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发收费低，服务周到，很快就在附近的生产队展开了包头的业务。所谓包头就是定时每月上门服务1-2次，以一年为单位收费。
理发尽管是小技术，但是它也帮了我的大忙，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兵荒马乱，武斗猖獗。为了吃饭，我开始在城里理发挣钱了。由于我的推剪技术、条剪技术都有长足进步，造型也有相当的感觉，收入也就大大增加。我的理发是两大方向，一是走医院，二是走宿舍区。如果生意好，一天下来就能挣10元左右。在宿舍区给小孩子理，收费1角；在医院给病人理，坐着理是2角，睡着理是3角。我还能给刚出生的婴儿剃胎毛。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风险性相当高的技术，要求捉刀者胆大心细。产妇将婴儿抱在怀中哺乳，我就用刀子慢慢地操作，绝不能失误。若婴儿的胎垢多，还更麻烦。我不仅可以用土刀剃，也可以用洋刀（又称响刀）剃。如今能剃胎毛的师傅已经很少，即使能剃头的人在形象设计店也属凤毛麟角了。
我去的医院主要是川医，一、二、三医院和一工、二工。我曾经为即将离世的癌症病人剃头，让他安安稳稳地上路；我也曾经为武斗中的枪伤病人剃去阴毛（医院需要）；我还曾经为即将出院的病人理好了漂亮的运动头……也许是农村担挑子锻炼的原因，我的理发活动一般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即使满身汗湿透，也不觉得疲倦。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二医院住院部为一位沉默寡言的老者理发时，他欣赏我，并夸奖我手很轻，感觉好。他说他也是理发的，是下江人，在大光明理发店工作，他表示愿意收我当徒弟。虽然我当即感谢了他，但最后仍然没有拜他为师，因为我的志向还不至于此吧！不过，我感谢他，因为他直率地对我的理发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在生产队的面房，我也待了较长的时间，那是1970年。
面房实际上就是面对周围农民的生活需求，为他们制作挂面。一般是一斤麦子换六两五至七两干面，收五分钱加工费。每日我除了记账，有空就给师傅打下手。
不论我做什么，父亲都一直在关心着我。我保存的另一封父亲给我的信，可以看出他对我在面房工作以及理发还做不做的建议：
代欣：
上月十几号我曾经给你一信，信内并附寄有两元人民币，你是否收得？若未收得，你可去查询查询！若收得，你应马上复信来，我才好再由平信把钱寄你！
代云来有信，他有转变，并也打算要学画了。他也来信说，是你一再向他提起此事的缘故。先把他的来信寄你看看，我再酌情帮助他。我并要他在他回家前来与你交换意见，你务必要多多开导他如何着手去学，才与我们实际情况吻合，才能行得通。因他性夸大，他所想象的有些眼高手低。我们帮助一个人，应该明了他的个性，也要用他个性能接受得下去的方法与语言来制胜他，这才是聪明办法。我想你看了他的信后，是有妥善意见提供的。
你搞面房的事务必要分文不苟，账目天天要清，要以全副精力来搞好，这是与你前途有很大关系的。有机会也要注意进行落实教书的工作。快放暑假了，要随时留心，遇有机会就要向两个队长或公社的人说，争取很快的决定下来比较好些！
理发最好缓搞，若你要去时，也要先向队上说清楚，得了同意才去。
代云回来时，把皮纸二刀与装盐的胶袋交他带回。盐若未用，胶袋可缓。
他的棉衣是否在你那里，也一并交他带回补。
君友
7月1日
父亲的信当然对我有所触动，我在面房中的确清清白白。按照父亲的建议，我曾多次主动向队上、向大队上、向管我们的公社干部陈书记反映，希望他们安排我教书。
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那是我回家后又到外地去了的一天，同生产队的农民朋友曾兴林受生产队的委托，到成都我家来送信。因我不在家，父亲又出去扫厕所了，于是他给我父亲留了一张条子：
朱同志，您好！
其他事情不谈，给你专谈一个事情，关于杨代欣现在是否在成都，听说他送深安到保（宝）兴去了。如果不在成都的话，就请您速写信去，回（或）是电报，叫他马上回来。因我队决定，公社也同意，在本大队公办小学教书。因走了一个公办教师，大队公社固定了杨代欣长期教书。据大队说只要争取好，可能要转为公办教师。现从十月十五号开校，叫他马上马上回来，千万不要把这机会错过了，完！
70年9月15日
平桥生产队曾兴林抄
不久，我就被调到石经寺旁边的石经小学任教，这是茶店公社的一所“戴帽”学校。
所谓戴帽学校就是学校除有1至6年级外，还开设有初中班。
我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按一般的要求，根本没有资格教书。由于山村缺乏师资，也就糊里糊涂地被推上了讲台。开始还十分惶恐，因为这所小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成都师范或成都师专毕业的学生，起码是中专毕业。他们的待遇比我们高很多倍（他们一月40元左右的收入，一年近500元），我是记工分，一年有3000分左右，每10分0.4元，也就是一年有120元，除去公粮的扣款，年终分红也就只有几十元钱。不过，还算好，我每月还有上面给予的4元的补助。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教书自卑感就慢慢消失了，因为我觉得我还能胜任这个职业，而且比起那些公办教师，我这名社办教师也不差，或许在某些方面还要稍微高点。我深深地体会到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学习方法的必要性和学习方法的稳定性。我初中的底子铺得较牢实，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都在教学中直接获得了检验。在石经小学的六年里，我教授过从小学低年级到初中几乎所有的课程，包括音乐、体育和美术，只有英语例外，因为我初中是学的俄语。记得有一次学校派我到龙泉驿镇参加区文教局举办的教学研讨会，会上的主讲者是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他分析了小学中年级的一篇诗歌《天安门赞歌》，认为它是史诗体。我当时就认为这位老师将它定错了，难道这只有五段的小诗就是史诗体吗？研讨会的休息时间，我毫不客气地向文教局的有关主管反映了我的看法，并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我在当民办教师前六年中的农村劳动锻炼没有白费。孟子就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这六年中我深入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我体味到了农民的艰辛和淳朴，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我慢慢长大了，慢慢成熟了。尽管社会使人眼花缭乱，我始终尽力洁身自好，守诚信，待人宽厚。即使在那极其恶劣，甚至被一些人形容为比劳改犯还不如的知青环境下，我从来都未气馁。我暗暗发誓，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可以说，从下乡上山开始，我的学习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的学习是有方向、有目的、有量的积累。这也许就是我这个社办教师比公办教师在某些方面还要稍稍高点的原因吧。
六年的社办教师生涯令人难忘，从22岁到28岁，是每个人的黄金时期，是受教育和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阶段。虽然我的资格不够，但我始终认认真真，尽心尽力。我无悔自己的教育工作，但是我有悔我的青春。当教师的一些经历，似乎像昨天才发生。
印象最深的当数“黄帅事件”。1973年邓小平复出，他顺应民心，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方针。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北京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在极左派喉舌报纸的大力宣传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的最典型人物。“黄帅事件”的波及面十分宽，十分深，即使我们这所山村小学也未能幸免。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教唆下，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我，说我杨老师上课太“凶”，连黑板刷都摔坏了；说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严格是“师道尊严”，是十足的“复辟”、“回潮”……在此种情况下，我十分灰心，这书怎样教呢？我更痛心和惋惜，这样天真无知的小孩，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政治的牺牲品。
除了在石经小学任教外，我也曾经在汤家河坝小学教过书。住仍然在石经小学，每天早上走下去，下午放了学吃了晚饭后又走回来，来回有十二三里。
学校设在汤家祠堂里面，有六个年级六个班，每个班就只有十个人左右。学生可以带弟弟妹妹来，边照顾弟妹边听讲。常常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小孩就闹闹嚷嚷，有哭的，有笑的，有爬地的，有摔跤的，还有打架的，可以说人声鼎沸，教学难度很大。这还不说，学校的六个班只有三名教师，于是每位教师就需要同时教两个班，这称作复式班，也就是用所谓的复式教学法教学，这样就难上加难。因为每节课都要上两个班，如果每节课40分钟，那么一个班就只有20分钟。授课老师先将一个班的作业布置好，然后给另一个班上课，反过来才给布置作业的班上课。
三名社办教师中数我年龄小，那两位都姓汤，资格很老，但不敢恭维。其中一位个子稍矮的汤老师我至今都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教学生的小数，基本概念就错了。比如0.169，他教学生读作零点一百六十九。我不好向他指出，因为他很自信，况且出身又好，我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吧。
在这所学校的周围住着十多家社员，他们很尊重我，经常为我提供方便，如送菜、送蛋等。学校有一间厨房，就我一个人使用，两位汤老师都回家吃饭。我中午、晚上都在这里自己煮饭吃。我还征得学校同意养了几只母鸡。说来怪有意思的，这几只母鸡是自己管理自己，我操心不多。厨房墙边有一个小洞，早上天刚亮，它们就出洞，晚上夜幕降临它们就进洞，白天就在学校周围觅食。放暑假了，我回家一个多月。开学回校时，“呀！”
我喜出望外，这几只鸡在我的灶边灰坑里生了好几十个蛋，堆成小山似的。我分送给周围的农民，自己也用棉籽油煎着改善伙食。
我不愿意以太压抑、太悲愤的笔调来述说我的知青生活，毕竟大苦大难够深的了。
我是以苦为乐，是反苦为乐。我在农村为什么能安然自得呢？也许跟我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
上山下乡以前，我的生活就非常艰苦，幸好国家发给我助学金，有了一口饭吃。我初中三年根本无钱买书包，我的书包就是自己用崇宁线打的网兜。所以我在农村的生活虽然有时甚至不如劳改犯的待遇，但在经济上只是平移而不是跌落。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每年的生活费用大部分还是自己挣的，有时还能够分得几十元钱。
其次，在我上山下乡以前，对那种无休止的所谓抓阶级斗争、对因为受父亲的牵连而获得无端的屈辱和政治迫害，已经习以为常。“文革”初期我周围的“麻五类”知青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时，我的家庭已经摧毁得到底了，父亲已成了“死老虎”。当时我还冒死将家里的一些较重要的东西背回茶店，一直保存至今。我想反正我都到底了，比劳改犯也好不了多少，人到这种田地，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茶店的知青当中，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许庭义，我十六中高六四级的同学自杀了。由于世间的重压、家庭的冷眼、前途渺茫、个人问题的苍白，她绝望了，喝下了一小瓶敌敌畏。当人们将她抬了十五六里路到茶店医院时，她已经撒手西去。
张秀实，一位嘴不饶人的白白净净的姑娘，十中高六四级毕业。由于环境的恶劣，她身不由己地嫁给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公办教师。他们成了家，有了小孩，表面上生活美满。
由于他的丈夫提升为茶店中心校的负责人，她因此也被选送到四川师范学院深造。然而因为我们至今不明的原因，她狠心地抛下她的幼子吊死在川师的厕所中……难道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吗？不，不是这样，因为我早在上初中前就曾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但最后我避开了这一劫。我升华了，我骄傲地向天空大吼，我热爱生活，我不会去死，我要坚强地活着。
在我上山下乡的12年中，除了父亲的谆谆告诫外，我的一切认识和行动都是靠学习来拯救着我，直至现今也是如此。我的学习不仅是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我的学习既有务虚的，也有务实的；在学习上我绝对不会见异思迁，看准了一个目标，就矢志不渝。
在农村要想自学，谈何容易。一天到晚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人筋疲力尽，食物的匮乏和营养不良使人面黄肌瘦……每天的空闲时间少得十分可怜，但这些都没有把我难住。我每天出工，都要带上一两本小册子，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精读。《宋诗一百首》、《唐诗一百首》我都靠聚沙成塔的办法背过。文天祥的《正气歌》给我深刻的影响和教益，它使我懂得大自然中的山河日月无一不是“正气”的体现。做人应该有“正气”，有了“正气”
才能为国效劳，才能在危难时刻毫不动摇，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懈斗争；有了“正气”才能承受任何磨难和痛苦。梅尧臣的《田家语》使我体味到农民苦难已经延续了几千年；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我的认识论大大提高了一步；朱熹的《观书有感》对我的学习有直接的帮助……我也读马恩列斯毛着作，还要读孔孟的、诸子百家的、佛门的等等，书比较难找。1970年以后，成都孙中山铜像背面就有旧书市，几毛钱一本，我在那里淘了一些很不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