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中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中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周的伙食费）。中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诈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砷的出场。和砷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乾隆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砷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砷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砷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砷当权刚好二十年！
乾隆晚年时曾深深陶醉于同历代帝王的比较，认为不但“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有人能相比，甚至连在位时间、年寿、子孙数目等方面自己都是数一数二。乾隆的自我陶醉固不可取，不过他举的事实都还有些道理。他本人也确实天生睿智，多才多艺，而且一生无数次地享受豪华的庆典、巡游（其中包括孕育了无数风流传说的“六下江南”）等。他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君主专制的程度，无论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达到顶点。乾隆时代中期以后，奢侈之风上行下效，逐渐蔓延整个统治阶层。与奢侈相伴相生的是腐败。与乾隆的后半生保持着特殊关系的宠臣和绅，正是腐化的总代表。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工书，尤擅小楷。其书用墨厚重，貌丰骨劲，别具一格。卒后曰温情。有《石庵诗集》传世。
为官生涯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燮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燮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并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砷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砷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砷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人们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国泰案了结后，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砷结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砷，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其他成就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墨色浓厚，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卓昌，字体秀媚研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纪晓岚
纪晓岚（1724年~1805年），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清代学者，文学家。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任官50余年，以学问文章名重朝野。他胸怀坦荡，性好滑稽，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是名言。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任总纂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家庭背景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4岁开始启蒙读书，11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21岁中秀才，24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后来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31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他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
关心民间疾苦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夏天，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涌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80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学著作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