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虽然带走了几多轰轰烈烈的场面，却也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
李忠公
“户口兵”这称号是有特定含义的。那是1967年初，我们老知青造反派中部分敢作敢为者，组织起来闹回城。这勇敢率真的行动，这合理合法的要求，革命的红卫兵们不但不理解，反而轻蔑地给老知青扣了一顶“户口兵”的黄帽儿。
37年过去，岁月如烟，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如今再来细看那“黄帽儿”，再来细品个中滋味，苦涩涩酸叽叽直教人难咽难纳又难受。
从户口簿在家中如贵重物品被锁在了柜子的抽屉时起，上面所登记了姓名的人，也犹如那不起眼的本本一样，被锁在了它规定的空间里，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从懂事时我就知道了它的珍贵、它的分量。记得小时父亲说过：“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官得管民嘛！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也有保甲制吗？”特别是它上面登记的家庭成分一栏，更是重要，大意不得，乱写不得，因为从读小学开始，只要填报什么表之类的东西，就前排中者为本文作者得照着它来。
下乡上山的老知青中，有豪情满怀的，有天真幻想的，有踌躇满志的，也有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的、赌气的……不管什么类型的，都明明白白地或糊里糊涂地上了山下了乡。殊不知，那些只有十五六岁，甚至更小的知妹知弟们，相信了别人的鼓动，真心诚意从父母锁着的箱箱柜柜里千方百计偷出户口来，让别人从上面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三两年荒山野岭的搓磨，在风里雨里泥里摸爬滚打，尝到了世态炎凉悲哀人生的苦楚，才翻然醒悟，才意识到那小本本对自己人生的重要。又适逢那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于是乎便有了走回头路的人，便有了“户口兵”之说。
我算不了先知先觉那一类，只属于明明白白之列。高考前，在南岸区粮食公司守大门的父亲对我说：“老八，今年你考上了大学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的七哥说：“我们那年是看在自己成绩好、表现好的分上才被录取的，虽然你条件比我还好，但今年有点悬！”父亲掐指都能算出我的命运，自己又何尝没有预感呢！
1964年高中毕业教育时，同学们热烈讨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论题“工人农民与工程师教授对国家谁的贡献大”争论得面红耳赤。身为班长、学生会学习部长的我，毫不含糊地支持“工程师”论，没想到在校毕业生大会上学校教导主任黄大永居然说此论是鼓吹“白专”，不点名地批评我。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高考前竟失眠而服安眠药。填报志愿时专选最差的大学和冷门专业，连“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专业”也囊括在内，即使明白毕业后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当个语文老师也在所不辞。符合规律地，我落榜了，而班上“不一定论”的领头陈玉华同学，虽然成绩差，却留校当了专职团总支书记。
在家如坐针毡，苦熬时日。经过百日炼狱，怀着视死如归的气概向父亲要来户口簿，决定到农村去找出路。父亲长吁短叹道：“其他弟兄读不成书我不心痛，唯你读不到书我真心痛！”无奈之下父亲让我把自己的名字从户口簿上抹掉了。
1967年初，知青们的造反毫无结果，识时务者都各自散去，各找自个儿的出路去了。
不少老知青加入到了“户口兵”的行列中，以各种形式欲索回那本该属于自己的、宪法赋予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象征──户口。
1968年8月，重庆造反派武斗升级，着名的“八·八海战”过后，很多重庆人躲避武斗去了成都。由于林场已被砸烂，好多知青都回到了家中。邻水县风垭林场老知青余立和我，还有华蓥林场的蒋光曦、古路林场的张益庭、柑子林场的曾敬文等不约而同地到省城成都上访，大家是住在“省革筹”接待站时相遇的，我和余立根本不知道他们心怀鬼胎，蒋光曦算是先知先觉者类，他给我俩透露了天机。
“好多人都在办户口，你们还不晓得嗦！”他笑道，“在知青中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办户口？啷个办？”
“你们到成都来不办户口又干啥子？”
“看看形势嘛，反正吃饭又不要钱噻！”我们真是没那打算，只是巧遇了。
在我看来，那户口哪是恁好办的。“你恁个不开窍，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大道不行有小道，正门不行还有歪门嘛！”于是乎他如此这般戳破了那层纸，道出了不晓得是哪位聪明人被逼而出的歪点子来。
“那都得行吗？”
“当然得行啦，前面有人办都办回去了，你还不信嗦！”
户口簿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对我们来说，拿出去容易，拿回来难矣！摸到良心说，哪个老知青不想把户口弄回城去？上学也好，工作也罢。该立于世立于业立于家时还糊不了口，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能言其他。说齐天杵齐地，那个东西栽在了农村，这辈子随便啷个整，都有点恼火了。
要归功于那“十年浩劫”，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不再听信空洞的说教，开始怀疑那“脱胎换骨”之说，动摇了过去的清教徒式的虔诚。虽然从造反那天起，便背叛了先前的“背叛”，但真要让自己置身于真枪实干的“户口兵”之列，真的要点勇气，还得三思而后行。
其时，心里非常矛盾。顾虑有三：一则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户口没办到，真给戴上了“黄帽儿”，以后有机会安排工作恐怕也给搅黄了；二则怕办到了拿回去上不起，哪来口粮吃；三则怕退回去挨整日子更难过。但那天边升起的希望之星，真的好诱人，真的好迷人。能回城，能回家，就是扫厕所都愿意！余立对我说：“那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办得成还有一线生机，办不成充其量也是当农民而已！”
“宪法不是赋予我们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么？即使办不到也犯不了好大一个法！”蒋光曦说，“现在都横扫了一切，打倒了一切，当官的都自身难保，哪个还来管你办不办户口！”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渴求，都有一种奢望，一个明明白白的目标，但必须通过反叛，通过斗争，甚至要牺牲明天才能得到，这真是用青春去赌明天。
思想虽然通了，我仍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一种负罪感，成了真正的“户口兵”。
在去上访接待站之前，我们几个老知青聚在一起商量策略。曾敬文首先告诫大家：
“呃，我说，就是我们几个晓得这事，就莫要再给其他人说了，耍得再好也莫说，晓得的人多了都去办，我看都会搞不成。”蒋光曦考虑得更细致，他说：“这几天，我们不要一同去，各去各的最好，免得让上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怀疑。”他接着说：“理由也不能写成一样，编也要编得像点才行，不然别人一看，这两天啷个邻水恁多知青来开证明？一个电话打下去，煮熟的鸭子也飞了。”
翌日上午，余立先去四川“省革筹”上访接待站，没多久他便得胜而归。他详细地把整个过程讲给我听，“省革筹”接待站的同志很同情知青，要返回当地要求开证明的有求必应。下午，我独自一人去了上访接待站，上访的知青不多，在我前面的只有两三个。我坐在长条椅上细心地听前面的人讲话，接待的工作同志边听边作记录。当轮到我时，先申报家门，接着便讲了些社办场的问题和知青的艰难处境，言词恳切。最后，以上访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回去怕遭打击迫害为由，要求接待站开证明，说明情况，特别写明不能歧视、迫害等条款。工作同志听我反映的问题实际且具体，和颜悦色地又开导又安慰，表示一定把问题反映上去，要求我们回当地“抓革命、促生产”。
看到他把证明写好递给我时，悬在嗓子眼里的心才落了下去。其实写什么一点不重要，要的是那个省上访接待站鲜红的大印。当我们每人怀揣一张命运的路条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时，为希望即将变为现实而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但冷静下来后，心中又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与忧思，瞻念前程，无尽的渺茫。
第一仗顺利地取得了胜利，莫高兴得太早，以后的路是坦途？是小道？还是万丈悬崖？谁也说不清！
1968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回到邻水，县政府早已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县革筹”。革命派斗斗停停、合合分分，为瓜分政权闹得不可开交。“县革筹”是由各派力量凑拢来的，成立的生产指挥部等组织，主事者都来自县武装部，对很多政事他们并不熟悉。
张益庭在知青朋友陪同下，来到县生产指挥部，找到管户口方面的同志，要求开具证明到公社下户口回城。开始他们总是推诿、搪塞。气愤之下，知青们便与他们大吵起来。
最后，他们一是看知青气势汹汹，再则又有“省革筹”接待站鲜红大印的证明摆在眼前，无奈之下便为张益庭出具了到公社下户口的证明。拿着县里的证明到公社，便立即办到了日思夜梦的户口迁移证。
看见张益庭成功的前例，我心释然，“县革筹”那班人马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不会见了尴尬难堪。沿其路径如法炮制，我毫不费力就拿到了那梦寐以求的一纸户口，好像获得了迁徙自由权利似的着实高兴了一阵。而那似幽灵般的怅惘与虚空总是时不时来叩心扉，让人心神难宁。去成都的几个老知青，先后数日都拿到了户口迁移证，其时公元1968年9月初。
蒋光曦、张益庭、余立和我都顺利地办到了回城的户口，但没有哪一个心里踏踏实实地高兴过，一时的兴奋总与侥幸结伴而行，似乎兆示着前景光明。虽然以后的那段经历各不相同，但老知青的命运却始终是一样的。
我怀揣户口迁移证回到家，家已今非昔比，根本不敢向父母亲提及户口迁移之事。
父亲瘫卧病榻一年有余，气息奄奄。为伺候病父，母亲上街买菜，天雨路滑，急匆匆摔倒在石梯上，摔成了脑震荡合并脑溢血，在医院昏睡了七天，瞳孔都已放大，医生告诉家属准备后事了。或许是牵挂卧榻的老伴，还有不能自立的老八，她到了阴曹地府的门口止足不前了，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后来母亲勉强能下地行走，做点轻巧的家务。十几个兄弟姊妹的特大家庭，只有在玛瑙溪生产队当农民的九弟与两位病老长相守。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里挑大粪抬连二石，累得来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睡着，睡着就不想起来，根本无法照料生病的父母，我归家便承担起照料父母的担子。
能干好强的母亲哪里要我顶起干活，“三分病，七分撑”是她的口头禅，除了给父亲翻身、换床单之类的重活她干不了的让我干外，煮饭炒菜没我的份。父亲越来越不行了，屎尿在床，褥疮溃烂，只能活天天了。1968年10月家父辞世，唯其八子独自一人在床边坐看父亲喘了最后一口气，静静地闭上了那双看透了世事的慧眼。我居然没有一滴泪，然心痛至极，劝慰痛哭中的母亲不要过分悲恸伤了还未复原的病体。
送走父亲后，摸出那户口迁移证，也不敢给母亲讲，只给九弟提及了此事。他说：“能办回来又怎么样？你看这家啷个办嘛！我在家也是当农民，你又能干啥？”前思后想，我还是向玛瑙溪派出所走去。然数过其门而不敢入，不知为什么，竟在关键时没了勇气。
新中国诞生后，虽然二姐参加了志愿军，家有一块“军属”牌牌，没有谁找过多少麻烦。但每况愈下，特别是“文革”初，已有红卫兵进过家门“破四旧”了，以后如何，难以预料。或许是不想再给这般衰败的家找麻烦，或许是怕派出所识破自己拙劣的做假伎俩，碰到管段户籍哪敢开口，看到他一脸峻相便不寒而栗，急忙躲开。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我们这等家庭只有衰落破败之份，哪敢有团圆兴旺之想，更何况心怀忐忑，惴惴不安，似做了贼一般，揣着那迁移证如怀揣着炸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连母亲的户口也从本本上给抹掉了，要退回原籍。因为我们那本本上成分栏中的“工商业兼地主”里沾上了“地主”的边，连“工商业兼地主按照工商业者对待”的老政策也全然不要了。母亲的户口都给吊在了半天云，哪里都上不起。我就更不敢奢望了，只好把它揣在怀里。
夕阳余晖，黄桷晚渡，下河街22号河边的家，虽然穷愁潦倒，还是名噪过一时的。解放后我家七个兄姐弟妹同时读书，哪个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济济一堂的热闹，着实让邻居们同学们赞扬和羡慕不已。那热闹的人气已随河风飘散，那兴旺之象已随长江水向东逝去。
这家恐怕是回不成了，但我也不轻易死心，揣着那来之不易的迁移证，提着油画箱在重庆、成都、乐山、宜宾的南溪县，给造反派画大幅毛主席像“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去安源”，三米、四米高的大幅像换来赞扬、同情和一口饭吃……结果，余立的户口上了。那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派出所新来的女所长值班，既不熟悉政策而又自负的她看到手续齐备便办了上户手续。后来清理户口时，办事员是他母亲的一个学生，见他又是独子，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没有再回山乡了。但等待他的是多年的临时工和体力活，混口饭吃而已。老知青的命运不管回城还是下乡皆如斯。
张益庭回城后没有上到户口，又没有了口粮，不久就“兵退”林场，后来在古路公社插队落了户。蒋光曦的户口通过在长江橡胶厂当人事科长的哥哥找关系给上了，直到老知青插队后，街道清理户口时，怕牵扯到其兄，他才又把户口拿回了邻水县。又不好回原华蓥公社，迁到了古路公社去落了户。
我直至林场知青插队前，才把户口拿回公社去上了，还领到一年多的粮票，卖了好几十块钱。后来的当权者们，也没有给“户口兵”定一条罪状，不知是法不治众还是网开一面的大度。
插队落户，留给老知青们和后来的新知青是同一条路，但老知青这条路仍然泥泞、坎坷、艰辛、苦难得多。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里，在我们这一群老知青身上烙上的是原罪的印痕，绝非我们可以选择、可以逃避得了的。美好前程，也不是我们可以用无价的美好青春去赌得来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这就是我们的厄运。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邓公小平复出后，知青开始调工作。“先上船，后起坎”，后来者新知青走了，先来者仍无路可走。大学恢复高考了，一年不行，两年，三年，老知青中原来的初中生中的佼佼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也走了。而六四、六五届高中毕业生，无论多优秀，仍然无路可走，连考大学的资格因年龄较大亦被剥夺了。只有父母可“顶替”
的走了，剩下的是多数，最终名正言顺地以各种病、残之名，把户口迁回了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
看眼前的年轻人，国内国际上大学，全球各地找工作，好不风光，好不快乐。就连农民工现在也可以“打飞的”全国去打工，到城市去买房安家。迁徙自由不再是一纸空文，也不再是宪法的华丽装饰，而真正给予了人民，这是历史的进步。
由是观之，我并不为曾经是“户口兵”而感到惭愧，感到内疚。对我来说，“户口兵”是我今生今世不会忘却的心痛，“户口兵”是我们老知青心上的一道创痕、一块伤疤。祈愿泱泱大中华的历史不要把它忘却，也不要让它重演。
作者简介
请见《天路迷茫》后的作者简介。
留痕-一个老知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