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现在并非不关心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而是关心有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刻苦耐劳？说到底，做台塑的领导人既要严以律己也要严以律人，这也是我台塑集团的精神。我要传下去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位子。
赴美医病，谁来接班议纷纷
王永庆现在是台湾首富，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管走到哪里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根在哪里。无论何时，他都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他以他满腔的赤子之情，投资祖国大陆，这不仅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975年7月的一天，台湾股市无疑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裂般的震动：王永庆因肺病赴美国接受手术治疗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道晴空霹雳，瞬间炸响了整个股市，惊恐万状的股民，惶惶然找不到逃生的路，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逃命，乱作一团，股票一路暴跌。
也许是台塑集团的股市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无论你走在哪个角落，都无可避免地听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议论，街头巷尾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忧虑与祈祷，希望王永庆手术成功，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关，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指挥若定，因为如果王永庆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垮掉的不止是一个躯体、一个集团，而是一个王国神话的终结。
病来如山倒，昔日精神百倍的汉子，一旦躺在了病床上，就像烈日下被抽干了水分的花草，蔫蔫地塌在那里，虚弱得没有了生气。然而王永庆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身体还虚弱得有点不听使唤。
“文洋，外边怎么样？”看见站在床边焦灼的儿子，王永庆艰难地开了口，声音不高，却能从他的表情和口型猜得清清楚楚。“都好呢，您就不要惦记了，安心养病吧！”王文洋虽然说得很诚恳，但是明显底气不足，像是一个撒了谎又担心自己谎言水平的孩子。
对这个回答，王永庆并不满意。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浪的商人来说他早已到了世事洞明的地步，在住院之前他已经想到可能会引发骚乱，他只是想在这个风口浪尖更近地感受一下自己的价值而已。
“公司现在怎么样？股市情况怎么样？”王永庆终于一针见血了。“一切都在控制中。您就不用担心了，爸爸，您能早日康复就是对公司和股民最大的恩赐了。”王文洋虽然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但其表情和语言还是让王永庆有所感觉。王永庆有些疲惫，昏昏沉沉想要睡去，潜意识却还在挣扎着，想用思维的镊子夹破那厚钝的睡意。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是该考虑接班人问题了，和时间相比生命太脆弱了，趁着他还有些精力提前培养好接班人，实现领导班子平稳过渡，这样哪天老天呼唤他驾鹤西去的时候，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震荡。
王永庆不是没有想过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简单交接一下经营权问题，那他早就安享清福去了，只是无论是对于台塑集团，还是对于广大股民，王永庆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激情，他要把这一接力棒传下去。
他也曾经和一个老朋友谈起过接班人的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很好，还有一股锐不可挡的气势，但是岁月的年轮已经在他身上密密匝匝地绕了55圈。
那时候，他的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老朋友建议他将儿子带进公司，委以重任，毕竟中国有着几千年家国天下的传统，老子打下的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孙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王永庆在这方面却有自己的顾虑。王永庆知道台塑集团这杆大旗的份量，外人看来无可企及的辉煌，却饱含了他无数的艰辛和漫漫长夜的辗转，一个茶农的儿子，从卖米开始，经营过木材生意，后成为台湾的塑胶大王、石化业的领军人物，一路风雨跌宕，才创造了今日的辉煌，这份厚重不是一个刚毕业的孩子就能接下的。他的想法是，疼爱儿子是父爱的一种表现，却不是要娇惯他，一下子把他放在高位上，那就成了拔苗助长，不但对集团不利，对他自己也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啊。
“您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总要让他做点事才能锻炼本事，你说是吧？”老朋友坚持自己的观点。“话是这样说，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只有从基层做起，根据业绩逐层提升，熟悉各个环节的运作情况，这样他去领导集团的时候，才能保证稳固，不然，有一天他当了主管，不知道部属的工作内容，如何能够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可是一旦我的儿子进入公司，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大家都对他另眼看待，处处提供方便，这样就失去了锻炼的意义；在大家的娇捧下就会失去了进取心而敷衍了事。”
“但是一块玉石到了珠宝市场就能价值连城，到了菜市场就只能卖一块门砧石的价钱，所以说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很重要，我们的孩子都是见过世面，也吃过苦的人，总不能要和工人一样每天只是在生产线上流汗吧，你总该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吧，毕竟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
这段话似乎触动了王永庆内心的柔软处，父子连心，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呢？“儿子再怎么亲，可以在感情上亲，但要是想通过我的力量一下子给他在事业中搭建一个高位，那是不可能的。我做生意这么多年，看到了许多企业家只注重表面上公司赚到钱，而忽视每个员工累积的宝贵经验。起用刚由学校毕业的少爷当经理或总经理，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给他担当大任，这样部属如何能信服并乐意贡献呢？一味地想提拔儿子，抹杀了人才，公司前途完蛋，最后宝贝儿子也被误了。”
和老朋友进行这场谈话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王永庆还是那么激情澎湃，胸怀天下，他相信自己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王氏家族，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所有台塑集团的员工。他作为董事长，并不是要一手遮天，他更多的时候是要站在员工的立场上。他是公平公正的，他要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劳而获，哪怕是自己的儿子，都不可以一跃成为众人之上。”他想。
好消息传来了：手术成功了，王永庆的身体将在不久后恢复。消息的传出无疑给疲软的股市打了一味强心剂。很快王永庆精神焕发，又和广大爱戴他的人见面了，他熠熠生辉的脸庞又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王永庆出院了！台塑集团的股票一路攀升，很快恢复到了以前的最高水平。台塑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就像一个神话，这次和股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王永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始海外扩张，股民们则期待着更大的收益。
但是有一点争论却没有随着股市的正常而淡化，那就是到底谁能做接班人的问题。毕竟岁月不饶人，大家都在担心惊险会重演，于是这个问题一时之间成了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曾经，接班人的问题很是明朗，很多人都认为，少东王文洋接班是早晚的事。但王文洋因为“吕安妮事件”离开台塑后，这一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自出院后，有近20年时间内，王永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过台塑的接班人问题。
他表示：“其实我现在并非不关心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而是关心有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刻苦耐劳？说到底，做台塑的领导人既要严以律己也要严以律人，这也是我台塑集团的精神。我要传下去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位子。”
对于是否由弟弟王永在或两个儿子来继承整个集团的问题，王永庆说：“他们将来做什么，由他们自己和上帝去决定。”
在接班人问题上，王永庆永远是坚定而又神秘的，不断对外传递着信心，却从未给出清晰明确的说法。王永庆总是说，公司的经营是社会的，不是某个人的，因此选择接班人不能考虑亲疏远近，而应该以公司的利益为先。公司经营得好，那么大家都不用担忧，如果直接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儿子，如果他管理不好，那王永庆就会成为罪人。台塑集团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社会的。
当有人旁敲侧击地追问：“将来台塑是由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接棒呢？”王永庆坚定地回答：“当然是一群人，这是很自然的，台塑有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一定有第二、第三、第四……既然台塑有几万个人，一定有组织，如果我走了，接棒的人马上会出来，这是一定的。”
从这些回答可以看出，王永庆有安定人心的意图，台塑集团不会由于他的离开而陷入困境，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但是接班人的问题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有时候王永庆对接班人问题的回答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曾做过一个巧妙的转换，将问题引向另一个层面：如果企业管理合理化，事事明朗肯定能训练出可用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自然可以选出适任的接棒人，否则的话，就不只是有无接棒人的问题，甚至连人才都缺乏。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管理制度能不能让员工有归宿感和向心力？有了这个良好的制度，人人就会努力奋斗，培养出真正的力量，这个时候才会有突出的接棒人选。
王永庆的这个战术显然是成功的，他引导着公众越来越注重台塑集团企业制度的建立。他开始逐步认识到接班人问题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而有意弱化这个影响。他不再涉及到具体的接班人问题，也许是怕发生内部的争权斗争，这是有过很多前车之鉴的惨痛教训的。
在王永庆的众多子女当中，除了三房长女王瑞华在台塑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外，其他子女大多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片天下，二女儿王雪龄与简明仁夫妇创办大众电脑集团，已成为台湾知名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三女儿王雪红创建的威盛电子集团，已是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集团。长子王文洋则在大陆创建了宏仁集团，并在上海合作设立宏力半导体公司，开创台湾半导体进军大陆的先锋。为了台塑集团的长远发展，王永庆于2002年4月决定在台塑集团总管理处下成立“五人决策小组”，2003年王瑞华进入“决策小组”，形成“六人决策小组”，各自分管集团不同的事业领域。
弟弟王永在是台塑集团的主要家族管理成员，王永在长期任台塑集团总经理，主要负责集团石化及相关事业，其长子王文渊已出任台化公司总经理，次子王文潮任台塑石化公司（负责“六轻”）总经理，两兄弟同时是集团“六人决策小组”的成员。
在长期筹划和精心安排下，集团的管理层已经形成，他们将带领台塑集团乘风破浪，继续前行，创造新的辉煌。
现在的王永庆尽管已经宣布退休，不再过问集团的具体经营事务，但仍是集团与主要企业的董事长，是台塑集团幕后的舵手和永久的精神航标。
为民请命，呼吁三通当特使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于民不利的政策，就会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比如，当年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提供退役官兵有适当的工作及活动，并照顾其生活，出发点本来很好，但是不顾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创设荣工处，以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发展方向背离了应循的正轨。王永庆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将钱从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从表面上并无外漏之虞，可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关照”，所设荣工处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都是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不必经由竞争而直接以议价方式，优先取得承揽工程的机会。因此30多年来，一般民间略有规模的工程公司，无不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在多方面都受到某种严格控制的工程公司也站出来公开指责，认为当局主要工程都限定由荣工处及官方工程处包办，不但造成台湾巨额财务的虚耗浪费，而且该等特权工程单位在缺乏竞争的处境中，也流于安逸放松，不思向上进取。
这种本无恶意的关照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副作用，民间的工程公司在该等特权单位垄断之下，无法获得承揽大规模工程的机会，业务难以正常发展，长此以往，其工程经验及技术将无法正常累积成长。而特权工程单位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条件下承揽到工程，就会提高价钱转包给其他承包商，如此一手又—手转包，都只为图谋利益而已，最终实际施工的，大多是谈不上规模的小型营造公司，不仅价格虚高，工程质量也没有一个可靠的保证。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每逢此时王永庆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向“政府”反映，为民请命，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政府”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
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过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还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政府”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用王永庆自己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出发点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富裕，为了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建立对外商业贸易，尤其是在大陆的贸易，因为他知道，台湾要想长远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