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学习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和生命的支持。也就是在那几年里，我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加快了自学的步伐。我虽然被剥夺了享受正规教育的权利，但是我有父母赐予的天赋，有逆境中铸就的倔强，我要跟那些上大学的幸运儿比赛，看谁更有知识，对社会更有贡献！在完成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的学习之后，我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俞大因编写的大学《英语》五、六册和徐燕谋编写的《英语》七、八册。其实，“文革”以前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也很少有人学完这几本书的。
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困难重重。往往一段课文要反复读几十遍才能理解其含义。
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我将每一课的课文翻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既是学习英语的过程，又是练习中文的过程，很有挑战性，也给我无穷的乐趣。我一向仰慕傅雷、朱生豪和戈宝权等翻译大师，梦想有朝一日像他们那样成为东西文化的桥梁。实在难于理解的地方，我就把问题集中起来，通过信件，向父亲请教。父亲爱子，总是有问必答。如果有他自己不懂或有疑问的内容，父亲就不辞辛苦，到四川外语学院或西南师范学院，向那里的英文教授请教。
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还硬着头皮读完了几部英文小说，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大卫·科波菲尔》和《月亮宝石》。同一时期，我还开始用英文跟父亲通信，借以锻炼自己英文的写作能力。父亲除了一丝不苟地回信之外，还将我的一些英文信带到西南师范学院，请我四姑父叶麐先生的挚友熊正伦教授评阅。据父亲说，熊教授对我的英文信评价甚高，说我达到了西师英文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水平。这样的褒奖当然极大地鼓舞了我。
父亲知道我奋斗得十分艰苦，不时在来信中勉励我。在一次来信中，他引用了祖父的一位学生、民国时期的着名诗人吴芳吉的《还黑石山作》的几句诗：“鹤山坪上春草长，龙门滩下风波响，一湾又一潭，幼年常来往。指点告诸儿，为我发凄怆。慎勿为凄怆，儿气须苍莽。当时叹辛苦，回首成真赏。但愿尔曹多坎坷，迨到壮年乐无两。”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诵读吴先生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仍然不免心潮涌起。
其实，在那几年里，我最偏爱含弘表哥介绍给我的清代词人张惠言的一首《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抬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越楚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岂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词人在这里表达的怀才不遇、进退两难的焦灼心情常常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我个人觉得它比李白的《行路难》更有韵味，更为深沉。但是当时我连张惠言“一笑醉颜酡”的本钱都没有，于是“乱我心者”就只有那“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的浩叹，它催迫我去焚膏继晷地学习，不敢懈怠。
1976年9月，毛泽东谢世。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在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常常站在子弟校的高坡上，俯视着厂部外排着长队到毛泽东遗像前鞠躬的工人和那些如丧考妣的大小干部，心情十分复杂：我曾经那样崇拜过毛泽东，然而这个伟人竟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几番浩劫。现在他虽然撒手人寰，但是在那些芸芸众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尊神圣的偶像。而我心中的偶像早就破碎了，灰飞烟灭了，因为知识开启了我的思维，思维必然否定迷信。而且也只有打碎心中的偶像，我才可能获得心灵的解放。那时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变，因为物极必反；而且只要有变，我的境况就可能好转，因为否极泰来。
父亲在10月29日的来信中写道：“当前形势一片大好。“消除四害，人心大快！”有关消息肯定万源早已遍传。我相信今后各方面会得逐渐好转。道理很简单：过去“四害”
未除，他们总是利用权势，多方捣乱，企图别人不能安位，只好下台，从而他们好上台。如长期如此，各地安得不乱？工农业如何能抓好？人民群众又焉得不受其害？根据这个道理推想，我相信今后大势会日益好转。”
严冬已过，春寒料峭。在清理“帮派”的运动中，子弟校的校长黄某率其部众把我当成重点整治对象，因为我不识时务，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我刚进万福铁厂的时候，黄某仅仅是宣传科的办事员，跟我们这帮厂宣传队的知青比较接近，我们也亲切地称呼他老黄。1973年，他到学校当了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小施权术，排挤走了一位姓冯的老校长，将学校的大权一手独揽。地位变了，讨好的人多了，他的架子也一天天大起来。
形势所迫，连我在学校里的几位好朋友也改口称他“书记”，我生性木讷，就是改不了口，当着众人的面还是一口一个“老黄”地称呼他。他嘴上不说，心里不悦。以后，我因为不满他的“训政”和一些颐指气使的作风，当面顶撞了他，使他耿耿于怀，现在，借整顿“帮派”体系的机会，他想杀杀我的傲气。
黄某并不亲自出马，而是安排一些手下出面。手下之一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徐某。
徐某跟我本无夙怨，但他有强烈的官瘾，所以唯命是从。黄某号令一下，他拿起鸡毛当令箭，赤膊上阵，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上纲上线，硬要说我在“文革”期间指使学生闹学潮，耸人听闻地给我戴上“四人帮”的追随者的帽子。另有个别想借此机会捞一把的人也跟着起哄，一唱一和，来势汹汹。这时我一无所有，无所牵挂，不仅没有避让，反而针锋相对，在会上跟他们据理力争。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真的想“横”了。
朋友们都为我的鲁莽捏一把汗。一天，同事骆协强设宴为我压惊，还请了另外几个好朋友作陪。席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苦口婆心地劝我：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正在风头上，何必跟那些人争一日之短长？敷衍认错算了，也给黄某一副梯子下台。
我一杯烧酒下肚，突然有了一股匹夫之勇，说：“谢谢大家的好心。我实在无错可认。
他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不向谎言和权势低头！“四人帮”都倒了，我不信他黄某就能一手遮天，天下就没有公道！我知青出身，十六岁就下乡，反革命也当过了，强迫劳动改造的滋味也尝过了，谅他们奈何我不得！他们要整我，我也不会束手待毙，至少我可以说、可以写信、可以逃跑、可以申冤！”
后来，黄某一帮人没有抓住我的任何把柄，加之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又是知青出身，对我的讨伐也就不了了之。
197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大巴山，对于我这个在大巴山上度过了13个春秋的人来说，这是时来运转的时候。
那年夏天，社会上纷纷传言说要恢复全国高考。父亲在9月17日的来信中说，重庆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包括我的两个弟弟和老朋友如邹克纯、张诗亚都在积极准备。他写道：“我同你妈妈、四爹（姑妈）都认为鹏儿投考大专院校，在各科知识上都要胜过许多人，希望自然要大一些。鹏儿是否已经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是否已在为此逐渐准备，届时报名，一试身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时的兴奋真是难以言喻！十三载辛苦，近十载寒窗，到底要盼到出头之日了！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高考的《招生简章》上说，考生的年龄一般不应超过25岁。
只有“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刻苦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那年我29岁，已经超过了一般考生的年龄标准。那么，我是否能算以上所说的特殊情况呢？我问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当然不置可否。于是请父母在重庆打听报考的行情。父母回信说：“你已经教学高中英语五六年，自学了大学英语教材，还作了许多翻译工作，能够说你不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吗？……如果标准定得过高，就在全国范围内又有几个真正符合标准的人呢？目前说的只是报考大学，不是报考研究生，更不是考诺贝尔奖金嘛。”他们知道我学校的领导不支持我报考，又写道：“我们认为，你可以积极找出一些理由，争取领导支持，争取报考。自然，同时也不妨稍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报考这件事上，我不能有“两手准备”，必须破釜沉舟。由于政策日渐明朗，加之我据理力争，学校无法公开阻止我报考，我报了名，利用手边极其有限的材料进行准备。
考试前夕，父母在来信中根据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其他具体情况，建议我考虑报考以下学校：四川省内的三所大学是：1．四川师范学院；2．西南师范学院；3．四川大学。省外的三所是：1．杭州大学；2．南京大学；3．北京大学。这样的排序有点滑稽，看得出来，父母要么对填报志愿一无所知，要么对我的前景没有把握。但是，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1月29日，母亲在来信中鼓励我说：“战斗在最艰苦的时候，说明胜利也即将到来。再过十天就要举行考试了，这几天好好的鏖战过去吧。”她接着写道：“传闻今年考题不会太难，政审也不至于太左，都因要照顾全面。但我们思想上总要有两种准备。
万一考不上，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今后也还有进修的机会。”在信的末尾，母亲写下这样几句话：“沉着勇敢地去迎接战斗吧。静待你胜利的佳音。我相信你是会考得很出色的。
战酣，天寒，多保重。”
12月8日，我跟同厂的朋友卢铿结伴而行，到万源县城参加了高考。考试中我的水平发挥正常。英文考试更是超常发挥，因为试卷上最后一道题是“Tellussomethingaboutyourself”（介绍一下你自己）。看到这道题，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借题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千单词的英文散文。据参加地区阅卷的朋友说，我的考卷轰动了阅卷场，在阅卷的老师们手里传阅多时。我从此成了县上的“知名人士”。
考试过后，初选合格的考生又到县上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完全合格。此后，我又参加了英语考生的口试，口试在县上举行，考师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章为民先生。同时参加口试的还有我求精中学的校友曹培丽。口试完毕，我自我感觉良好。章老师对我的英语口语很满意。他后来对我的一位在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教书的亲戚说，像邓鹏这样的学生只需要学一两年便可以在川外担任一些教学任务。但是，我对前景还是不敢过于乐观。一想到政审这道鬼门关，我就不寒而栗，并在家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疑虑。父亲在1978年1月14日的来信中对我的升学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据闻，邓副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一般人还是有所畏惧，不敢轻易触犯。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必将贯彻执行，“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终究会彻底肃清。假定仍不能按择优录取、重在个人表现的原则办事，则部分人由此而遭受挫折事小，中央指示不得认真贯彻，影响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计划的实现事大。这岂是部分有志青年一时考试得失的问题！”
1978年1月初，一些朋友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我一等再等，等到月底，等到2月初，没有任何音信。卢铿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们惶惑极了，最后按捺不住，决定到县上去打听情况。我们俩结伴到县城上访，找不到任何门路，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当时有位我们认识的县革委干部已经得到录取通知书，志得意满。他知道我和卢铿担心落榜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就劝慰我们：“不要东想西想了，我看你们之所以没有被录取，多半还是因为分数没上线。”我和卢铿听了他的分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我心如乱麻，知道自己十有八九遭人暗算了，但又没有任何证据。
难道我就命中注定在大巴山里陷一辈子不成？方寸一乱，我甚至想铤而走险，直接报考研究生，跟命运拼个鱼死网破。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来信劝我不要灰心，再考一次。父亲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引用了一些古人和前辈的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段话，可能出自“孔老二”，似又得首先批判。）“何以为业日孜孜？不求人知止天知。何以为德夜迟迟？不求天知只自知。”（见吴芳吉诗）“古之君子，于修身治家，必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他接着写道：“上面这些话，乍一看，仿佛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之思想，实际上绝非如此。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终生奋斗不息的。他们胸襟广阔，从不为一时一事之得失所困倒。”他知道我准备重振旗鼓，参加当年5月举行的高考，就这样写道：“知道你准备五月应试……诚属可喜。但我不能无虑者，一则时间如此紧迫，要看的书又如此繁多……再则考试一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假定结果失利，又将对鹏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以是在我的心里，不免顾虑重重。假定鹏儿真能够做到来信所说，通过考试，达到提高自己业务水平，那么是可以的；假定得失心重，没有遇到意外的充分思想准备，那就不可以。我是既支持，又不敢太支持。假定鹏儿能始终抱定这样的态度去应试，即：成功固足喜，失败决不忧。
如能做到这样，我就很支持。如其不能，我就不免有些顾虑，不敢过分支持。”可见父亲在疼爱我的同时，对我的报考前途也缺乏信心，更担心我对可能的失败缺乏承受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年，我们生产队来了几个重庆的“闲散人口”，其中一个叫张正国，外号“张懒王”。老张原来以卖打药为生，没有老婆，倒有两个三五岁的儿子。他大概是道教的信徒，但信得有点狂妄，写的歪诗里有“天上神王张自然，地下懒王张正国”这样神经兮兮的句子。到底是老乡，他很快跟我们挂鼓岩的三个知青混熟了，经常来聊天。闲谈之中，自称会看相，说“先验”的东西自有奥妙。我们虽然不信，觉得好玩儿，也就请他给我们看看相。记得他看了我的相后一本正经地说：“你虽然一生不能聚财，但是三十岁上会转运，而且会有两个孩子。”我们听了，着实乐了一阵，压根儿没有当真。
1978年初，突然想起当年老张的话。掐指一算，我心里一亮：人们都说时来运转，1977年我才29岁，时未来，当然运就不转，所以希望还在1978年！病急乱投医时，迷信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重振旗鼓，又投入紧张的复习。这一次，子弟校的其他几个知青老师陈和威、刘长宜、袁仲生、张世学、骆协政也决定报考。有了朋友的参与，我的斗志更加旺盛。那时候，我不仅要教四个班的英语、每周16节课，而且是学校唯一拿着初中毕业文凭教高中毕业班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