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不知道我那次究竟考了多少分，只是后来有神通广大的同学传出，我是当年“高师班”录取的最高分，比录取的最低分高150分。又说那分数比当年川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出许多。有人替我抱屈，而我却毫不在意了，这些只是小不公平罢了，我人生经历的不公平岂止这些啊！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除了自己送上去的三份毕业证书。当我调离师专，人事处的一位女干部去寄档后和我开玩笑说：“唐老师，你的档案超重，我们还多花了些寄费。”我也开玩笑说：“你别忙寄啊，让我看看是些什么东西，寄费我来付都可以。”她也笑着说：“除非我不想活了还差不多。”
中国的人事档案制度究竟起于何时？是怎样管理和运作的？为什么招工、招生、招干不把目光投向活鲜鲜的人进行考察，却要死死盯着那些牛皮纸袋里的死材料？我想起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老师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教室里慎重宣布：“大家听清了，现在开始给你们建档了，以后这个档案就要跟随你一辈子，你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当时想老师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从现在起如犯什么错误就会记录下来放进袋子里，却没有想到这袋子的作用远不止这些，不仅是把自己装进去，还会把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姑八奶全都装进去，而且装些什么自己永远不知道，更永远见不到。我想我父亲的档案一定很丰富，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应该没有什么妨碍了。前不久见网上说国家档案局宣布部分档案可以公开解密了，这当然是针对那些重要会议、事件、统计数据等，以便供历史学家研究。我想能不能对个人档案也开放，比如人死后多少年其本人档案可由亲属领走，收费也可以，国家还能增加一笔收入。首先我就愿意出高价回购父亲的档案，那可是害了我一生的东西，而且那将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作者简介
请见《成都有个“青训班”》后的作者简介。
我的读书梦
邓鹏
从1964年到1978年，十四年间，我做了一个长长的读书梦。梦很美，美不胜收；但做起来很苦，往往苦不堪言。如今，三十年过去，梦对我仍是那样清晰，依然还那样使自己感动。
1964年夏天，我15岁，就读于重庆名校求精中学，少年立志，初露才华，不仅在学业上名列前茅，而且全面发展。虽然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也感觉到阶级路线的寒气，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失学的可能性。
在初中毕业前夕填写升学志愿表时，班主任王大富老师语重心长地劝我放弃第一表的六所市属重点高中，将母校求精中学填写为第二表的第一志愿。显然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对我解释说，重点学校要求太高，报考纯属徒劳，而报考自己的母校，应该问题不大。
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委屈。凭我的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报考市重点学校应该有相当的把握，至少可以碰碰运气吧。1961年我报考初中时，三个志愿都选择了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没有成功。现在，报考高中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可放过。但老师劝我时的语气虽然委婉，却有某种我无法抗拒的权威。其实，1961年我报考初中的失利已经是严重的教训。那一年，我以全优的成绩从重庆市佛图关小学（现在的大坪小学）毕业，当我把自己那孤注一掷的志愿表给班主任李正常老师看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居然连声说“填得好”。后来，我考上了初中，但没有如愿以偿到南开，而是被分到一所名气三流的初中就读。班上另一位成绩平平的同学却意想不到地被南开录取，多半因为他出身工人家庭。幸好后来母亲被调到求精中学教书，我才跟着转学到求精。我转念一想，上学又何必名校？只要有书读，而且又在求精中学，也不算什么晦运。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我就在求精苦读三年，高中毕业时再让人们看看我的水平！再者，母亲从教多年，自1961年起就在求精中学教书，是该校英文教研室的骨干。就看在我母亲的面上，学校也该录取我吧。所以，虽然“落榜”这个念头偶尔也来骚扰我内心的宁静，我实在没有名落孙山的思想准备。
然而我的确落榜了。接到不录取通知书后，我有好些日子不能正视失学这一现实。
我多么想读书、多么依恋学校呵！
我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曾祖父邓石泉是川东名校江津县聚奎中学的创始人之一，祖父邓鹤丹曾留学日本，为川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父亲邓燮纪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母亲黎恩珞毕业于重庆求精中学和金陵女大，他们都是教师。父辈的亲戚当中有好几个知名学者，叔伯兄姐也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数就读于国内的几所名牌大学。堂姐敬时大学时因为品学兼优，被选拔进留苏预备班，可惜因为伯父燮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痛失留学苏联的机会。我的表兄叶含弘也是因为姑父、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叶麐先生被打成“右派”，大哭一场后放弃报考重点大学的计划，委屈地进入昆明师范学院。相比之下，我的运气最糟糕，仅仅读了九年书，在求知欲最旺盛、立志以聪明和勤奋来报效国家的时候，硬被永远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
两个月后我下了乡，到距离重庆四百多公里的大巴山里的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在人生最严峻的挫折面前，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我想，既然下乡务农，那么就读点农学书籍，搞点科学种田，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出力，岂不是两全其美？党和政府不是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吗？专者专家，要当专家，就必须学习。
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离开重庆的两天前，我专程到重庆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选购了一套准备在农村自学的书籍，包括《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农艺学》等，当然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
到了茶场后，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学习计划极不现实。所谓青山茶场，却是一棵茶树也没有的荒山野岭。我们一到茶场就开荒种地，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一天收工回来，天已黑尽。我们一帮知青虽然年轻，精力充沛，但毕竟不是机器，可以不停地运转。
吃过晚饭后，人已筋疲力尽，哪还有精神读书？往往把书捧在手上才几分钟，睡意就排山倒海袭来，人一倒在床上，就像一块木头，睡得昏天黑地。大巴山里的冬夜，常常风雪交加，雪花从瓦缝里灌进寝室，在被盖上积一两寸厚，我们也全然不觉，照样酣睡。一年到头的大强度劳动和“三饱一倒”的生活使我读书的意志逐渐减退。
我们的场长叫何炳德，是个四十来岁的大队干部，他为人不错，生产上是行家，但没有什么文化，我们这帮调皮的重庆知青背地里叫他“老炳德”。政治指导员叫邱占富，复退军人，虽然在部队里淘了一点文化，但并不知道如何“指导”我们这帮从大城市来的学生青年。他带领我们进行了几次队列操练，知青很快就感到厌倦。他的家离茶场只有几里路，所以天天回家。后来借口家庭负担重，干脆几天不到茶场来，主动放弃了指导权。
因为他是指导员，谁也奈何他不得。生产队长叫杨厚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产上是个好把式，但文化水平最多高小毕业。
第一年，我曾经异想天开地试图说服这些当家人给我们一点搞科学试验的机会，大概因为我实在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人微言轻吧，他们根本没有采纳。唯一对我的想法有点兴趣的是一个叫胡大寿的本地青年，当年十八岁，在县上学习过果树栽培，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不久也参军离开了茶场。
在茶场读书，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实验条件，学习自然科学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自学这件事上，我很孤独，常常陷入茫然，时间一久，原本立志改变大巴山的贫困和落后的我，不料先被大巴山“改造”了。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着老炳德、厚禄队长和其他几个从不同生产队调来的农村青年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荒山、庄稼和虱子打交道，在平淡中打发日子……有时我暗自琢磨：莫非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希望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莫非这就叫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非这就是我们这帮出身不好的人今后的命运？
在茶场读书甚至还给我带来了麻烦。读书多半是在晚上，没有电，只有靠煤油灯。
当时煤油三毛多钱一斤，而我们每个月只有两元钱生活费，于是我们学当地的农民，用“松光”来照明。“松光”也叫“松明”，就是松树的枝跟干相接的富含油脂的那一段。将它砍下来，再劈成小片，放在一块石板上点燃，就成了我们依赖的光源。这种光源不稳定，很伤视力，但要读书，也只好将就用。
196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隔着蚊帐借着床边一张方桌上跳跃的松明翻读“毛选”。
读着读着，感到困乏，顺手就把书放到桌上。正要昏昏入睡，突然被异样的光亮惊醒，翻身起来一看，原来石板上燃烧的松光片落到“毛选”上，“毛选”着火了！等我掀开蚊帐将火扑灭时，“毛选”已经被烧焦了几页……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十六条》下达后，鬼使神差，我执笔写了我们茶场的第一张大字报，写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又同一群知青朋友兴高采烈地步行到区上，把它贴在区政府外面的墙上。殊不知，一时兴起的孟浪行为竟闯下了大祸。达县地委很快组织了工作组，进驻有知青“造反”的林场、茶场，对知青们进行弹压。全地区的几百个社办林、茶场的知青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这些人现在要造反，不是“狗崽子”翻天了吗？我也自然成为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想混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因为当年早些时候，我遵照公社党委组织部长侯焕章的要求写了入党申请书，其时年仅十七岁），“吃”了五百多张大字报。罪状之一就是：居然胆敢“烧毁”毛主席着作。在批判会上，我申辩说“毛选”着火乃是事故，并非有意所为。但是，当时谁管你有无动机，既然你烧毁了“毛选”，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任何解释都徒劳无益。在工作组的发动下，全公社五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对我口诛笔伐，不少大字报的作者发誓要剥下我的“画皮”、砸烂我的“狗头”等等。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白天被强制劳动，连其他人都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仍然要上山打柴或只身一人到老林看守包谷，晚上经常接受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违心的自我揭发批判……这一切无疑是对我这个毛泽东的小信徒的无情嘲弄！我没想到自己响应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对毛泽东思想虔诚地信奉，最后竟落得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本想借下乡洗刷自己的原罪，逃避父辈的命运，结果偏偏步了父亲的后尘，刚刚年满十八岁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才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在接受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日子里，我万念俱灰，常常独自面对青山和空中悲鸣的寒鸦苦苦思索：人要是没有知识多好，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烦恼。干吗想读书呢？自己周围的那么多农民，世世代代都没有读什么书，不是生生息息也过来了吗？我又何苦自讨罪受呢？
1967年“二月镇反”之后，茶场涣散了，两年前的欢歌笑语在青山茶场消失了，知青纷纷离场回家。不等夏收，我也回到重庆。父母宽容地收留了我，让我在家中赋闲。在这段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老同学，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我初中同学刘明琼、她的高中同学王宗元及其哥哥王宗笠、年轻工人黄少刚等。这些朋友不仅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有自己的见地。跟他们的交往使我逐渐摆脱消沉。通过他们，我找到许多文学书籍，这些文学书籍多半是红卫兵“打、砸、抢”期间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其作者包括俄罗斯的别林斯基、果戈理、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和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霍桑、惠特曼、德莱赛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哈代、狄更斯和拜伦、雪莱等。同时也没有系统地阅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以及鲁迅、茅盾、曹禺、巴金的作品。
这样，离开学校三年之后，我又读起书来。由于在大巴山的经历，我读得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常常在一起交谈读书的体会。不久，又有一些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草坝区的知青张诗亚和刘定强等。在武斗四起、烽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读书给了我许多慰藉，也开启了我那几近麻木的心灵。我真正感到，知识是心灵的救赎，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饥不择食地读了一两年书，做了不少读书笔记，究竟想干什么，当时没有多去想它，因为看不清前途。跟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开始悄悄萌生搞文学创作的念头，但那是一种胆怯、羞涩的梦想，像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我也想过做学问，但不知道做学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记得一次闲谈中，王宗笠宣称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我心里想：“你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如何混来教授身份？”但他那对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自信，我不能让他扫兴。人们常说梦想是一种奢侈品，可是在那年头，它却是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唯一的精神慰藉。跟善于梦想的同龄人经常在一起，我也不知不觉异想天开起来。
那两年，母亲常让我陪她去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看望我的四姑母，这样我跟四姑父叶麐先生成了忘年交。姑母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极少回家，老两口都非常寂寞，所以只要我去看望他，老头儿就高兴得很，一老一少常常摆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姑父在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师从于心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赛贡（Segond）教授，在其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和题为《兴趣的心理研究》的博士论文。为了报国，他不仅学成归国，而且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回国后曾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担任过四川大学的教务长和代理校长。1952年中国大学搞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他信奉社会主义，1957年“反右”前夕甚至还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运动结束之前却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从此离开大学讲坛，直到1977年去世。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和他们当年的荒诞遭遇使我暗自寒心。
但是姑父大概见我孺子可教，不仅告诫我要坚持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鼓励我不断学习。一天，我谈起自己对古汉语的兴趣。姑父一听非常赞赏，顺手从书架上取下王力主编的全套《古代汉语》和《古代散文选》送给我，叫我认真学习，打好古汉语基础。在这几本书上，我的确下了一番工夫。然而，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一个知青要系统学习文学谈何容易！尤其想到自己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去，感到前途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