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非常侃切地说：“必须如此，必须如此。”
事实上，李氏早已有所警觉和反思。他说：
必须设法让经济增长。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少数族群感到自己未能公平分享利益，他们只会心生怨恨情绪。但若经济没有增长或甚至是负增长，而少数族群又感到受压迫，情况就严重得多了。你必须设法利用经济增长去消除种族隔阂，否则一旦增长放缓，你的日子就会不好过。
但要持续而稳妥地保持经济增长又绝非易事，要求“政治家一贯遵纪守法，取信于民”，似乎更加不易，而这两点又恰是维护坚持“新加坡模式”的前提和“命门”。
但市场经济并非万能法宝，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模式成败的标准，也未必妥当。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超级帝国，但山姆大叔并没有“捉住象征幸福的青鸟”，但位于南亚的一个蕞尔小国的不丹却保住了这只象征幸福的青鸟。
不丹国王旺楚克认为，政府应以实现民众的“幸福”为唯一目标。
他提出，政府要在“物质与精神”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即那个神秘的支点和契机。
在这种执政理念思想的指导下，不丹提出了由“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指标：
一是文化发展；二是环境保护；三是政治善治；四是经济增长。
其关键核心是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环境保护，始终置于经济增长之上。也就是说，衡量发展的标准不是人们经常说的GDP，而是CNH（幸福总值）。
实践的结果是正如报上介绍的：
不丹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将自然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亚洲排名第一，整个国土74%在森林的覆盖之中。不丹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一直执行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去年1年获得签证进入不丹的人数不到6千人。
由于不丹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今年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署的“地球卫士”奖。
不丹不仅环保优先，对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么说很容易使人误解不丹是个保守排外的国家，而实际上不丹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外开放了。英语是不丹的法定语言，一位新加坡学者进入不丹，听到当地老百姓一口标准纯正的英语很吃惊，说不丹人讲英语比新加坡人标准多了。
不丹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经济观察报》）
尽管不丹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但人民生活得非常幸福、舒适、和谐。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岛国，也是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瓦努阿图人说：“我们虽然很穷，但我们最快乐。”事实上，东方的这种“幸福政治观”，已引起西方许多国家的共鸣。英国政府就开始研究和制定这种东方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其实，这正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说的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与安贫乐道，其乐融融。
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自我调适能力，呈现出巨大的弹性空间。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中，它既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又可以呈现出消极的负面影响。
李光耀当然早就看出了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所以在1994年间，当他和金大中对“威权资本主义和民主市场两条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论战时，李氏仍然坚定地扞卫他的“亚洲价值观”。
然而，在2001年3月举行的一场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会上，李光耀却又来了个大转弯。他在会上说：儒家价值观不仅导致了过分的做法，而且在信息时代它已经过时了。
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宣布说，他父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时代中的新加坡，无疑应当寻求新的“新加坡模式”（《南风窗》）。
太阳一个，但“每天都是新的”。人们创新求新，天天求新，这本身并无不对。但为了吸引游人，不惜改变禁赌法令，将原本是一个科研基地而改成全球最豪华的“赌场”又对不对呢？
将“发展经济”作为衡量和更新发展模式而放弃或削弱文化建设，又是否妥当呢？
与“发展经济”相比，新加坡的“文化基因”本来就相当脆弱与欠缺，近乎于“文化沙漠”。这只要看一看新加坡的绘画和影视艺术，就足以证明：新加坡的文化传统已经丢失得差不多了。演艺人才极度匮乏，表演也相当浮躁粗浅，缺乏内涵。
“现代化”仅是手段，维护更新传统文化才是目的。
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民主，而最终还是文化。
决定人民幸福生活的不仅是GDP，更主要的还是人文精神。
对此，李光耀始终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他在1990年退休之后直到2002年的时候，他依然对媒体宣称：新加坡是“儒家思想的社会。”一种对儒家文化难以割舍与呵护的情结，不禁跃然纸上。但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亚洲价值观”，以顺应当今汹涌而来的全球一体化、IT化的潮流。这也是他无可奈何却又必须如此的一种选择。
然而却非常困难，他已经耗尽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委实太累太累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只一直活跃在“狮城”之国、叱咤风云的雄狮，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依然显示出他旺盛的生命活力。也许他正在寻找平衡和超越全球一体化、IT化和本土化、人性化的新的支点、契机，帮助他儿子建立一个新的“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虽然海纳百川、集诸家之长，但正像他在《自传》中开宗明义说的，最终还得“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里，不妨借洞山禅师的悟道偈，权作一参：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参见拙着《中国禅师》）
李嘉诚打造“东方人格金字塔”的真正秘诀
人的潜能智慧，是从伟大精神人格中流露出来的。因此，人格决定了人的潜能智慧。
最大的成功是人格的自我完成与自我实现。
有钱不一定有人格，但无钱也就无人格。因此，李嘉诚把他的“东方人格金字塔”牢牢地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
富——只有内心富才是真正的富；贵——只有有益于人才是真正的贵。
他始终追求的正是“内心财富”和人格的自我完成。
李嘉诚真正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即“机”、“止”二字。
（一）
在泰国芭堤亚沙滩上信步漫游时，我偶然与一对同住在一家酒店的美国夫妇不期而遇。他们主动向我打招呼，用标准的伦敦英语问我；先生是哪国人？我也用早已忘得差不多了的四川英语回答说：中国人。
他们又问：哪一部分的？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不分东西南北中，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他们听了都“哇”地叫了一声，说你们中国当今就有一条“属龙”的大龙、神龙李嘉诚，他同我们的首富比尔·盖茨一样，都为全世界创造了一个“黄金白”时代的神话。我们大家的发财欲望都被他们的神话调动起来了，不由自主地都跟着他们跑——一切向“钱”看。然后大把大把地花，又大把大把地去捞，尽情地享受生活，潇洒人生。
我听了不禁一愣，心想如果李嘉诚奋斗一生创造的神话就是这样一个只是刺激诱发人们“低头向钱看，抬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结果，那我敢说：这不是李嘉诚的成功，而是他的失败。
但令我十分惊讶的不是这对夫妇对李嘉诚的如此解读，而是作为一对外国夫妇对李嘉诚的了解是如此细微，连中国许多人恐怕都不知道他是属龙的生活细节，他们却一清二楚。足见李嘉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就不难想象，李嘉诚的名字为什么如此响亮和具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难怪大陆的许多企业家都把他当做自己学习的楷模和崇拜的偶像，天天都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李嘉诚？不是商人企业家的老百姓，也津津乐道地把他作为家常话题。
至于大小媒体则更是将他作为自己每日追踪的焦点，介绍李嘉诚成功秘诀的书刊和各种传记读本，也铺天盖地源源不断地飘来。什么大师、泰斗和明星等桂冠，几乎能用的都给他戴上了。
但不说我还明白，这一说我反倒糊涂了。看了这些对李嘉诚的全面包装推广之后，我不禁要问：这是李嘉诚成功的真正秘诀吗？他果真是当今媒体和传记专家们分析的这样一位“超级大师”吗？李嘉诚是不好糊弄的，他说：
老实说我对很多人云亦云的表面专家的分析是“尊敬有加”，“心里有数”。说得俗一点，有时大家方向都正确，但耍的却是花拳绣腿、姿势又不对。
我也没有把握，不知能否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说的意思是，要看清庐山的真面目，一要选好角度，二要从自身的小圈子里跳出来。
看山如此，看人也一样。别人对他的评估自然重要，但最要紧的还是“听其言，观其行”，看他自己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然后再“跳出来”，看他所处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时代，看他是否领悟到了天下禅机和达到了最高境界。
李嘉诚的为人处世之道和事业的成功，说起来很复杂，但照我从禅道的角度看倒也简单，无非是“机”与“止”二字。
下面，不妨听老夫一一道来。
（二）
我有一位在香港经商的朋友，知道我要写李嘉诚，便将他获悉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源源不断地传送给我。近日他又寄来一份李嘉诚在汕头大学的演讲稿，我一看“正合孤意”。家门的许多看法，正好与我的佛禅理念不谋而合。
人们总爱把李嘉诚称为当代成功的“儒商”，因为他从小就从父亲李云经先生那里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后来他从商后公开说的也都是孔孟之道。
但殊不知他从小便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父亲就是一个亦儒亦佛的禅者。
李嘉诚的祖母和母亲，也像中国许多乡间老太婆一样，都爱朝庙进香，见菩萨就磕头。而李嘉诚的出身地潮州城内城外的寺庙道观又出奇的多，无形中构成了一个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氛围。其中最令李嘉诚感动的便是屹立在灵山寺西边的“韩祠”，这是后人为纪念韩愈而修建的。这位晚唐诗人因为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而遭贬到潮州，所以他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贬”反而把一个反佛英雄变成了崇佛的禅门居士，最终成了当地大颠禅师的弟子，为潮州人做了许多“善事”。这也正好在李嘉诚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善根”。
儒家文化被历代统治者利用而强制推行为官方哲学，而佛道文化则被官方打入了“冷宫”。因此人们在公开场合讲的都是儒门“官话”，只有在私下和某些场合才说几句心里禅话。这都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李嘉诚深谙其中的奥妙，因此在儒佛道之间他找到了平衡点。他说：
儒家之“修身”、“反求诸己”、“不欺暗室”的原则，西方之宗教教律，围绕这题目落墨很多，到书店、在网上，自我增值的书和秘诀多不胜数。
在“多不胜数”的中、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李嘉诚既看中儒家文化，常讲孔孟之道；但不经意间也讲些佛道玄机，诸如“广结善缘”、“上天缘分”和“能忍则忍”等。
其实，对诸多文化的崇拜信仰，并不在于说多说少和或明或暗，而重在于实际行动和融化在人格结构之中。
以前我不太相信口不离孔孟之道的李嘉诚会烧香拜佛，但后来从饶宗颐先生那里得知李也信佛。饶是李泽楷和其母李庄月明的老师，而饶宗颐先生恰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和禅学家。我在写他的一篇题为《饶宗颐的澄心》长文里，说他是“菩提种子，禅僧复出”，他欣然接受，还为我的新书《人欲》作序，说的都是佛法禅语。饶公为我写的斋名，则更是直书“栖禅室”三个大字。
这样的名师教出来的高徒，自然是一身佛光禅影，涅盘妙心。事实上李嘉诚的已故爱妻李庄月明女士，正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禅门居士，1989年，她圆寂时正是觉光法师为她主持佛教仪式说法封棺的。李嘉诚也从中受到启迪和感染，正如他说的：“我比较信奉佛教。”因此他常带着全家人去朝庙烧香。巧的是，李氏最近续弦的佳偶周凯旋也是一位天赋禅机，灵气如兰的“女施主”。
我案头正有一幅彩色照片，拍的正是李嘉诚带着长子李泽钜和次子李泽楷，在高僧大德的率领下礼佛的画面。李嘉诚双手合十于胸，其态度之虔诚，心念之纯正，令人一望而知。
但如果就此而认定他是佛门中人，正像因他常讲孔孟之道而认定他是儒门信徒一样，都是偏颇的。因为不难发现，李嘉诚对西方文明文化和科技知识，同样怀有很大的热情和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比较喜欢科技、历史和哲学类的书籍，最近对网络资讯也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他更注重对现代文化的接纳。
但不论是哪种文化，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都有适用和不适用的种种碰撞与矛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人们都以为是“文化花果飘零没落”的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在五方杂处、多元文化的“相处、碰撞、贴面肉搏”中，居然孕育出了一种“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新式香江文化。因而造就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官方文化”、“市场经济”和“企业文化”。
在“企业文化”中，造就了豪爽热诚的包玉刚、智慧超群的霍英东、胆识过人的郑裕彤、大刀阔斧的郭得胜、本分严谨的李兆基等。
在这一大批市场精英的富豪巨擘中，李嘉诚无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个出类拔萃的集大成者，一个很难界定他是属于哪一种文化和哪一类性格的人。事实上，正如禅师们说的“是山非山又是山”。他是李嘉诚，又非李嘉诚，但终究还是李嘉诚。他包容一切，又超越一切，李嘉诚这个名字，已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空”的形符号。
因为他找到了平衡和超越各类文化的支点和契机，同时也找到了在人生舞台上最能释放自己潜能和最适宜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最佳位置。正像他自己说的：
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人，是建立尊严的基础。
（三）
我以禅的眼光和杠杆定律来评估各类明星的成败得失，李嘉诚也以此来总结他的经验教训。他说：
“杠杆定律始祖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至前212年）是古希腊学者，他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寻找支点是以效率和节省资源为出发点……阿氏的杠杆定律这句名言被人们广泛引用，但说法不尽相同，不过说的都是“撬动地球”，然而李嘉诚说的却是“举起整个地球”。
显然，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从李嘉诚“举起整个地球”的说法和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拍的照片中，不知怎的，我一下便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君王的豪言气魄。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说过：“未离海底千山黑，月到中天万国明。”其气魄并不压于楚霸王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宏伟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