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勤禅师说：“高可射，深可钓。“也许李氏并不知道这一佛门禅机，但他的确又无师自通地领悟了这一只属于他自己的天下禅机。这便是“一党制”、“一言堂”和“一把抓”。他用“前三三后三三”的机锋，“射”中了“空中鸟”，“钓”到了“水中鱼”。
先说“一党制”。
1954年间，李光耀创建了“人民行动党”。正如这个党的称谓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为民服务”的政党，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什么党。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议会制的政党”。
这个党的最高宗旨是“为民服务”，是通过议会选举的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和细致地做选民的工作，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成为一个执政党。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化在“理念”中，落实在行动上。
这个执政40多年而成就斐然的政党党部，不是坐落在繁华闹市的皇宫般的摩天大楼里，而是设立在偏僻但交通方便机场路边许多居民房屋中间一座只有二层高的普通小楼中，办公室和会议室的设备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党部工作人员也只有区区11人。这些都无声地说明，它不可能充当任何政府的职能，更不会在政府之上。它只是“人民行动”的核心和枢纽，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而是始终根植于民众的“公仆”。
作为议员的每一个党员，每年都必须接待5万个选民（每次约40至50个选民）。凡是来接待站求助的选民，不论他们提出的什么问题，有关部门都要给予一个答复或合理解释，决不允许搪塞和置之不理。
凡是发现党员干部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和买官卖官等不法行为，决不姑息养奸，轻易放过，而是严惩不贷。重者不仅马上清除出党，而且在经济上定使他倾家当产，一贫如洗。
从形式上看，新加坡仍是多党制，执政党还是靠打“选战”才能保持其位置。但其他党派无法也无能力和人民行动党抗衡竞争，所以选来选去依旧是它执政。这样无形中便形成了长期的“一党专政”，即所谓“一党制”。
因此，当一位资深撰稿人问李光耀“你以为新加坡会不会演变成多党制国家”时，李氏毫不含糊地说：
我1990年移交（权力）之后，较年轻的一代已逐渐放松管制。如果你问我，新加坡是否会演变成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我会坦率告诉你，除非“人民行动党”——也就是我们的党分裂，否则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只要现任领导人沿用我的政策，即吸收最优秀人才，而不论其观点多么不同，那么一切争论就都只是内部争论，而不是党际争论。如果我们中止这种做法，反对党就会产生，且逐渐壮大。
再说“一把抓”。
新加坡将英式议会内阁体制和法式国家主义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典型的东方权威主义的国家。在这里，“国家主义”、“高度集权”并不是空泛而教条的，而是非常实际与实用。其含义是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全面管理建设国家。正像媒体说的：
李光耀还以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自家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甚至一些本该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也列入了“法治”范围。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是以“市政管理”、“家庭管理”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也不过分，政府如此事无世细地插手社会事务和私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执政风格上李光耀很像一个东方家长。（《南风窗》）
有人曾说：“最懒的政府，正是最好的政府。”西方不少国家就是这样，香港也是采取自由放任和不干涉的经济管理模式。“你干什么政府不干涉，只管收税。”东亚不少国家，虽然也搞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相结合，但也不像新加坡这样从社会到家庭，从市场到私人生活都要“一把抓”，一竿子插到底。大家小家，政府倒真的成了“管家婆”。
这样的“管家婆”，既需要高尚的品质，又需要无所不能的本事。既需要温情柔软，又需要铁面无私，即所谓“慈悲如佛，凶狠似魔”，恩威并重。
一个软弱无能、没有权威和没有尊严的政府，绝对当不了这样的“管家婆”。
事实上，正如有人说的：“现代社会始终并且必然是集权的。”如果将此视为是一种“专制”、是一种“恶”的话，那么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更有利。”
最后，关于“一言堂”。
还是那位资深撰稿人问李光耀：“西方国家的传媒常批评政府，你对这种情况却是真的不喜欢吗？”
李氏直言不讳地说：
不喜欢。在新加坡社会中，在儒家思想社会中，甚至在马来社会中，这种情况是不可以允许的。如果你容许报纸将领导人的形象歪曲、贬损、小丑化，治国就会遇到困难，因为人民心目中领导人的形象不该是那样的。
对方说：“你对传媒很厉害。”
李氏说：“传媒对我也很厉害。”
这显然是“一言堂”与“群言堂”的冲突。
李氏虽然也允许有不同观点的存在与争论，但仅限于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是有限度的。他绝不允许媒体和个人，在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政府，说领导人的怪话。一旦发现，立即加以禁止，课以重罚。不信，你试试看。
所谓“民主自由”，在新加坡这个国家里，似乎是一个稀有之物。看去这里仿佛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社会网络虽然不太情愿接受这种新闻管制，但又无可奈何而不得不执行，因而仍然在正常地运转。100多家媒体虽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仍然活蹦乱跳地发挥着媒体的奇特功能。这样，竟使新加坡成为东亚地区信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一言堂”在有些地方，成为人们不屑一谈的话题，但在新加坡却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集装武器”。
其实，“一言堂”也罢，“一把抓”也罢，还有“一党制”也罢，都是早为人知的东西，但“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却办不到”。
为什么别人知道而办不到，李光耀却办到了呢？而且还办得如此漂亮、成功呢？
其原因不是别的，还是那句老话，李氏找到了平衡“前三三后三三”的禅机。也就是说，他找到了平衡“权威与民主”、“经济与文化”和“个人与集体”的神秘“支点”。
（三）
万物有灵，天运含机。
打猎失误，问题不在射法而在射手。
烹调不好，问题不在方法而在厨师。
“盘马弯弓惜不放”，妙在掌控“发机”。
烹调美味佳肴，妙在掌控“火机”。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如烹鱼一样，时间的长与短，作料的多与少，味道的浓与淡，都要找到二者的契机、火候。高明的厨师就像庄子笔下那个解牛的庖丁一样，凭借的不是书本知识教条，而是超越技能和五官的“感觉”。
佛祖也说：“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如法时，法法何曾法。”
理无定论，法无定法，它不是书本上的文字教条，也不是口头上说的豪言壮语，而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神秘感觉，也就是平衡阴阳万物的契机、支点。
在“东方权威主义与西方民主法制”、“家族管理与股份公司”和266“儒家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等关系方面，李光耀在调控二者的平衡时，运用的不是一般的辩证法，而是超越辩证法的类似于禅师们倡导的那种“不二法门”。
现象世界原本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缤纷天地。许多现象，不论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都绝不是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僵化公式所能概括得了的。如社会领域中的公与私、上与下、大与小、美与丑等等；自然现象中的天与地、山与水等等，都是既有差别性，又有合同性。“禅就是基于事物的这种绝对合一性建立它的哲学基础”，禅否定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两极绝对化对立的思维方式。禅“推翻这个思想方式并代以一种新的思想方式”，这就是克服二元对立，达到“真空即妙有”的境界。
比如在处理善与恶、生与死和有与无的关系时，儒道佛三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法。
道家讲“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也作冲)。”(《老子》第五章)“中”者，空也，虚也。“守中”，意思是守清静之道，持虚空之体。
儒家讲“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意思是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个中心点，使其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佛家讲“中道”。不少人以为佛家之“中道”与儒家之“中庸”差不多，也是采取折中的态度。其实，这是误解的，佛家之“中道”所要打破的正是儒家倡导的折中办法。
这就是说，儒家竭力想在有与无、多与少等对立的两极间找到一个中心点，然后采取折中的态度，尽量加以综合、调和，以求矛盾得到缓解。佛家则不然，他首先是克服二元对立，然后从两极的交叉的联结点上，重构一个包容两极，又超越两极的新的“意象形态”。
越说越玄乎，不如来具体地描述一下李光耀在调控“权威与民主”、“经济与文化”和“个人与集体”等关系时，他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契机、支点的。
有人问李氏：“你在你的着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中，提到人类天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财产感。你是怎样将它变为政策的？何以它能帮助实现稳定？”
李光耀说：
我早年曾赞同向有钱人征税，分配给穷人。但是到我自己治理国家，才明白首先必须创造财富。我发现，如果你付出低廉租金就能租到一幢房子或一个住宅单位，那么房子或住宅单位就会跌价。因此，我们决定给每人一个机会以补贴价购买一个住宅单位。现在我们国内人人都拥有资产，态度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如今他们投票时心里知道，如果政府不值得信任，政策错误，他们的财产、股票就会贬值。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强大的稳定作用，有助政府保持廉洁、高效。
这里，李氏强调的是创造财富，机会均等，但不是结果均等。他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创造财富。但决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因此他不主张削富济贫，损有余而奉不足。他认为“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因此他对扼杀企业家精神的高福利国家制度，采取的是高度警惕和否定的态度。
李氏在政治领域推行的是精英政治，他要求党员和政府高层领导都应是精英人物。对他们采用的是“高薪制”。目的是为了吸引和留住精英人才，至于“高薪养廉”则是次要的。在新加坡能拿到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并不多，在政府部门中也就是那么30人左右而已。而且这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他们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这都要他们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除此再没有其他收入和特殊待遇。
资料显示：
在道德约束和法律威慑之外，“高薪”在帮助新加坡政府官员抵御贪污腐败诱惑。在新加坡，公务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而是领取在职期间积存的公积金。制度规定公务员每月积存的公积金数额相当于工资的40%，其中18%由个人缴纳，其余由所在部门补贴；公务员在退休前，除购买政府组屋和为子女交纳学费等规定用途外，不得动用公积金。公务员服务年限越长，积累的公积金就越多，一般到退休时都能达到几十万新元。
公务员一旦被查出有贪污受贿和违法行为，巨额公积金将被全部没收。
新加坡同东亚不少国家一样，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切身体验到的并不是什么民主自由政体的优越性，而主要的是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管理法则。即便如此，也包含了东方人自己的许多东西。
尤其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李光耀钟情的不是西方式的文明价值观，而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直到1998年间，他仍然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亚洲的这种价值观，亚洲就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但谁都知道，儒家倡导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和公而忘私的精神，追求的是安贫乐道、重农抑商和无私无欲的人生理想，程朱理学家们则更加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官方哲学。这样一来，个体的创造潜能、个性和私心，几乎被一大二公的群体共性吞噬扼杀得一干二净。因此，如果把儒家的这些东西放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台上，那一眼就可看出它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大都不合时宜。
然而，在新加坡这个地区，经过李光耀的一番“整合”之后，“个人与集体”、“经济与文化”、“权威与民主”和“公与私”的种种矛盾冲突，竟然都一一化解为一幅和谐而繁华的美妙图景。
在这个拥有足可以同世界最佳的金融中心相媲美的发达国里，居然在大街上看不到一个警察，更难发现国防军人（据说都在国外受训）。正像媒体说的：
在新加坡处处都可以感知到政府的“组织性”和“效率”。这要归功于政府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可以解释这种“良好运作的政府”现象的名词是“功绩主义”。在良好的工资报酬和提薪前景的诱惑下，公共部门的职员们都明白，和私营企业一样，个人的提升是与公司的利润相挂钩的。
这种强势政府的中心含义在于，它更接近于温和独裁而不是民主，它被作为一种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建筑，用以保障一个大家共有的未来。换句话说，就是力图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即每位公民都放弃部分自我，成全大家的集体利益。
实际上，这正是新加坡人的一种“共生哲学”和“团队精神”。
但更奇妙的是，你分明觉得这些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家庭与股份和公与私种种的对立和存在，然而又觉得它们各自都不存在。因为对立的双方都各自打碎而重新构成了另一个新的东西，仿佛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回头再来一看，你又觉得它们各自依然存在。
有位叫惟信的禅师说过他的这种奇妙体验。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从“山是山”到“山不是山”，再回归到“山还是山”，从头到尾似乎并无多大差别，但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禅师最后体验到的那个“山”，虽然与他最初看到的那个同样都是“山”，但二者之间已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打碎、整合和重构的过程，所以最后这个“山”，既包容了也超越了最初看到的那个“山”。
也就是说，李光耀以新加坡为政治舞台，在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相处、碰撞的贴面肉搏和相辅相成中，找到了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契机，并通过巧妙地调控运作，最后终于获得了套现与成功。
（四）
西方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
禅师们说：家家有路透长安。
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这便是要建成一个繁荣而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只一个，而是很多个。
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似乎都正处于悄然的变化之中。
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早已病入膏肓，正面临“重新洗牌”。前些时，“业主资本主义”被“管理资本主义”所取代，但现在看来，“管理资本主义”似乎也失灵了，还不知将被什么东西所取代。作为资本主义顶梁柱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早已摇身一变成了“总裁”、“经理”。事实上，这些内心深处充满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怀有霸主心态的总裁、经理和业主们，已经构成了新一代的资产阶级了。至于将来还要怎样变化，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吧？
李光耀创建的新加坡模式，是东亚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不是完美无缺、永远都不会变呢？
有人问他：你当然认为政治文化必须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