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剧虽然说的是乔家大院的事，但显然也融进了其他晋商的一些事例。比如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和历史悠久的并不是乔家，而是榆次车辋的常家；制茗武夷山，扎庄恰克图的最大茶商也不是乔家，而是太谷北洸村的曹家和榆次常家。将“同行是冤家”转化为“同行是亲家”的典型范例的，也不是乔家而是常家和祁县渠家。
《乔家大院》的编导均将这些事例集中移植到乔致庸的身上，这也是艺术形象典型化的需要，无可厚非。因此，从乔致庸这个艺术形象中，便看到他与“达盛昌”的老板“与其独吞一条狗，不如合吃一条牛”
的一次成功合作。
乔家的发祥地是包头，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家在包头经营的主要是高粱生意。
高粱是什么，既是马料，又是酒料，也可当人料。那玩艺儿不好吃，我曾在北方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去吃高粱米饭时，顿觉得满口钻，实难咽下。但在当时的包头一带，高粱却是缺俏商品。
历史上的山西原本不种高粱。但到了明朝时，雁门关来了不少边防部队和军马，需要从外地运来大批高粱作为马料。山西人从中发现了这一商机，于是便开始自己种高粱了。
到了清朝时，随着边境线向北向西大幅度地扩张，当军队征讨青海、甘肃、新疆乃至外蒙古时，都以山西作为大军的粮草供应集散基地。这样，盛产高粱的山西就成了整个中国西半部的一个“聚宝盆”，由此也给晋商们带来了发财的机会。
乔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发和进驻包头的。老一辈做高粱生意得心应手，越做越红火，但到了乔致庸兄弟这一代，却反把生意做栽了。其兄因经营不善，中了“达盛昌”老板的圈套，囤积了大量的高粱而无法脱手，长期陷于困境中出不来。一时气病在床，眼看只有死路一条了。
志在功名，无心经商的乔致庸，在其兄死后才不得已投笔从商，挑起了乔家这副重担。他要转危为安，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是，首先要消化掉早已积压的高粱，才能反败为胜。
在“狗头军师”的掺和下，乔致庸先制造了一个朝廷要打仗，急需要高粱的假信号，然后不但不急于卖高粱，反而以高价争购高粱，以此来迷惑竞争对手“达盛昌”老板。
当初“达盛昌”的老板就是用这种手段来整垮乔家的，今天乔致庸又用同样的手法来对付他。因此，他感到好笑，觉得这个初出茅芦的乔致庸简直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竟然在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真可谓班门弄斧，自不量力。然而，他不知“兵不厌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恰是乔致庸打的一场心理战。
果然，当对方打听到朝廷真有出兵打仗的动向后——其实为他提供这一消息的那一位朝廷官员也是信口雌黄，说的是两口话。但阴差阳错，他却信以为真。加上商人的贪欲特性，从不放过发财的机会，所以他最终还是落入了乔致庸的圈套，也加入了用更高的价抢购高粱的活动中。
当把高粱的价位拉高以后，乔致庸这才暗中抛售囤积的存货。等到对方发觉情况不妙时，但为时已晚也，他早已无法脱手了。等待他的只能是破产关门的悲惨结局。但他认栽了，怪谁都没用，这都是自己昏了头，钱迷心窍，不上当才怪呢？愿赌服输，他输得心安理得。
但正当“达盛昌”的老板准备向乔致庸缴械投降，最后清盘时，乔致庸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达盛昌”的老板以为他是来找自己算账的，所以他对乔致庸不冷不热地说，你要来找我兴师问罪的话，那就不必了。我们都知道商场如战场，胜者王侯败者冦。当初我是胜者，今天我是败者，要杀要剐，随你啦！不过，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等交待完毕之后，我就滚回我的老窝去了。
看着眼前这位昔日威风凛凛而今日如丧家之犬的大老板，乔致庸一扫获胜者那种愉悦与满足之情，反倒想起兄长被困时的挣扎和将来有一天或许也会一败涂地的窘态。因此，他对“达盛昌”的老板说：你是我们山西商人中的老前辈，拼搏一生，不容易呀！我今天来，既不是兴师问罪，也不是急于清盘，而是向前辈购买10万吨高粱。
他见对方圆瞪双眼，直愣愣地看着自己，不说一句话。显然他是不相信、乃至怀疑是在捉弄他。因此，乔赶紧说，老前辈，我讲的都是真话，决无半点虚言，这是我支付你的票。
“达盛昌”的老板，这才回过神来，嗫嚅地说：果然是真的？
乔致庸说，我干吗要哄你呢？商场毕竟不是战场，同行不一定就是冤家。我们是在做生意，为社会积累财富，为天下人谋福利，为什么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杀得血肉横飞呢？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冤家变成亲家、把竞争对手变成竞争队友吗？有钱大家赚，有难共同担，难道不好吗？
至此，化解了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换来的却是一荣俱荣的团队精神。事后，“达盛昌”的老板打造了一张“诚信”的大匾，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送给了乔致庸。这可是一笔无形的资产，为乔致庸日后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此后不久，当乔致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正是“达盛昌”的老板。如果当初他一举灭掉了“达盛昌”的话，那么今天又有谁会第一个站出来替乔致庸解危呢？
这倒又应了一句因果之言：
拯救别人，实际上也是拯救自己。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消灭了同类，也就消灭了自己。
害虫被灭了，益虫也就成了害虫。
当朋友纷纷离你而去时，你就会成为一个无援与无奈的孤独者。
走笔至此，忽然从窗外飘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呼声。这是张艺谋带给观众的又一绝响。
其片名取自晚唐黄巢的《菊花》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是一语双关，既暗喻起义军的战服，也形容菊花的秀色。
黄巢原本是个秀才，因怀才不遇，落第后干脆就拉起一支队伍造反了。他以花喻志，说百花都凋谢了，唯独我菊花一支独秀。
黄巢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这样想本无可厚非，但我由此想到了人缘关系。它如同春天一样，需要的不是一支独秀，而是万紫千红。一个富不算富，一国强不算强，只有当你的周边都富了、都强了，你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黄巢之所以很快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联合更多的义军朋友，只靠自己孤军奋战，想独吞大唐帝国而成为一代帝王。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但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生态环境中，那种“冲天香阵透长安”的“香阵”还能维持下去吗？那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局面，还能坚持下去吗？张片能揭示出这一深层次的内涵原因吗？
一花独放，一人独富，一国独强，一家独和，都不能算是真正“和谐”的社会。
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这是构成“人缘”关系的核心，也是维持人缘关系正常运转的关键。
人缘与艺术都妙在“莫名其妙”
正因为“莫名”才妙，“无言”才美。
艺术人生如果发展到“莫名其妙，妙不可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时，那表明很快就会登堂入室，渐入佳境了。
该糊涂时就糊涂，该清醒时就清醒。
佛，就是信念与希望，美，就是追求与发现。
烦恼即菩提。把别人对你的咒骂看成是一种因缘，你就不会为此而烦恼。
势不可造尽，法不可使尽，理不可明尽，话不可说尽，福不可受尽。
（一）
我在文而不在官，在道而不在术，因此这就决定了我的“人缘”正像我的“为人”一样，都是正不到位，邪不到点，始终横放在亦好亦坏的“支点”上。说坏，是因为在我倒霉的时候，平时与我相好的那些朋友大多远离而去，有的甚至落井下石；说好，是因为不论我身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时，总有二三知心朋友始终留在我的身边。
近些年来，也许潜心于佛禅清音，只图清静过日，所以一直疏于交际，过着半归半隐的悠闲生活。但想不到我这种好不容易才静谧下来的时光，竟被神州放鹤的“非主流”画家武辉夏搅乱了。我一时倒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同辉夏虽然同住在一个城市，而且几乎近在咫尺，却一直缘悭一面，素无交往。突然有一天晚上，他破门而入，光临寒舍。刚一见面，他就说他在前不久因病住院时，偶然读到我的《佛光禅影》，出院后就想来拜访我，但因一时找不到我的住处，经多方打听后才贸然造访。他要我原谅他的唐突打扰，也请我理解他急于求禅问道的心情。接着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地讲了他的心得体会，有些见识还远胜于我。当然，在他对我的一派赞赏声中，少不得也有一些外交辞令，但我也像许多听了读者吹捧后的作者一样，同样感到心花怒放，心里格外受用。不消说，我们便一见如故，分外投缘，从此成了好朋友。我每有新着出来都要首先送给他，他照例是赞赏不已，而且逢人便替我宣传，还主动掏钱购书，替我转送给他的朋友。圈内人都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即今人说的“凉粉”（我的名字最后一字为良）。他将我的书又转赠给他的“乖乖女”，她们也成了我的“粉丝”。
辉夏以画“仙鹤”而饮誉画坛，虽然主流派并不怎么买他的账，但他在非主流派画家中却是一位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只要他一个电话，许许多多的书画家们便召之即来，蜂拥而上。甚至有不少着名的老画家，也乐于听他的召唤，同他一起办画展。而且，他居然有本事把许多商界的老板也拉来赞助，或打通书画艺术与市场经济的屏障，架起二者之间的桥梁和平台，并从圈内扩大到圈外，从本地延伸到外地，乃至直达首都北京城。
我本是悠闲学人，按说与书画界不沾边，是圈外人。但辉夏也把我拉了进去，而且隔三岔五地打电话来相邀，有时深夜也打来电话，要我去茶楼会友。
有一次，他突然约我同他“打的”赶到江边的一家茶楼，偏巧又约来一位美女老板。她见我衣衫不整，还靸着一双破拖鞋，活像济公和尚，便偷偷地笑了。我忙说都是辉夏弄出来的，不等我换装，拉起我就走。辉夏说，难得潇洒走一回嘛！女老板也善解人意，会心一笑，我这才免于尴尬。
如此风风火火，开始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同一些老板相聚时，仿佛成了一个打秋风的“清客”，不免感到有些“失格”、掉价。但辉夏不这样看，他说我们去参加老板们的聚会，是向他们“布道”出“点子”，是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开发商机，是他们沾了我们的文化艺术之光。
他不仅把文人与商人捏成一团，把产业变成产品，同时还将一些主流派的老诗人、小说家和研究周易风水的老教授也拉到他的旗下来。甚至把和尚尼姑也请到他的人缘网络之中，而且将他的画展办进了寺庙。在2006年华岩寺金佛开光时，他举办了重庆首届佛寿书画展。更“出格”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巨幅头像堂而皇之地摆在华岩寺的庙门口。还放言说：“要拜佛之前先拜我。”那架势和神态，大有中国禅师宗风道骨的气派。
难怪有些地方官员说：这像什么话？简直是“莫名其妙”！当即传话，要撤像罢展。
辉夏一口拒绝，说这才真是“莫名其妙”。此语看似刻薄，不无贬意。但细思之，却“妙中有妙”。
老子当年费尽心思要为他的“道”找个名分，但终不可得，最后只好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祖也绞尽脑汁要为他的“法”讨个说法，但也说不明白，最后只好说“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无法定名时，便姑且以“妙”来界定。诸如“妙相、妙色、妙空、妙有、妙境、妙用”……诗人词家也每每用“妙”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或者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恰是东方人的“写意”风格。
社会人生、事业艺术和人缘交际，如果发展到“莫名其妙，妙不可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和“捉摸不透，无言之美”的地步时，那说明事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很快就会登堂入室，渐入佳境了。
辉夏送了我几幅画，观其仙鹤的神态，不论是静是动，是飞是舞，都很难说清何静何动，何飞何舞。给人总的感觉，便是“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看似无理却又入理，看似虚空却又逼真。此正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也。
（二）
有一天晚上，我们这伙“非主流”人士又“莫名其妙”地相聚于市郊一个房地产老板的乡间别墅里。先吞烤全羊，后尝麻辣烫。酒醉饭饱之后，再胡言乱语地品味酸甜苦辣的人生际遇。没有主持，没有中心。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不知什么时候，老板溜到我的身边，先是敬酒干杯，后是攀谈神侃。我同一些老板相交，大抵是以书结缘。他们看了我写的禅书后才与我交往。而且都毫无例外地首先就问什么是佛，什么是禅。有个老板说，他去朝庙时，吊挂在腰间的大皮包几次三番地被香桌牵住，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暗示他，要烧香许愿，方能“中标”如愿以偿。因为他这时正处在上次失机中标的失落感和即将再次投标的期待茫然之中，所以他就花了660元买了一柱高香去敬菩萨。事后果然如愿以偿了，他说这是佛祖对我的回报，值呀！于是，他一发信佛、拜佛了。他问我：你信不信、拜不拜佛呢？佛到底是什么？灵吗？
我说：心诚则灵。只要你坚信你脚下有一个阿里巴巴山洞，便能从中淘到第一桶金。但过于贪心了，它也像火焰山一样，让你一瞬之间灰飞烟灭。佛魔一念之差，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佛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个精神载体、文化符号。佛在心中，即心即佛。你有什么样的信念和心情，都可从佛这个载体、符号和镜面中找到你的依托、希望和不同的答案。你笑它就笑，你哭它就哭。你喜它也喜，你愁它也愁。你信它就灵，不信它就不灵。所以，老太婆心中的佛，与大小老板和学者心中的佛，都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往往是拜者不知，知者不拜，信者不知，知者不信。因为拜佛实际上就是拜自己，求佛不如求自己。人们之所以还要拜佛求佛，是由于人们需要有一个心灵幻影，需要有一个寄托精神和希望的载体、符号和心境，以此作为追求、体验和验证的目标。就此而言，可以说：
佛，就是希望与信念。
美，就是追求与发现。
眼下的这位老板，也像其他老板一样问我什么是佛？
我说：你就是佛。
他不高兴了，说：你是故意迎合我，讨我欢心。
我说：我从不曲意奉承谁。我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你是佛，我也是佛，大家都是佛。佛就在人们各自的心里。只不过各有各的佛，无忧无虑是佛，愁眉苦脸也是佛。视别人为佛，你自己也是佛。
他说：你这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说：正因为“莫名”才妙，“模棱”才可。事实上，人生际遇，世道沧桑，交朋结交，生生死死，失而复得，偶然成功，必然失败，等等，有许多人和事，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他听了面露喜色，这才饶有兴味地说：你还别说，有好多事的确是很难说清楚的。就说我吧。早些年，我为无钱而忧。现在呢，又为有钱而愁。
我问他：是不是不知怎样“烧钱”？
他说：我不是大腕，想烧钱也不敢烧，也从不烧钱，我只为花钱值与不值而犯愁。比如要求父母官办事，靠大红伞遮阴挡雨，这样花钱也值。但有事无事，三天两头都要找我去陪同他们泡妞玩吧，埋单的当然非我莫属。但这样花钱花时，值得吗？当然这也是感情投资，犹可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