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家迁居杭州拱宸桥
光绪三年农历五月初四（1877年6月14日），虽是初夏，但地处江南的杭州湾一带己是一派盛夏的景象。骄阳炙烤着大地，鸣蝉在树梢上聒噪着。
当地的农民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做花糕和粽子的原料，准备过冬红节。
冬红节是杭州湾一带对端午节的称呼，慈溪县山里的农民们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讲究也颇多。民间还流传着“冬红花糕夏至面”的谚语。因此，在前一天，家家户户便忙活开了，都在准备过节的东西。村民们一边忙活，一边闲扯说：“这才刚入夏，就这么热。看来，今年夏天又要热死人了！”
就在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掩映在一片树木之中的几间茅草屋却显得异常安静。没有人声，也没有鸡鸣狗叫，只有几名村妇不时从逼仄的茅草屋中进进出出。突然，茅屋里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之后，便是新生儿“呱呱”的啼哭。
孩子降生了，几名前来帮忙的村妇也陆续离开，各自回家去了。村民们在路上碰到她们，大都好奇地问：“生了？男孩？女孩？”村妇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张家媳妇可真有福分，又生了个男孩。”国人向来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在穷乡僻壤，这种观念就更加牢固了。
张家的男主人张全海是一个木匠，手艺尚可，但在慈溪县的乡间，确实没有多少活计可供木匠发挥才能。因此，张家的日子过得异常艰苦。尽管他知道妻子临产在即，但仍无法在家陪伴，因为一天不干活，全家第二天就要挨饿了。
张全海一大早便背着木工工具箱出去找活了。山区人口稀少，他走了几十里路也没能找到东家，便沿着乡间小路，迈着疲乏的步子回家了。张全海走近自家的破茅屋，听到里面传来新生儿的啼哭声，他脸上的愁云立即散去。张全海加快脚步，气喘吁吁地向家门口奔去。
妻子产后虚弱，但仍然一脸的幸福。她有气无力地对张全海说：“是个男孩。”
张全海捧着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满心欢喜地看了又看。但这种喜悦很快便被忧虑所代替。这个家本已一贫如洗，今天出去了大半天又没有找到活计，以后又要多养一个孩子，这日子恐怕要更加艰苦了。
张全海的大儿子名叫大林。因此，他顺理成章地给二儿子取名为小林。刚刚出生的小林肉嘟嘟的，颇有几分虎相，生肖又属虎，张全海又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阿虎。张小林，乳名阿虎者便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
张啸林出生后，张全海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为了一家四口的口粮，他拼命地赚钱养家，白天四处找活计，打些零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干些箍桶的活。清朝末年，民生凋敝，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杭州湾一带在19世纪60年代还一度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拉锯的战场，农民、手工业者时时都面临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凄惨生活。当时，木匠的收入十分微薄，箍三个桶才能赚一文钱。张家的生活过得比普通农民更加艰苦。
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开销日渐增多。张全海意识到，如果长期在慈溪县的乡下呆下去，全家迟早会饿死。张全海无可奈何，只得另寻生路。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张啸林十岁这年，张全海便和妻子一起，将家当拾掇拾掇，拉着孩子，举家迁到杭州拱宸桥。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十分富庶。传说，夏禹南巡之时，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曾乘舟航行经过杭州，并舍其余杭（余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朝廷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开皇十一年（592年），隋王朝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
隋大业六年（610年），大都督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江南运河的起讫点。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到南宋定都杭州之时，杭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口40余万，百业兴旺的国际大都市了。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今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这便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起了很大作用。杭州，尤其是拱宸桥一带发展更加迅速。一时间，杭州城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人间天堂”的美名驰誉中外。至清光绪年间，杭州城的人口规模已达60余万，成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城市之一。
张啸林在慈溪的老家离杭州拱宸桥约140余公里，交通也相对方便。因此，一向安土重迁的张全海一旦打定主意，决定外出谋生之时，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商贾云集，作坊林立的拱宸桥。
张家在拱宸桥的西端赁屋住下。张全海在屋子临街的一面开了一家“张记箍桶铺”，仍操旧业。由于他勤劳本分，而且杭州人口众多，张记箍桶铺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安定了下来。
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南端著名的桥梁。桥梁总长98米，宽5.9米。桥身用条石错缝砌筑，上贯穿长锁石，桥面呈柔和弧形，为三孔石拱桥。拱宸桥中的“宸”，意为帝王宫殿，高大的拱形石桥，象征对帝王的相迎和敬意，桥由此而得名。
二、无行少年入私塾读书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张全海夫妇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两个儿子身上。张全海希望儿子们能够出人头地，以后再也不用像自己一样背井离乡地谋生活了。张大林已经十六七岁了，他便将其送到了一家织造绸缎的纺织机房当学徒。旧时民间有不成文的规矩，学徒不发薪水，只供吃住，再发给一些剃头钱。虽然没有薪水，但张大林的一应开销都省了下来，张全海对此颇为满意。
家里逐渐有了些闲钱，张全海便合计着要把小儿子送进私塾去念书。他发现，张啸林自从从慈溪县乡间搬到拱宸桥后，便经常与街面上的野孩子们混到了一起，染上了一身的游气，开始学坏，经常动手与别人打架。他知道，张啸林在乡间之时虽然也比较调皮，但本质不坏，只要读读书，接受先生的教诲，肯定会变好的。
在小儿子念私塾这个问题上，妻子却与张全海唱起了反调。她的理由很简单，家里的情况刚刚好转，在这个时候花费一笔钱，让张啸林进入私塾读书，似乎很不合适。但张全海却格外地固执，他一味坚持，要让两个儿子“一文一武”，将来都出人头地。大儿子学习纺织，应该算“武”，小儿子自然该去读书。
就这样，张啸林进入了私塾，开始了学生生涯。刚开始几天，张啸林每天早晨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赶赴私塾，跟着先生读经、写字，有模有样。
跟街面上的野孩子也逐渐断绝了来往。张全海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过后，张啸林和私塾中的少年们混熟之后，很快成为了他们的头头。当时，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像张啸林这样出身小手工业者之家的孩子并不多。
清朝末年，读圣贤书，跻身仕途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部分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点书，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将来投身商场。因此，私塾先生对学生们的管教也并不严格。
在这种背景之下，私塾里出了一个被称为“私塾少年”的特殊组织。这些私塾少年大多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他们不爱学习，不守规矩，喜欢小偷、小摸，并以此为嗜好，追求刺激。私塾先生拿他们没有办法，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更有甚者，一些私塾少年拿点小钱贿赂一下先生，便能换个自由，想去干什么便干什么。
张啸林跟“私塾少年”组织的成员们很快厮混到了一起，并将他们的全部手段都学到了手，甚至有过之而不无不及。张啸林偷的东西大部分是自家的，所以他对别人总是说“拿”而不说“偷”字。从家里“拿”了一些小钱，他便学着别人赌博。
有一天早上，他按时来到私塾，但先生却不在。几个少年便拿出赌具，抛开书包，押起宝来。张啸林看得出了神，便很快掌握了其中的技巧。中午回家的路上，他暗自盘算，这赚钱也太容易了，我也要去赚钱，赚大钱，把所有同窗的钱都赢过来。
下午，张啸林在家里偷了一捆现成的木桶料，在当铺当了八枚铜板。他悄悄地将铜板揣在怀里，来到了私塾，跟一帮少年赌了起来。那次，他的手气特别好，几把下来，他竟赢了15枚铜板。张啸林望着手中赢来的铜板，欣喜若狂。从此，张啸林便爱上了赌，而且越赌越大。在他发迹之后，一场赌下来，动辄便是几万大洋。
与其他“私塾少年”的成员比起来，张啸林虽然出身贫困之家，但却有一身的力气。他在乡间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强健的体魄，因而打起架来，在整个私塾里竟然找不到对手。张啸林理所当然地当起了他们的头头。同窗们每天都要向他交纳从几到十几文不等的保护费。
一天晚上，张全海想找支笔记帐，一时找不到，便去翻儿子的书包。此007时，张啸林已睡熟。张全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从儿子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张西洋春画。张全海顿时气得七窍冒烟、浑身发抖，一把将张啸林从床上抓起来，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张全海怒吼道：“说，妈的，你在私塾里到底学到了什么？”
张啸林被打得懵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以为自己在学校里赌博的事被父亲知道了，便在父母的责骂下吞吞吐吐地将所有事情一股脑地都道了出来。张全海气得脸都变了形，他伸手又是几记耳光。他原以为，儿子不懂事，弄张春画只是好玩。打一顿，吓唬吓唬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多劣迹。
打完之后，张全海又是一声怒吼：“你书包里的那东西是从哪来的？”
张啸林被打了之后，反倒平静了许多。他明白了父亲说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挨打的根源。既然挨打了，不如一次挨个够。他坦然地回答道：“是我花了七枚铜板从世兄那里买来的。”
张啸林口中的世兄是指私塾先生的孙子。当时，为套交情，私塾里的学生大多将先生的儿子或孙子称为世兄。张啸林也不例外。张全海听了儿子的叙述，心中颇为愤懑。先生为人师表，对家人应该严加管教才对，怎么能让孙子拿这种东西害人呢！张全海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啸林回屋去睡觉。
张啸林进入房间之后，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张全海却没有如此坦然，他开始为儿子的前途担忧起来。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张全海便加紧了对张啸林的看管，规定他一放学必须立即回家，不准再和“私塾少年”们厮混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张啸林明显收敛了很多。私塾先生年过六旬，学问一般，但字却写得苍劲有力。张啸林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铺开纸笔练字。日复一日，长进不小，字写得很像样了。父母见他如此，这才感到一丝欣慰。多年之后，当张啸林已经成为上海滩大亨之时，他常以自己能写一手好字而自豪。他每到一处风景名胜之地，便兴致勃勃地挥毫泼墨。灵隐寺、莫干山等地都留有他的题额。
三、成为游手好闲的流氓
自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帝国主义便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极大冲击。小商人、手工业者在沉重的压力下苟延残喘，傍徨失措，宣告破产倒闭者时有所闻。“张记箍桶铺”也没能逃脱厄运。由于洋铁桶逐渐在民间普及，箍桶铺地生意逐渐清淡，几乎到了要关门停业的境地。
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浙一带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素被誉为“天下粮仓”的江南失收。一时间，老百姓衣食无靠，饿殍遍野，疫病纷起。难民们投亲靠友，纷纷涌入杭州、宁波、上海等大城市。生活无着者便铤而走险，干起了打家劫舍，剪径劫道的勾当。老百姓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生活日益困苦。
张家靠着平日的积蓄，总算勉强撑了一阵子。但不幸还是降临了，张全海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很快便丢下孤儿寡母，撒手归西了。张家的顶梁柱塌了，一切都乱了套。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年甫20的张大林带着母亲和弟弟扶柩归乡，将张全海葬在了慈溪老家。
办完丧事之后，母子三人重新回到拱宸桥。张大林结束了纺织机房学徒的生涯，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继续经营箍桶铺。张家的生活日益艰难，年甫13岁地张啸林也明白家庭的变故带给这个家的将是什么样的后果。009有一天，张啸林突然对母亲说：“姆妈（吴方言区旧时对母亲的称呼），我想离开私塾去找一份事做。”母亲听了张啸林的这番话，潸然泪下，她发现平日里调皮捣蛋的小儿子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母亲考虑了一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艰难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就这样，13岁的张啸林，在哥哥的安排下进入了纺织机房，当了一名学徒。
随着时间的消逝，父亲的死在张啸林心中留下的伤痛逐渐痊愈。张啸林很快和机房里的其他学徒厮混在了一起，赌博、喝酒，玩得不亦乐乎。但学徒工没有工资，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剃头钱，张啸林很快便穷得“叮当响”了。于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从机房里偷纱锭，偷来之后低价卖出去，再拉着一帮狐朋狗友去酒店喝酒。
时间一长，机房老板便发现了张啸林的偷盗行为。但是，张啸林能打在拱宸桥一带是出了名地。他怕挨揍，不敢直接去找张啸林，便去威吓张大林。张大林身为一家之主，尽量息事宁人。他赔尽了理，赔足了钱，总算把这桩事了结了。
不偷东西便没有钱，张啸林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有一天，他看见许多工友放工后神秘兮兮地走进了一间极为简陋的棚子，里面立刻传来吆五喝六的声音。此时已是赌场老手的张啸林马上明白了其中的玄机。他眼睛一亮，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每天放工之后，张啸林便一头扎进了赌棚，有时甚至旷工去参加赌博，一赌就是一天。张啸林的赌运似乎特别好，总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很快，张啸林便成了赌棚里的一颗明星。很多工友纷纷慕名前来，和这位年仅十几岁的少年在赌桌上厮杀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