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门！
作者简介
程克武，1965年于重庆市第五中学初中毕业，当年随学校组队下乡。先分到四川省邻水县三古公社五一林场，1968年撤场后落户在三古公社华尖大队三队。1978年考入达县师范学院，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1年毕业，分配到重庆市綦江县双溪机械厂技校任语文教师，1984年底调入重庆市空压厂职工学校任语文教师。2001年内退至今。
我的两次高考
唐龙潜
现在，每年的高考都成了一个特定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年年有几百万考生，近千万个家庭在等待和期盼中守护着那段时光。媒体跟踪报道，各界密切关注，什么划线、调档、填志愿，电话查询、网上公示，“重本”、“二本”、“三本”，其纷繁复杂的录取过程均在严密有序的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论贫富，不论权势，每一个考生都是一个平等的自我，考核的核心标尺就是分数。
可以说，高考至今是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缺陷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片亮色，一方净土，其基本原则所彰显的公开、透明、平等、公正乃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也许有人觉得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封建王朝的科举取仕不也大致遵循这样的准则么？然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记忆……
1964年，我面临高中毕业了。高考越来越近，似乎已能听见它那清晰的脚步声。课程已经结束进入总复习阶段，任课教师开始印发各种复习资料和参考题，包括历年的高考试题。虽然教室和寝室照例在十点半熄灯，但是在走道里、屋檐下、球场边昏暗的路灯下，总是伫立着一个个手捧书本的孤独的身影，他们基本上是毕业班的学生。这成了深夜里宁静校园一道特别的风景。生活已经从困难年代开始缓过气来，在夜幕中苦读的学子大多还能向肠胃里填进一只馒头，一只锅魁，奢侈点的甚至一个点心。人人在规划着自己的将来，希望迎来一场公平公正的考试。自然，12年的读书学习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己的成绩在什么状况，什么档次，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心里也大体有本账。不定因素也就是临场发挥是超常、正常，还是反常。
填志愿的时候到了，在我们这一批学生中早已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那时的口号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中又特别青睐与军事科学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而与国计民生接轨的工业建筑医科农科当又等而下之。我所在的学校是成都三中，并非什么重点中学，不过这时候重点中学的概念也还不明确，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虽然也有升学考试，但只要过了录取线，大体是按家庭住址来就近分配入学。就是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有考入北大、清华的，教师们总以此自豪，说北大、清华的种子在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断过。我自恃成绩好，觉得成竹在胸，所以就是最后那段时间过得也很轻松，球照打，泳照游，觉照睡。
我填报了清华大学。之所以这样做，跟最后一年来我们学校代课的一位老师有关。
他叫谷西平，是两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的一个什么军工基地，大概是不甘那里的荒凉寂寞，更由于女朋友在成都的缘故，便请长假回到了成都。由于他当年就是从这个学校名动一时出去的，是那时从全市所有中学中选拔的三位留苏预备生之一，不知怎么“苏”没有去成，就留在清华念书了。由于这些渊源，母校就将这赋闲在家的他请来作毕业班的最后一年物理课代课教师。
他的教法的确别开生面，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实验做得出神入化发人深思。在授课中他大量拓展教材内容，什么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什么“地对空，空对地，空对空，地对地”，很多概念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时代造就的我们这一代崇尚战争的青年，竟在全年级四个班中掀起了一股物理热。当然他的讲课也使一部分成绩差的同学如坠雾里，只好“坐飞机”，兴趣浓成绩好的则直追他的思路，一次次进入到令人兴奋不已的奇妙的物理空间。在他命题的物理毕业考试中我拿了全年级第一，也就才91分。据他说这套题比高考试题难多了。由于他把题弄得太难，造成这一科的成绩比其他科都偏低很多，大家觉得别人又不了解情况，这样的分数拿出去面子上很不好看。于是他又出了怪招：按比例加分，分数越低加得越多，轮到我只加了两分，所以我的物理毕业成绩是93分，但这已是全年级最高分了。
在他的分析和怂恿下我填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按他的说法，清华是工，重运用；北大是理，重研究。自动控制专业是非常前沿的学科，他自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可惜超前了几年还用不上，而现在去学应该正是时候了。他又说，清华在同等条件下是招男不招女，招小不招大，特别注重物理单科成绩。心里一默，这不都是正对着我么？我当时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毕业时也就17岁。毫不犹豫地填了自动控制专业，见后面还有个括弧，赫然印着“绝密”二字，更是喜上心头，越“绝密”越好啊！
七月里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自己觉得感觉很好，便满怀信心地等着拿录取通知。
终生难忘1964年8月8日！按惯例，这天是接到首批录取通知的时间，往年清华、北大的通知都是在这天送达，通过邮局送发，时间大概在下午四五点。而不巧的是，这一天我们全班同学正好在杜甫草堂举行野餐会。那时的成都远没有现在这样大，草堂已是郊外的概念。柏树森森，荒草丛丛，埋锅造饭不但是允许的，还是一种备受城里学生们追捧的时尚活动。记得是吃水饺，四个小组四只锅，挖坑、垒灶、拾柴，洗菜、切菜、和面。忙忙碌碌到下午两三点了，饺子还没有包成下锅。我和班上另一位也是成绩很好填报了清华的同学，暗暗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有些待不住了。溜吧，又不好扫了全班同学的兴，只好耐着性子熬着。
拾来的柴火湿的多干的少，只见浓烟缭缭不见熊熊烈火，一大锅水总也煮不沸。不过大家似乎都不着急，笑语欢声，忆同窗话惜别，畅想未来，大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有人提议将每年的今天定为我们永久的“班日”，地点还是这里，雷打不动，风雨不移，不相约不通知，各人记住，各人自来。多么激发人想象的浪漫提议，大家一致赞成，并认真地作了分析和补充，即：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因特殊情况远在外地不能赶回的除外。后事为：第二年有一半同学来到这里，而我此时已在千里之外的西昌农村；第三年已处于“文革”发端，革命已将此类浪漫情怀冲得无踪无影，“班日”就此短命，从此星落棋散人世茫茫。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同学至今未能见一面。
我们终于还是没能熬到饺子煮熟，悄悄溜了。其实赶不赶回去，有通知都会照样送达，于结果并无关系。大概是想早一点领受那份喜悦吧，真是太年轻、太浮躁、太沉不住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同学们传为笑柄。
出了草堂我们便飞跑起来，还得走好几里到青羊宫才能搭上公共汽车。他的家在城中心，而我的家在东门外，正好要路过他那里，于是决定先一同到他家看看，再到我家。
到他家后很快核实没有，而他已无心再跟我走了，只说如果你收到了就马上来告诉我一下。
我快步向家里赶去，一面走一面设想着，如果期待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一到巷口便能知道，天天进进出出，都是多年的邻居，这么轰动的事情，应该早就热闹开了。想象着那场面，真是脚履轻云，全身飘忽起来。一头扎进巷口，只见一辆拉粪的架子车正停在路中央，摇着手铃的老女人正在拉长声音吆喝：“倒马桶啰-倒马桶啰-”，霎时各种秽器顿响，恶臭直冲云霄！此时正是公厕太少的老成都中无可奈何的小民百姓一天中清除秽物的时候。平静如昔，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但跨进家门见到母亲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没有通知书么？”“没有啊，我今天整天都在家啊！”母亲正在弄开蜂窝煤准备做晚饭。
夜里有关心的同学来到我家，同时传来了三班两位报考清华的同学都已接到了录取通知，二班一位报考北大的同学也已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只觉得眼前一黑，清华已断然无望了！我们年级四个班共有六人填报了清华，没想到三班的两位竟然都上了。
在此后继续等待的半个多月里，那真是一天一天，望眼欲穿。心里还在想如果接到别的什么学校的录取通知该怎么办呢？当然书还得去读，但校徽肯定是不敢公然地别在胸口前，只好悄悄地放在衣袋里了。直到报上登出“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录取通知均已送达到考生手中”为止，这才如梦方醒，彻底从头凉到脚，切实地感到大学真的与自己无缘了。
由于全部录取结果均已揭晓，而这结果与同学们之间的平时猜测和任课教师的评定估计是那样出入巨大，大家全傻了眼。有略知内情的人分析说这次路线比去年贯彻得更厉害了。于是藏在庄严的考试背后而较之更为神圣、神秘，也更为严厉的政审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消息逐步扩散开来，有人说早在高考前两个月，成都旅馆就已住满了从各地调集的政审人员，专门负责本届考生的政审，深挖细查，组织严密，滴水不漏，全部工作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又有人说不是在成都旅馆，而是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甚至说是在一个与部队相关有哨兵值勤站岗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是个谜，究竟政审本身的工作程序是怎样进行的，标准是什么，直到现在也没人出来披露啊，中国的千古之谜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审“审”的不是本人，十多岁一直在校读书的学生，就是有什么问题那不都明摆着的嘛，哪还需要调那么多人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审”？
原来审的是与本人相关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说来可笑，我那时对政治的理解差不多就停留在政治课上，什么党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兴趣都很浓，学得也好，每次考试得分都很高。就是高考的政治试卷吧，我也深信答得非常完满！原来这些并非是现实的政治啊，与政审所要做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自然，填了多年的表，总要写上家庭出身、主要成员、政治面貌等情况，也依稀知道出身“地富反坏右”，或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有“关、管、杀”情况的，那肯定是大大的不好。
但我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家庭出身栏我一直填写的“中农”，这是解放初期在老家简阳农村土改时划定的，虽然不如贫雇农，但也靠不到地富那里去。家庭成员主要也就是父母，都是公民，都有选举权。社会关系中也没有“关、管、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起在毕业前填过一张情况登记表，父亲的简历和政治面貌不知道该怎么写，曾问过他本人，根据他的口述写了如下内容的文字：“1928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坐过三年国民党监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当时在我的心中还觉得这是一段有功于革命的历史，至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经过解放后的这么多运动和审查，父亲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头上也没有帽子。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就让我感觉到了。
录取工作一结束，很快就进入到落榜学生的工作安排阶段。那时的招工和现在不一样，招工单位和本人并不见面，只是通过档案决定录用与否。档案还在学校，用工单位便一批批到学校查阅档案挑选。自然首先是军工企业等保密单位，我们班有几位同学便这样被率先通知录用了。接下来便是一般工业企业、商业系统营业员。排在最后的是“师训班”，培训以后做小学教师，这几乎将所有落榜的人一网打尽。就连和我一同报考清华的那位同学也在最后一批接到了师训班的通知，只是他赌气没去报到，后来去了云南修路。而我等到的结果是学校通知我招工已结束，现在档案已转到街道办事处，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青年了。
现在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事情的明朗化使我和父亲之间作了一次摊牌。我不能升学，甚至不能工作摆明了都是因为他，他应该给我一个解释，一个说明。自我未接到录取通知落榜以来，父亲就成天阴沉着脸没说过一句话，他也在等最后结果。面对我明显带着敌视的无言的愤怨和质询，他交了一份材料给我，只说：“你自己看吧，这是我在运动审查中写来上交的材料底稿。原想这些和你无关，也没打算跟你说，现在你自己看吧。”
这是一份自传式的材料，篇幅很长，涉及的人和事很多，我只注意到关键部分是这样的：1928年父亲在上海国民党警察部队作警官，经一位姓王的介绍加入中共，属中央军委领导。同年一位姓萧的人从莫斯科回国奉命来与他联系，还未见到他便先被叛徒出卖被捕，又供出他来。由于是军人，他被捕后曾接受过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审讯，他是被上级出卖的，而又还没有下级，审讯无果后被关押，三年后释放出狱，失去组织联系。为生计后经人介绍在南京中央合作金库工作，曾被迫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按组织审查标准，集体加入应不算本人的政治选择。
父亲解放后的情况我就清楚了。解放前夕举家回到老家简阳农村，还领头创办了一所小学以方便家乡子弟读书，该校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我自己就是在那里发蒙读书的。
五十年代初在成都做中药材生意，后公私合营，再后调中药炮制厂作总务，1959年申请退职自学中医，单位不许，后作自动离职处理，关系转到地方派出所，当居民。
我当时想，虽然经历复杂，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多年以后才知道他的问题在档案里比摆明的“关管杀”和“地富反坏”更严重！一位在七十年代做了官的好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知青办见到了我的档案，关于我的父亲里面竟有这样的文字：“叛徒，特嫌，内控对象，解放初期曾秘密去过台湾？”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钻进档案里去的！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他此后曾被多次集中学习，“文革”中更是被多次抄家和拘押审查，据说有关部门对他的审查外调经费花了近万元，这可是还很穷的六七十年代啊，这费用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二三十年的工资收入了，可惜啊！他最后一次被拘押释放出来是1971年，手上拿着公安局的一纸判定：“明确历史反革命身份，不戴帽子。”这就是他的最后结论，盖棺论定，第二年他就因癌症去世了。
关系回到办事处以后，为找工作我还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当时攀枝花正在大建设，有个单位来成都各街办招修路工人，办事处也在大力动员闲耍多年的老社青报名，但老社青们均不齿，说谁到那山旮旯里修路啊，霉得慌！我得到消息马上去报了名。但第三天就得到通知，说我政审不合格！修路也要政审？而且我不合格？连“霉得慌”的事也轮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