，他们这批人走过的人生之路更艰难、更曲折，他们的遭遇更值得关注和同情。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不公正，它并不让吃过苦头的人得到补偿，哪怕是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如果他们自己不冲破沉寂，顽强地去表达、控诉、呼喊，那么同代人不会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后代人不会知道在历史的墓园中，原本埋藏着苦难和不幸。
终于，在下乡四十多年之后，在第一阵知青热十多年之后，我们听到了老知青的声音。通过《无声的群落》，我们知道，在广大知识青年已经讲述过的令人感慨、回味无穷的历史中，还有那么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落，那里的故事同样感人，那里的苦难和奋争同样是我们那值得记忆和反思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是原四川省重庆市在1964年和1965年下到川东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当年他们之中的多数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学校和老师看重的人才，在从初中升高中或从高中上大学的考试中都获得优异成绩，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因为当时贯彻的阶级路线即基于血统论的歧视政策，他们受到了落榜的打击和羞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积极自觉地，有的人是被胁迫、不情愿地注销掉城市户口，去到那深山老林、贫瘠荒凉的大巴山区。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苦不堪言的人生道路。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浩劫，使得几乎全部老三届统统下乡，他们才与同代青年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同龄人同处社会、经济底层的平等，正如“文革”中几乎所有人同样贫穷和无望的底线上的平等。
我不重复书中的故事，读者自会读到和品味那真实、动人的描写。我只讲两点最触动我的事。
宋晓涛在《我的1964-1968》中写道，“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但在“文革”运动的混乱中，他读到了一份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的文件，才明白“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而精简的标准，就是按照成分和家庭出身。
卢晓蓉在《咏雪四题》中告诉读者，在当了七年农民后，她偶然得到了当初她报考大学的材料，看到尽管在成绩栏里填满了高分，在优缺点栏里写的是各种优点而没有缺点，但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赫然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上面描写的情况是普遍的，这说明什么？我们只能说，那是欺骗，那是类似于印度种姓制的身份歧视。其实，这是经历过20世纪50至70年代生活的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
这样的事造成了亿万人的无奈和伤痛，造成了千万个家庭的破裂，夫妻分离，子女视父母为仇敌。但是，只有为数极少的书籍，才把这些情况用文字表达出来，《无声的群落》就属其中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后人在碰巧听到这类事情时，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懂得他们的父母辈为什么上不了大学、为什么要下乡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有一个从前的朋友和同事，从美国回来后似乎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一开始就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平等”。
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
我要向《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致敬，他们发出的卑微的声音会对改变我们因循守旧的历史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自由的言说》等着作。
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定宜庄
《无声的群落》一书，辑录的是1964、1965两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邻水等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落户的重庆知青集体撰写的数十篇回忆。
近十年来，由老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在近百种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当引人注目。这种形式参与性强、容纳量大、形式随意多样，撰写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某一群体的知青共同回忆当年岁月、增进相互感情的方式，不仅广受知青欢迎，也在众多对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和事件的记录中独树一帜。
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时同一派别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更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顾。
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录的，也往往多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
城市下乡知青由此而以当年下乡的地方为基础，形成诸多的小群体，由这些小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也带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过来人，可以从中读出各个群体间的差异；作为为历史留下的记录，众多这样的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而从这些回忆录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也为人们留下知青一代人对这段历史反思的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
虽然每个知青的群体都各有其特点，编着的回忆录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写作《无声的群落》的这个知青群体，还是非常独特的一群，那就是他们都是1964-1965年间，也就是“文革”前的下乡知青。
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以“文革”时滞留在校的所谓“老三届”知青人数最集中，牵涉面最广，影响也最大。对于这场运动和这代人命运的回顾与反思，也由他们首当其冲，所谓青春无悔，所谓知青情结，主要就是由他们中那些成功者喊出来的，知青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声音如此洪亮，掩盖了其他知青群体的声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运动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群体。而被人遗忘最甚的两个，一个是回乡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像重庆市这些到大巴山社办农场下乡的中小学生一样的、“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
十年前我与刘小萌一起写《中国知青史》，我写的部分名为“初澜”。把重点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为作为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写到后来，我就越发现这个“文革”前的知青群体的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知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运动的先驱，还尤其是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了。
固然在无论哪个人群中，都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问题是他们之成为弱势乃至在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遭受种种歧视，原因十分不公正，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看到在《无声的群落》一书中，他们诉说着当年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的迷茫失望，尤其如卢晓蓉《咏雪四题》，写到学校还在刻意向她隐瞒这样的事实时，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感到心灵痛苦的颤动。
在人生起跑线上遭遇的不公正，显然会影响人的一生。他们在农村经历“文革”，对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性和危害，有着比当时在校学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们中一些人把“文革”当做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始发轫于同一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本书上卷的第二部分“红色忏悔录”中有几篇文章，尤其是万源县夏先争的《回首“乌托邦”》，非常具体详细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间追求、奋争及至失败的过程，以及如邻水县李忠公的《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中所写那些中学红卫兵对老知青的不理解与轻蔑，都可以作为不可多得的史料来看。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于当时由于幼稚、由于单纯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反思，如万源县张弘在《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一文中称：“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
（第一卷271页）敢于正视这点，是需要勇气的。
待到1971年后的招工大潮来临时，这个老知青群体的弱势又一次凸显，这次不仅由于出身，还因为年龄，这使他们的回城之路比后来的知青走得更艰辛。甚至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有的县，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有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
（宣汉县任宗景的《梦断1977》）。本书主编邓鹏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当中参加高考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经过了在农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绝大多数老知青的学业已经荒废，加上坎坷的经历，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达县地区的基层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竟然禁止高1964、1965级的老知青参加考试。”而更悲惨的，还有1964、1965级高中毕业下乡的女知青，待到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机会终于来临的时候，她们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
我与大巴山这个群体的知青们同龄，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机会，虽然这个高中也仅仅读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过与老知青接触的机会，但囿于当时的年龄和境遇，对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对此我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有过反思，我提到过：
（老知青）的返城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与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学生，对于他们的先行者，态度是相当的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覆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请原谅我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不仅是因为读这部《无声的群落》，又引出我写作《中国知青史》时曾经发出的同样的感喟，还因为我想证实，我是真的寻找了他们将近十年。
当其时，“老三届”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已出版数部，“青春无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气干云，那时我是那么费心费力，想倾听到这些老知青的声音，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隐没到茫茫的人海中，始终默默无语。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所以，读到这本书，如果以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见恨晚”。我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为他们一经亮相就有这样的精彩，而由衷地高兴。
“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本书中很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它表明了这些老知青历经人世的坎坷艰辛之后，仍未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正是他们写作本书的动力。因此我把这句话作为这篇小文的标题，也用这句话来祝福这本书中的所有作者，以及他们的，还有我们的、所有知青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1974年回城。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重庆知青在四川通江
谷继文
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早期开始的，那时我还在读初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