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你让我当的，你有本事把我撤了！我才不想干呢！”王主任这句话的语气虽然低了一些，但仍然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
我尽力压住气，也故意放低了声音：“知青问题多次找你不解决，好了，现在有人过问了……”
王主任听到这句，抬起头来懒洋洋地看着我，做出一副不屑相信的样子。我盯着他，一字一字地吐出来：“兰-政-委-过-问-了。”
“什么？”他耳朵动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我做出神秘的样子对着他：“省革命委员会兰亦农政委亲自过问了！”说到“省革命委员会”和“兰亦农政委”这两个名称时，我故意提高了声音。见到这位主任仍然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我又放低了声音接着说：“我把我们的问题写了一封信反映给兰政委，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公安处和我们县革委的领导处理，刚才公安处的王组长找我进一步了解情况。知青问题，我掌握的当然没有你的多，现在是特地来找你收集些去汇报。”
“啊！是这么回事，你咋不早说呢？坐下，慢慢说。”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王主任变得客气起来，还站起来去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真的给我讲起了确实应该需要上面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像模像样地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假装认真地记着，仿佛我是上面派来调查情况的人似的。一时间，我和眼前这位主任的位置来了个180度的颠倒-小学一年级当班主席、六年级当少先队大队长、初二当学生会主席的锻炼，让我能够用语言制造气氛，控制氛围。这本事别说是从乡下上来的王主任，就是很多当大官的，也未必具备。
我怀着沾沾自喜的心情离开知青办回到家后，冷静下来对发生的这件事又从头反思了一遍，想到开始公安来人拍门的情景，确实让人害怕：幸亏兰政委理解知青，是个通情达理的好领导；如果上告信落在一个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铁石心肠的人手里，先问一声家庭成分，再随便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后果不堪设想……1957年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的还少吗？洋洋一大篇上告信都是对现状不满的话，还揪不出问题来？冤死鬼再增加我一个，也不过是九牛多一毛而已。仔细掂量，以后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妙。我也看到，虽然兰政委和一些领导都重视了反映的问题，但知青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事发生后不到一年，我们几个有病的知青被知青办带去会诊复查后，倒是办了回城户口。
我知道，自己的上告信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而是全国都在着手解决知青问题了。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写的一封上告信，犹如丢到水中的一块石头，居然还激起了一点涟漪。它，在我刻骨铭心的苦难知青生活中，重重地加上了一笔。
作者简介
赵永智，男，1949年生，贵州省安顺市人。1965年9月，初中毕业下乡到贵州省安顺县詹家屯公社苏吕堡大队，1971年招工进厂，后录进政府机关工作。电大毕业，曾兼任电大领导科学基础、企业管理等课教师。1997年根据政策主动申请退休，时任安顺行署外经委办公室主任。
大竹四题
韩子渝
离开大竹已有整整26年，可大竹的山、水、人、事，无日不在脑海中出现。
1969年1月，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已上山下乡四年，是到的四川省达县专区“通南巴”的通江县。家里商量着把我从通江的林场转来大竹县插队落户，原因是表姐也下乡在大竹欧家林场，好有个照应。哥哥来联系过，这边答应接纳，把我安置在一大队三队-赵家山。
欧家是大竹最南端的一个公社，紧贴华蓥山余脉，与邻水县普新场接界。两个乡场都不大，相距仅300米，汉渝公路穿场而过，在不通铁路的当年，交通算是相当便利的了。
赵家山不在坝上，它刚好跨在近坝的一匹山梁上。一个队分前中后三段：前山向阳，坡地为多，赵姓占众；后山背阴，水田为主，黄姓居多；中间则山石嶙峋，杂林交隔，数家外姓，点缀其间。翻山60里，可达广安地界观音阁。
我不是直接从重庆下来的新知青，所以没有安置费，要通江出钱，几无可能。但大竹这边要盖房，要购置农具、生活用品，不能没有这笔钱。最后，家里凑齐这笔钱。人到了，钱交了，赵家山的人口又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姓。
我至今没记住我居住过的小院地名叫什么。“前山”叫赵家山，“后山”叫沟里头，中间呢？不清楚。只记得中间外姓有七家，散居四处：一处陈、唐两家，一处周姓一家，一处张姓两家，再一处便是我和老林两家。
队上暂时将我安顿在老林的隔壁住下。这是一间保管室，左毗林家，右邻一间教室。
保管室仅有六平方米，四壁土墙，居中一个单扇木门，推开，完全一间“桶屋”：无窗，黝黑，顶上一匹亮瓦，“拣”进来一点亮光。进门左手是一眼柴灶，不高，齐腿，二尺见方，两边靠墙。灶门对角两步，便是我睡的大床。床是木的，有帐架，挂上纱帐，终年不取，算是既避蚊虫，又挡柴灰。床前一张如今女儿弹琴坐的琴凳大小的“桌子”，上面摆着小油灯、钢笔、墨水和《诗韵集成》、《龙池山馆诗》一类读物，还有吃饭的碗筷、炒菜的油瓶。屋门开不“繁”：一是会碰着“桌子”，二是门后还有水桶和锄头、蓑衣、斗篷。水是用完一挑，再担一挑，经过一块“望天田”，到200米外张姓宅子边水井去担。不知何故，后来我每读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句，便要忆起这块望天得水的孤田。
队上要给我盖新房，说了三年，直到我离开都没有建，原因是他们请来“风水”先生看地形，放了罗盘，说对面的山太恶，压住的。而往别处建，我又不愿意。我喜欢小屋环境的幽静和屋后雨打芭蕉的情趣。
离别小屋三十多年了，可我时时忆起它。小屋的挑梁搁板上还放有我的一口木箱，箱里存有我“文革”时天天在街上买下的好几百张各派小报。那上边记载了我亲历的一段历史。那年夏天，从通江回大竹，第一次回了赵家山。小屋连同林家宅子和教室，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据说是毁于一场大火。木箱、报纸都不见了，可小屋，和在那里烧柴弄饭、豆火凝眸、挑灯读书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昌友是赵家山中间几户外姓中陈家的男主人，当年就三十来岁。我认识他是在保管室住下的第二天。
那天一早，我随前山过来的社员一道进后山出工。这是农历四月底，春寒料峭，为整办水田，以备插秧，全队男女老少都下“水”，铲田背坎。
去沟里头要走七八里路，顺着一条简易水渠，一直走到黄家院子。从位置上看，赵姓和黄姓刚好群居在这个队的两头，加之又是两个大姓，平时做活路基本上是各负其责，只有大活路才拉拢来干几天。所以这天外头的进了沟里头，好久不见，格外亲热。黄家院子的人端凳让座，倒茶递烟，礼性得很。
没坐多久，人们就被队长撵下了田。四川不少农活内容雷同，但工具有别，操作也见差异。比如“搭田坎”，都是取泥堆坎保水，有的地方是单人用耙，坎上操作，有的地方则双人拉板，坎上水中，合力而为。“铲田背坎”这活路整个川东地区差不多，人站田里水中，用锄、铲把水田背坎上、石缝中的野草、肥土铲下水里，沤作田肥。这活儿我在通江干过，二话没说，跳进田里，“呼哧呼哧”干了起来。好一会儿，才发现站着看我的人不少，远处，也感觉得到指指点点的手和眼。
“你还蛮在行也！看把裤脚打湿啦！歇口气嘛！”声音传处，一张和气的脸上，一双善良的眼睛，那是一大早我在地坝里瞧见过的。听得出也看得见，他对我的赞许和心疼。
于是，歇气-再铲-收工。这天的晚饭就在他家吃了。他家就在保管室的对面坡脚，要从望天田过。
陈昌友一家六口人：父母、他、妻子和一女桥芬、一子桶儿。昌友勤快，农事熟谙，且臂力过人，二三百斤的树木一耸肩就走了。他教我在自留地上提倒土，点麦子，撒墙泥巴。就因为撒这带硝的墙泥，每年我二分菜土上的麦子长势茁壮，收成不菲。路人备极赞许，连广安观音阁过来赶场的人也指点称道“知青的麦子”。昌友粗通文墨，爱看古书，“之乎者也”不时冒出口。他不让我干重活，家中消受油荤（这在当时颇不易），总不忘喊上我，坐上桌子后死劲往我碗中夹。他把我的下乡看成“遭罪”，两三年过去了，知青们都看不清前路去向，他比我们还忧虑，时时叹息。后来，他劝我同意队上把房盖好，要为我提亲，说“成个家算了”。他的真诚，至今难忘！
我离开大竹的时候，桶儿还小，东跑西跑，可以办点上坎来请我下去吃饭之类的事了。昌友一家单传，他父亲有他一个，他有桶儿一个。舐犊之情，可想而知。那年回赵家山，听他说桶儿大学毕业，分在万县师专教书，也安了家，而老人已过世。我既高兴，又心酸。人事代谢，原本如斯。我在昌友家落座不久，又吃了那两年吃过无数次的荷包蛋，但这次不是婆婆煮的，是桶儿他妈端来的。
春华，是邻居老林的女儿。我到赵家山那年春华已经快四岁了。
我到保管室放下行李那天上午，没见她的影儿。天擦黑，她来了，是随她妈妈来的。
她妈妈给我这个新邻居端过来一大碗咸菜，在屋檐口举行的“交接仪式”。她胆怯地抱住妈妈的双腿，只歪着个脑袋，睁着一双大眼盯住我。这双眼睛我印象太深了。以后我无论多少次回重庆带糖带衣服给她，逗她笑，都无法抹去我对这双眼睛的最初理解和最初“拍照”。
春华一家太穷了。她父亲老林是中国农村那种寡言少语、老实巴交、拼命干活，最后不知哪一天倒下不再起来就算寿终正寝了的农民。他没上过大竹，没下过邻水，更遑论重庆这些“大地头”了。他跟我一摆龙门阵，就眯上眼睛，称重庆是“大地头”。
他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拖着比他更多病、终年咳喘的妻子和两个弱不禁风的孩子。那年头土地上没啥收成，“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之类农副业明明可以换几个盐巴钱，可老林他是不敢搞的，活生生在死亡线上挣扎。吃不饱，卫生条件差，好几次他老婆病得几天起不了床，我送药过去，才稍见好转。我真担心哪一天老林他这个“全劳动力”
倒下了，这一家人该怎么办！我想象得出，但又不敢想；不敢想，这些念头偏要钻出来。
老林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信了看罗盘的人的话：这宅子地势不好，对面山势太恶，把人给压住了。老林下决心要改变这面貌：一、他开始积攒钱要建宅搬家；二、他把春华“抱见”给了我（即给我当干女儿）。“春华”，是我给老林女儿取的。当时我正看一本书，上面有武则天两句诗：“春华明旦旦，秋实乐融融。”“春华”叫惯了，赵家山的人反而把孩子的本名忘了。时隔六年，我的女儿诞生了，取名冬黎。以四季嵌名，应该说多少是有些联系的。那年回去，让昌友带我专程去了老林家，他搬到当年水井那边去了。房屋破败依然，春华早已出嫁。我塞给老林50元钱，让他转交给春华。
作者简介
韩子渝，当代作家，重庆长寿人，生于1949年11月。1962年至196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后在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大竹县务农八年。曾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重庆师范大学学习，本科毕业。高级讲师。先后从事教育、教研、新闻、督学工作。有《图绘史记》、《近代爱国诗人诗作赏析》、《读古指南》、《童心看世界》等专着出版。另有《谈“转注”》等三十余篇文史论文发表。
知青兄弟
李胜宇
“驼背”比我大三岁，身材也高出我一大截。下乡以后，我与他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我与他相识并成为好友的缘分。
“驼背”是万晓农的小名。“驼背”小名的得来我无从知晓，只知他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便有此小名了。
我认识“驼背”是从“青训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始的。
1965年6月我从成都七中初中毕业，在全国及四川省知识青年模范人物董加耕、邢燕子、孙传琪、巫方安等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感召下，自愿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申请上山下乡。同年9月，我和许多自愿申请下乡的初65届、高65届毕业生来到市政府和团市委共同举办的“青训班”学习。我参加的是青训班第四期培训。当时，青训班按东、西城区组队，我被分到东五中队。“驼背”便是我们的中队干部之一，任副中队长，集合整队是他的职责之一。当时我个头特矮小，而“驼背”身材高大壮实，他一米八几的高度在我眼中如巨人一般。每次集合站队，我总是在第一排第一位，看“驼背”得昂头向上，才能看见他硕大的头。“驼背”人高马大，脸盘也大，大鼻头上架一副大眼镜，我总觉得他的五官眼、耳、口、鼻均要比我的五官大许多，尤其显眼的是拥有一个又长又大的下巴，有点像列宁的下巴，当然没有列宁下巴上那呈倒三角形的胡子。在我的眼中，“驼背”的长相特像个领袖人物。
青训班实行半工半读和军事化管理。学员培训期间，凡学习、大会小会、劳动前后、吃饭以前均要集合整队，唱歌呼口号。每次集合，“驼背”均是指挥官，由于我个头小，当队伍成横排站队时，我便是左边第一位，常听不清“驼背”的口令，仅能看见他那大下巴，凡向左转、向右转时，“驼背”的下巴总要向转的方向摆动，那就是我左右转动的方向标。
到青训班参加学习劳动半个月后，得知青训班全体学员要参加成都市1965年10月1日的国庆大游行。从9月中旬开始，学员们除上午学习、听报告、讨论外，下午多半是集合、整队、练方块队列的行进。
记得一天下午集合时，我看见地上有一根断成两头的电线，觉得好玩，便用左手捡起电线的一头。再用右手去捡另一头，突然，全身一麻，眼冒金星，我腾地一下被弹得躺在地上人事不知。几秒钟后，当我醒转来时，看见学员们围在我身边，尽是惊慌的脸和眼睛，在这些惊慌的眼神中，我看见了“驼背”那大大的颇具特色的下巴和充满关切的眼神。
众人见我已清醒，均庆幸地说：好在没有出大事，否则，李小娃（青训班高65届大哥们给我取的小名）就完了。原来，那是一根断头而带电的电线，好在我用右手去捡另一头断线时，手指仅刚接触线头，通电瞬间一弹，右手便脱离了线头，否则，我于16岁时便见阎王去了。
方块队列行进训练半月后，我觉得在“驼背”的指挥下，我们中队的方块队伍走得真是整齐极了。
1965年10月1日，成都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第四期学员全体参加成都市国庆大游行。我们上穿白衬衣、下着蓝下装，颈上围着白围巾，背上背着草帽，在前导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引领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通过人民南路广场，接受省市领导们的检阅。
据说，我们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当场被成都市建工局领导们看中，认为这么好的队伍下乡当农民太可惜。他们向市委、市府领导申请，要求把我们招入亟需人员的市建工局所属的各建筑公司当工人，充实成都市建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