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知青文学/知青研究的确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前知青”对自己的那份生活体验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言，还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虽然我们的确有许多旧事、旧情可怀。话语权跟其他政治权利一样需要争取，如果不争取，那你就没有，也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利。毋庸讳言，跟新知青相比，老知青的话语权至今不大，这跟老知青为数较少有关系，势单力薄乃是事实。但130万到底是个不小的数字，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假定当时城市人口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即6000万）。此外，这种“语塞”状况跟老知青长期被边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过去，老知青被阶级路线边缘化，如今被话语精英、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边缘化。而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群体又似乎特别谦虚，特别旷达，特别与世无争。我们当中许多人接受了平淡这一生活的基本原则，接受提前退休、下岗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善于表达、擅长文字的人才，可他们偏偏采取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自己边缘化了自己，至今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而如果我们听任时间来尘封自己的过去，那就不能责怪时代和他人，只能责怪自己的谦卑和无为。
我以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那些年的经历对后人有些价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经历有助于后人理解人民共和国那段悲怆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经历也是中华民族上个世纪历史的血肉本文，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去记载下那段让我们终身不忘的时光，而我们的记载对后人的启迪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那段经历的意义的发掘深度和我们在文字上的功力。
我还想就“社青”这个字眼说两句话。长期以来，“社青”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贬义的字眼，似乎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要比他们高一等，连我本人过去也有这样的看法。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应届毕业生认识到，社青、知青其实都是一棵藤上的瓜，都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说到底，社青也是由知青来的。知青未必高贵，社青未必低贱。我所认识的老知青当中，虽然有被扫地出门的小偷扒手，也有从北大、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休学的青年。而有许多社青只不过比我们更早就遭受了社会的不公待遇罢了，他们同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还往往有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人所不具备的锐利的洞察力和常识。大多数社青由于过早失学，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在生活日益窘迫，却没有任何话语权，我们这些还能说话的人不正是应该为他们说几句话吗？
说到个人要求，我们这批人的处境还算不错，至少没有饥寒冻馁之虞。韩子渝和任宗景等是享誉全国的作家；张诗亚、林木等是知名学者。我自己多少也挣得了点“话语权”：我发表了五部中文着（译）作，三本英文专着，仅仅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就藏有我的四本着作（三本英文、一本中文），国内国外发表的文字应该在两百万字以上，好歹也算身后留名。但是，每当我想到自己当年的辛苦，想到自己的老知青朋友的种种遭遇，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让老知青的那些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岁月在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上留下一点清晰的、可以让人抚摸的痕迹。而且我相信，老知青的群体回忆必将发掘出动人的故事，产生出凝聚着人生智慧的思维，唤起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的共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我知道，《巴山知青丛书》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愿意为之尽绵薄之力。俗话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努力最后不一定能有圆满的结果。但如果人不谋事，天成我何？即颂
大安
邓鹏匆匆
2002年9月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丁玉敏
邓鹏
丁玉敏：
你好。昨天从重庆传来喜讯：在重庆出版中心举行的2005年出版选题审批会上，我们的《无声的群落》（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共三册）以全票通过。这样，我们的作品很快就要跟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的一件大喜事，特地及时向你通报，让你分享这一份快乐。
听说你想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原因是其中涉及的一位知青朋友的妹妹坚决反对你在文章中提到她姐姐的名字。我不愿意去揣测那位从中作梗的女士的动机和她的那种无理要求背后可能存在的难言之隐，只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
《无声的群落》是包括你在内的几百个老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凝聚着我们老知青的心血和对社会的严肃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勇于牺牲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奉献。我知道你听信某些朋友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一些疑虑，因为其中涉及了一些过去的人事，怕因此引起麻烦甚至法律纠纷。对此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相似的、让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当年的梦魇在我们这些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是我希望你回头再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程——那是多么勇敢、多么豪迈、多么辉煌的人生！你不仅战胜了野蛮的政治歧视，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取得了大巴山的群众和领导的信任，成了一方物望，当上了一县人民的“父母官”。你不愧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里真正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们这个群体的骄傲！
常言道：文若其人。你的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写得娓娓道道、不卑不亢，处处显示出你的真诚、坦荡和机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老知青这个群体那史诗一样的经历，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我今天又将它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让你忐忑不安的内容。说实话，我们也仔细研究了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规定，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你的回忆文章根本不存在损害他人名誉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是你的性格和人品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执意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我们一定遵命，编委会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作者。
但是我仍然衷心希望你能战胜一时的犹豫，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同意我们在《无声的群落》中采用大作。
古人有训：“君子坦荡荡。”让我用大作中的一句话与你共勉：“管得他的哟，总比当知青好点！”
盼回复。即颂
秋祺
邓鹏匆匆
2005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李自森
邓鹏
李自森兄：
惠书收悉，反复诵读，浮想联翩。四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一起涌到记忆的狭小窗口。我知道家母曾经教过求精中学高六四级的英语，却不知道老兄是家母的得意门生。
记得1963-1964年间，母亲担任了初六四级五班的班主任，兼任我们初六四级二班的英语课。我们班初中换了几个班主任，是个“乱班”，教英语的老师一年级是陈知勇，二年级是刘学亮，两位老师其实很不错，无奈班上的不少同学不懂事，英语学得一塌糊涂。所以到了初三年级，学校决定让我们全班重新学习初二的英语。母亲教书，课堂上的儿子总有几分不自在。好在我当时已经有了一点自学能力，那一年里，我自己抽课余时间学习初三英语，而且用其他班的期末和年末考卷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按母亲那里提供的统一评分标准，我居然得了96分。这件事虽小，却为我后来自学英语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在我们这些天天盼着长大的初中生的眼里，高中的同学就是英雄豪杰。举一个例子说明。初中三年，我几乎每年都要主持班上的壁报，在办壁报的过程中，我常常要到“长楼”外面的广告栏和楼梯口处观摩高中同学贴出的壁报，“剽窃”一点有关排版和主题的构思；壁报完成贴出之后，我常常不敢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跟高中同学的壁报一比，我们的作品真是相形见绌。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高中同学的书法、绘画和文笔，在一些图文并茂的壁报前我经常流连忘返。但居然不知道老兄是高中文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
我也喜欢运动，因为有一个崇尚科学、热爱运动的父亲。父亲虽然出生在四川乡下（江津白沙），但十二三岁就被祖父送到天津南开求学，受到南开的风气熏陶。后来到复旦大学读书，曾在复旦的足球队效力。至今我还记得“南开五虎将”和“球王李惠堂”的轶事。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一上初中就梦想参加学校的体育代表队。初中一年级，我参加了学校的跳伞队，每逢周三下午课后到大田湾的跳伞塔接受训练。记得跳伞曾经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出过一个女子定点跳伞全国冠军王淑珍（？）。她曾经回校作过报告。但是过了不久，体委的纪教练和寇教练炒了我们的鱿鱼。原因是我们这些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孩子发育不良（1958年小学三年级时我的体重是30公斤；三年后我上初一时，体重还是30公斤！），体质单薄，力量不够，他们没有耐心等我们长大长壮。我们班也有一个自发的篮球队，但是初一、初二时老是输给一班，因为一班的篮球队里有些干部子弟，他们发育良好，人高马大，在篮球场上有绝对空中优势。
直到初三我们个头儿长高些了，才最后“翻了稍”。但是我们又碰上了新的劲敌：我母亲主管的五班有许多住读生，他们因为经常在一起打球，所以彼此配合默契，传球流畅到位，几次对抗，我们都饮恨败北。我一心想到高中再跟他们一争高下，哪知初中毕业就梦断曾家岩。
兄在运动场上的雄风我曾瞻仰。我还记得你经常穿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戴一副眼镜，本来白皙的脸在镜片后略微泛红。你的大名许多初中生并不知道，只听见人叫你“小眼镜”。最喜剧的一幕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求精中学男生宿舍前面的一个篮球架下围了一大群同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小眼镜”和校队的另外一个英雄在“过招”。那位学兄的名字（绰号）我记不得了，但是记得他经常偏着脑袋，脸上不时挂点玩世不恭的微笑，看得出他非常“油”，有点诡计多端。依照通常的规矩，你们一局12个球，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最后，兄不幸以两分（一分？）之差败北。为此，你的对手非常得意。但就在这时候，兄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你两个箭步，跑到篮下，纵身跳起，抓了一下那个向下倾斜的篮圈，然后向对手提出新的挑战：“你摸不摸得到篮圈嘛？”对手狡黠而残酷地一笑：“我抓不到。”他拒绝跟你比赛弹跳。
兄当时可能非常尴尬。但你那可爱的一跳，就这样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那一跳非常出彩，因为它充分显示了兄的纯真、聪明和不服输的性格。兄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万般逆境之中含辛茹苦、奋斗不息，以至后来脱颖而出，成绩斐然，让世人刮目相看，就是因为你有遭受挫折甚至面临绝境时还能奋力一跳的那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精神啊！
兄来信中提到的两代人的“脱胎换骨”的故事意义悠远，发人深省。令尊出身贫寒，当了富家子弟的“书童”。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居然学有所成，不仅金榜题名，而且平步青云，实现了中国社会“茅屋出公卿”的理想。令尊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和成长是我们许多朋友的父辈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和成就的佐证，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希望。但是，由于后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非但没有能够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反而遭到了一个教育文化层次相对低下的政权的嫉妒、压制和迫害。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劫难。而兄由于被阶级路线打入另册，被迫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重复了令尊的奋斗过程。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跟令尊当年一样，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兄的毅力、勇气、机智和成就在老知青之中鲜有出其右者，而兄虽然在新的体制中显贵一时，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老知青身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真是难能可贵。
依弟之愚见，兄完全可以你自己和令尊两代人的经历为题写一篇文章，通过对比，介绍两代人的既相似又相异的“脱胎换骨”经历。也许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到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走过的一个怪圈。
我们这一代人以青春换来了许多人生教训，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苛政猛于虎，暴力革命不可取。所以我非常欣赏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口号。从进行阶级斗争到建设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用了半个世纪时间，牺牲了几千万人的性命。而要实现和谐社会，中华民族必须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21世纪的中国面临太多的挑战-环境恶化、资源匮竭、文化断裂、世风日下……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再也不能有暴力革命了，否则中华民族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比早些年王立雄的小说《黄祸》中所描写的景象还要可怕。以种种形式，通过种种渠道向后代传递这一信息乃是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老兄在信中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一举动还是“为了展现老知青精神”。
兄在信中的一番鼓励和希望出自肺腑，洞悉幽微。兄坦然指出，“《群落》是春雷但不是惊雷。读它催我泪下，但不能催我夫人泪下”。对于读者的不同反应，对批评、不解甚至冷漠我自己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我们的文字的局限。第一，回忆录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缺乏文学作品的“蛊惑力”，在目前这个浮躁、任何历史都可以“戏说”的时代，真正欣赏回忆录，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文章的人不会很多；第二，我们的文字受到环境的限制，受到出版社的编辑的见识和修养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畅所欲言；第三，我们对上山下乡的本质和意义的认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老三届”和“新三届”
的知青朋友的认同，我们不讲“青春无悔”、“劫后辉煌”那些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