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在当地的最高峰──尖子山上建个气象站，看云识天气，可以提前观测到突如其来的雨云。我还学习竺可桢博士在他的《物候学》里讲的方法，记下当地的物候日志，研究当地天气和作物生长的规律，了解作物与农时、季节、大气候的关系，力争变被动为主动，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春夏天，面对成天肩挑百斤重的粪水上坡地浇菜灌庄稼的沉重劳动，我就想怎样减轻劳动强度，便学习华罗庚先生写的《运筹学》，试图用数学方法来设计一个最佳方案，确定集体粪地的最佳位置，既方便集中各家各户的粪肥，又能就近取水混合、就近担到待浇的地里，使所费劳力最少。队里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合适的位置修了个大粪池。
“文革”的动荡也波及到了农村，我抱着不当井底之蛙、要去见见世面的心态跑回城里想看个究竟。
1967年，八月流火的日子，恰遇上成都的造反派要组织代表团去武汉，我的妹妹（十八中红卫兵）想去见世面，家里开会，决定必须要有亲人陪同前往，以保安全；哥哥姐姐们要上班，小妹还小，父母又上了年纪，只有我无固定收入，谈不上误工，经济损失最小，我也想去见世面，遂自告奋勇护送妹妹。在代表团列队上火车时，妹妹将我介绍为“清华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代表”，随团去武汉。其实真正的清华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代表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好友、清华无线电系的学生。整个代表团包括成都各界造反组织的代表，有教师、学生、工人……占了半节车厢，一路有说有笑。到了武汉，代表团想弄个宣传车造声势，便叫我这个“清华无线电系的大学生”帮助安装一下，我只得硬着头皮说：“虽然我是无线电系，大学才两年，专业知识还未学，只学了些基础，试着干吧！”哪知他们去联系，无法落实汽车及器材，这一检验真假功夫的考核才得以侥幸避过。随行的高中红卫兵还想上北京串联，也请我这个“清华的大学生”带带路、挂个钩。我想，路是人问出来的，带就带吧！团中一位记者的夫人也想随我们上北京，被记者挡了下来，在与我们在郑州分手后的火车上，他背着我，但当着我妹妹的面揭了我的底。原来这记者是下乡驻我那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当然对我很熟且了解，同团时大家心照不宣，都是为了见世面这个共同目标。到了夫人也想跟着上北京时，他对大家讲了老实话：“他哪是清华红卫兵，他是个下乡知青。”同车人一下便将原来人人夸的红卫兵小将视作了一个招摇撞骗的痞子，我妹妹脸上一时真无法搁下。
回成都知道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原以为上山下乡自己与农民群众彻底结合，通过饱含血泪痛苦的脱胎换骨之后，会被振兴中华的主流队伍所认同和吸纳。然而现实是，当人们知道你是一位下乡知青时，你即等同于一个痞子！同样一个人，当你披上清华红卫兵的外衣时，就是骄子！要知道在当时的理论中，一个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应当是一个尚未跻身工农革命群众的知识分子。
串联一阵我又得回乡了，我不能长期在家里吃闲饭，不能让父母再养我。只有农村才是我的生存之地，我得去挣工分、分口粮。那里的农民不也在生活么？他们能活出来，我也应该能活出来。
农村的生活确实不轻松，集体的农活从天麻麻亮（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干到天麻麻黑（晚上八九点钟），收胡豆、点玉米、栽秧子、挑粪上山、下田挞谷……更难的是，农民回家后，一家人男女老少分工合作，能吃到一碗热饭，享受一点朴实的温暖；我们知青就不同了，原来乌托邦式的知青小家不存在了，走的走、散的散，我经常是光棍一个。收了工，抽空忙完了自留地里的活，回到屋还得要烧冷灶，打火做饭，最后躺上床已是十二点过了。
这时抱头仰望茅草屋顶仅有的两片亮瓦中流入的月光，想到过去，想到城里的亲人、朋友，再想到串联，想到回乡后眼下的这一切，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鲁迅笔下的“阿Q”、别人眼中的痞子，比鲁迅笔下描写的“闰土”都不如啊！
秋收后，那样的单独生活确实难磨，我得请假回家看一下父母，吃几顿妈做的可口饭……我也不能白吃啊！于是我挑了半担仅存的口粮-块头不大的“咪儿红苕”上了路，得翻过一座大山，八十多里的路。
回城的十天半月中，除了享受简朴的家的天伦之乐外，便是上“我的大学”学知识。
想上图书馆，借书得有工作证、学生证、户口簿，我一个下乡知青、地道的农民，这一切都没有。书便借不成，只有看看门外报刊栏镜框内的免费报纸了。
我的中学老师穆容生（“文革”后任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从一位关心我的同学口中知道了我的处境和愿望，热情地借了《放大器原理》等几本无线电专业书给我，并让这位同学打开已经尘封的学校实验室，将门从外面锁上，让我在那里开始了实习课，充耳不闻窗外噼里啪啦的武斗枪声和高音喇叭的喧嚣，一心装收音机。我常常叽叽咕咕地装到深夜。这对我后来在农村当“电博士”、赤脚广播员，乃至后来的广电局长、光纤网络传输工程师，领导设计、建设、维护一个大城市的光纤电视网络等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来，“文革”中“我的大学”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游历、看“革命”，有点像小说中的“痞子”；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换口粮，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便是看书学习，钻研技术。
学得的东西中，在乡下派上了用场、起了较大作用的还是物理、电学知识。刚去时，乡里没通电，整个乡只有邮电所的师傅有一个自己装的矿石耳机可以收到无线广播。
1968年，乡场通电了，可以点电灯，还可以用电来解决抽水抗旱等问题。1969年，农村大办有线广播，需要一个懂点电的机务兼线务员，因为不脱产，所以简称“赤脚”广播员。凭着有限的无线电知识，我被公社选中。我边干边学，当年就建起了公社广播站，并且逐步将干线、支线架设到大队、小队，直至农户。
那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木电杆，就用石桩捆上一截树干代替。一次架线时，我用脚钩爬上插在水田里的一根有点弯的五米多高的木杆。快到顶时，木杆开始倾斜，我赶快往下爬，还没着地，已连人带杆倒在水田里，变成个大泥猴，惹得旁边干活的社员一阵大笑。邻近公社的一位师兄就没我这样的运气了。他爬的是一根用竹做筋的水泥杆，而且用安全带把自己捆在杆上。谁料杆一断，人随杆一起倒下，杆正好压在他身上，身下又是硬石，结果不幸因公身亡。
那时农家的广播喇叭，还是农民不吃食的公鸡、不上条的闹钟，起床、做饭、出工、作息都靠它指挥。我这名“赤脚”广播员，每天除了架线巡线、维护抢修外，还要下地挣工分，天不亮又要爬起来开机广播。天长日久，实在有些支撑不住。我想，何不搞一个自动播放设备？于是，我自学相关知识，用手上能找到的材料搞了个由电子管、电阻、电容组成的RC延迟控制器，加上闹钟触点等，土制了一个具有自动预热、开关机、播放录音等功能的自动控制设备。
“赤脚”机线员、广播员的工作使我在当地有了小小的名气，公社每遇用电方面的难题，就叫我去处理。一次，半夜两点过，公社水利员跑到我队上家中来敲门，大声武气地叫醒我。原来是公社抗旱的大功率高扬程的抽水泵坏了，无法启动。我带上一本技术参考书，赶到现场去检修。到了现场一看，那家伙可真大，光是泵的抽水井就有八九米深，仿佛张着大嘴的矿井。扬水管也有一抱粗、几十米高。我询问了情况，找出了故障原因。
一切检修完毕后，就要启动电源了，我还真有些胆怯，只好请提灌站的值班师傅按下电钮。电钮一按下去，周围竟像地动山摇一般。水抽上去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还有一次，公社开会研究砖瓦厂的电机故障如何排除。在场的干部对这种大型电动机都不甚了解，讲不清楚，没人敢碰。有人提议：“姜大来嘛，你是我们这里的“电博士”，也许有办法。”我赶忙起来，跑回家去翻出《农村电工手册》，回来讲清了有关问题。事后到会的另一位知青调侃地告诉我，我刚离开后，那位书记发话了：“这个姜大，都劳动改造十来年了，咋知识分子味还那么浓（意指遇事还要去查书本）？”
我在乡下得了个绰号叫“姜大”，社员们叫我这个绰号，不仅因为我的身材，还因为我老做不醒自己的大学梦。在那个年代，要想接触和从事更高科技水平的事业，只有通过上大学，国家分配才有可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上正规的大学。
“文革”后期（1971-1975年），大学恢复招生，采用的是自愿报名、层层推荐、领导评审、学校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方法。每次我都报了名，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都根据我的表现层层推荐了，可每次都未被录取。显然是政审不合格，被家庭出身挡住了。根据当时的政策，真正出身“黑透了”的人也还有百分之一二的指标，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进大学；而我的长辈属于敌我矛盾，内部掌握，没戴任何帽子，上不了“线”，因此我一再落选。
即使这样，也有使我在失望中感到欣慰的事情。有一年，在全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上（每个生产队三四个代表，全公社二三百人到会），有代表对上面下来招生的干部直言：
“我们公社像姜蜀菱这样好的知青推荐出来，你们几次都不要，不晓得你们究竟要招啥子人哦？”听到此话，我热泪盈眶──本地的农民是了解我的！
1973年，我终于盼来了高考的机会。我们几个知青朋友翻山越岭到了区政府所在地──龙泉驿，准备第二天进考场。晚上，大家开玩笑翻成语词典测运气。我碰巧翻了个“出类拔萃”。同学们说：“你肯定得中！”第二天上场，考题不算难，轻松过关。事后听说我考了全区第一，数学、物理还是满分。殊不知那年高考中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交白卷的考上了，得满分的“没眼”！真是“釉子上反”了。
最后一年，我经过层层推荐、选拔、淘汰，到了最后一关：市招委审定。这时，区招办送审人员十分恳切地陈述我在农村的突出表现以及自学大学课程、将所学知识贡献于农村的情况。会议主持人竟说：“既然他都这么好了，何必还要上大学呢！”一句话又把我否决。这件事是当时参加录取会议的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文革”后出于义愤告诉我的。
那时，为了防止作弊、“走后门”，区上每天三次通过农村有线广播、连续五天向全区35万社员公布拟上送的十二三人的名单，其中就有茶店公社的姜蜀菱。真可谓做到了家喻户晓，以致区政府唯一的小车驾驶员一次路过生产队见到我还在地里劳动，突然停下车来问我：“你咋还在这里？”我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话来，只有苦笑。连一位司机都关心到我这样一位35万农民中的普通知青了，可见这个“姜大学”当时的知名度。
多次碰壁，考不上大学，我也认命了。哪知后来因为参加省招办调查“走后门”情况的座谈会，我如实反映了当地推荐的情况，竟遭到有关人士的打击报复，给我“穿小鞋”，在我管理公社广播设备、修理扩大机故障不顺利时，多次威胁要算我的政治账。我担任公社“赤脚”机线员、广播员，工作已经满负荷，足够一个全劳力的工作量，还要求我每年必须下队劳动300天！我披星戴月也难达到这个超常的要求。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想干脆迁到更远的山上去当农民算了。
“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超龄而失去再次报考的机会。1979年，中央电大招生了，我无论如何要奋力争取。当时龙泉驿区没准备办班，我们区里二十多位渴望读电大的青年便邀约一起到区委信访办去请愿。工作人员见我们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便笑着问：“姜大，你又想干啥了？”我们说明了来意，他马上向区委作了汇报，很快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就接待了我们。我们向组织表达了迫切求学的愿望，表示如果办学条件不够，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条件，组织起来克服困难，绝不给区上增加过多负担。宣传部长当即表示支持，后经区委常委研究决定：由区工业局抽干部兼班主任，区工会将防震棚给我们做教室，区委还将驻区军工厂赠给区上的一台试制样品电视机拨给我们看教学节目。经过统考，21位同学合格，区电大便正式开班了，同学们选我当了班长，这才算最终圆了我的大学梦！
身处那个特殊年代的我，始终梦想着上大学，虽不放过任何一丁点机会，努力创造合格的条件，历经诸多磨难，可最后也没能真正跨进我所向往的大学校门。特别是1964年的高考，受到了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给我前半生带来的磨难和心灵上的创伤始终是个痛。60岁退休时到单位人事处办手续时，我对接待办事的人事干部讲：“我希望知道在我1964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是什么原因未被录取。我都退休了，没必要再对我保密了吧！”这里的干部也是熟悉我的，一位查了阵档案，答复我：“当年，录取了的档案上才有记载，没有录取的也就没有记载了。”还有一位劝我道：“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有必要再了解了。”
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一些最近出的书中，看到了别人看到的相关政策文件的记载，如《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里刊载的袁建平所着《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一文，就有比较确切的介绍。
原来自1957年以后，北京有关部门对高考录取有明确的政审要求，出生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尤其是有海外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不录取。这种歧视政策在1961-1964年执行尤甚。凡档案袋上政审栏盖有“不宜录取”印章的，根本不拆封就丢到一边去了。我家有港台关系，父母又有历史反革命嫌疑，（“文革”后澄清，我父亲只是一般历史问题；母亲不仅不是历史反革命，而且还落实政策，是享受离休待遇的革命干部。）当然不管下面如何反复推荐，也不管我历次参加高考成绩如何出色，都不予录取了。
我祈求上天，不要让那个年代的灾难重演，使有志报效国家、社会和人类的青年能够健康成长，让我们国家能多出些有成就和贡献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者简介
姜蜀菱，1945年8月4日生。1964年8月毕业于成都四中高64级3班，1964年11月29日下乡至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公社石经十一队，插队落户13年，2005年8月退休。
坎坷大学路
程克武
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切有志青年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老实说，当年我考大学根本没去想为事业奋斗什么的，就是抱着一种类似当兵吃粮寻出路的念头，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叫“病急乱投医”。因为我非常清楚，除此一条路，今生我恐怕是无缘离开农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