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事，外人要求监督财政，人心愤激，各报所载，集矢于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敢为个人名誉稍有辩护。惟此中艰难曲折，有不得不详陈于左右者。希龄前以国民委托，深知财政困难，未敢担负，五辞不获，乃就斯职。接代后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罗，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到京时正值银行团与唐总理谈判激烈，要求请派外国武官监督撤兵，会同华官点名发饷，并于财政部内选派核算员，监督财政，改良收支。两方争论，几将决裂，人心皇皇，谣言百出。适龄承乏其间，屡次驳辩，武官一节乃作罢论。然支发款项，各银行尚须信证，议由中国政府委派税务司经理此项垫款。至于财政部内设立核算员，无异日本之于朝鲜，无论何人，无不反对。银行团坚执前清时代铁路借款均由洋员司帐查帐为词，不肯让步，遂改议于财政部外设一经理垫款核算处，财政部与银行团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管理支付垫款，会同签字及稽核帐目，并声明此项帐目，只能及新垫款所指之用途，不能出于垫款用途范围之外，俟至阳历十月垫款支销罄尽后，即将核算处裁撤。此等勉强牵就办法，出于万不得已，曾经于国务院、参议院会议时据实直陈。事关国家重要，希龄虽不敢自擅专，然外交无术，咎所难辞。窃维希龄束发读书，稍知廉耻。关于借款及华洋合办之事，向亦主张反对，国人所知，何至一入政府即丧天良？无如国事危迫，实逼处此。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着棉，阴历四月初一至初五，须放急饷八十万两，哗溃之势，即在目前。而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并称二日之内若无接济，大祸一至，谁当此咎，留守不负责任，等语。昨日上海各商会来电，并为沪都督要求速汇欠款三百五十万两，以济急需。此外山、陕、甘、新、皖、浙、鄂、闽等督，飞电请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等屡次坐索，应付俱穷，借贷无路。甚至大清银行房地，亦不得已而抵押，存亡呼吸，间不容发。希龄自顾何人，敢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乎？前见美使力劝中国节用，不可借债，英使并谓华人反对借款，何不自己捐钱，免得借债，等语。外人尚且如此，龄等亦岂愿甘出此借债之举？今银行团虽已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系属信函，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外交之后盾，使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天下幸甚，非仅保全希龄名誉也。现在南北两京，数日之外即速须巨饷，并乞公等速派专员来部查看情形，切实担负，以救危局。希龄智力薄弱，值此财政极紊、饷需奇急之时，责备之加，固不敢辞；而大局所关，不敢不广征众议。诸公爱国热忱，世所钦仰，如有嘉谋良策堪以救此眉急者，务望迅速电示。如希龄力所能逮，无不切实奉行，临颕无任翘盼之至。除将各处催饷电文另密电呈览外，特此奉布。
附二：李书城致熊希龄电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十三日）
此电与上附熊希龄电，均未署时日。电文中有“蒸日致克公电”、“克公因触电扇伤指”等语，而黄兴伤指系在一九一二年六月九日晚，故熊电当为六月十日，此电当为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间（黄兴于十四日交卸后即日赴沪）。
熊总长鉴：阅蒸日致克公电，不胜怪叹。克公因触电扇伤指，病卧未起，未便遽行转达。书城忝参机要，凡此间内情，知之甚详，敢代为一一答复。尊电谓此间前所收七十五万元，即为垫款易取军钞之数，责克公一概抹煞。记公于四月二十六日来宁，面允由上海捷成洋行借款项下，拨交现银百万元，钞票百万元。然所拨交者，仅二十八日六十万元，二十九日三十万元，五月一日十万元，尚差一百万元。公云陆续再交，嗣后五月十一日拨五万元，十四日拨五万元，十六日拨十万元，十七日拨五万元，二十日上海拨二十万元，镇江拨二十万元，二十一日拨十万元，共计七十五万元。自此以后，公再无一文拨交，公得毋即指此款为垫款耶？其日期实在发表垫款合同之前，且与公所指拨之捷成款数犹有未足，何得谓此即垫款？则非克公之抹煞可知。又谓签押七条垫款，由克公屡告急所致。夫此间欠饷已久，情形急迫，原系据实相告。又同时有密电致公及国务院，请实行国民捐及减俸，或由中央发行不兑换券，并有金钱宁受损失，国权决不甘退让二语。公乃以告急之故，他不暇计，竟拼结亡国灭种合同，以为唯一方法，堂堂总长，何一愚至此，又谓克公电云，二日无款接济，大祸立至，近已数旬，尚无危机。据此，则知公既无款接济，又不肯发行不兑换券者，盖欲立候此间大乱，以塞克公反对垫款合同之口。继见经久未变，又复反唇相诘，深以南方未乱为恨，公之存心，岂尚可问？
不知连月欠饷已数百万，当日情势实极危迫。自公签字之垫款合同发布后，克公首先反对，各军官佐士兵均天良发动，不忍迫催欠饷，自行典质食粥者有之，又分途自向商店挪借者有之，今日数十元，明日数百元，东扯西凑，竭力支持，以至现在。此间发饷领条，多系二、三百元一领可以为证。其不至以饷缺哗溃者，皆克公之精神所感，亦实因南方军人富于爱国心之故，在当日实未意料及此。而公乃以告急未乱为揶揄，人之无良，亦胡至此？又谓南京、苏州屡电拨款，均一、二百万为言，则留守府自五月二十三日蒋次长来宁，反对公所订垫款合同后，除请办国民捐、发不兑换券外，并未提及请款一字，国务院及尊处俱有电稿可查，不得任意捏造也。至谓克公不肯支用国民捐为层层紧逼，则前电明云政府尚未颁布国民捐章程，未便擅动，自系至理，乌得谓为紧逼？又谓参议院为一国主权所在，奈何不尊视立法权。不知克公前电云，此次约由公订，应由公毁，毁约非借款比，此语全由公电以毁约自任，又不实行毁约而生。若借款之必经参议院决议，尽人皆知，尚何待言。
且克公初次反对之电，已云请参议院主持毁约，是足为尊重立法权之确证。又谓克公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持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持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今责克公于政治少经验，是公俨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夫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公自命为政治上富有经验者，观公自任财政总长以来，未闻有所建白，第一轰轰烈烈之事，当即为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大政治家所订合同，当可即作为铁案，一字不能增减，何以经未有经验克公反对，而公即允毁约，又云可以改正。吾知此七条经改正以后，必较公所订原约损失国权处稍轻，当亦公所承认。
如此则公之自命为有政治经验者所订之约，反为少经验者之所反对，而得修改稍善，则又何说？至都北都南，何与兵变？若以此为罪，则政府北迁时，南京亦有赣军之变，又将谁尤？盖兵变原因复杂，未可执迁都一事以为论点。此中关节，明眼人当自知。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议拟之词，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且与苏州兵变，尤风马牛不相及。
窥公之意，似欲言第三次主持反对垫款合同，而某处兵变，但恨无可附会耳。且甚欲南京再有一次兵变，以重其罪，故以上所言，近已数旬，尚无危险，实有失望之意，公自问有此心否乎？鄙人不敢诬公，在公扪心自省而已！又谓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譬之医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为封口，听其腐烂致死。此语尤为狂谬。夫公所谓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者，其罪案指在此次反对垫借合同耳。然则公所订垫款合同，当即为救国之圣药，而敢反对公所订合同一字一句者，即为亡国之魁。似此，则参议院及国人之要求公改正此约者，均为亡国之一分子矣。且此约一经改正，即可亡国，照原约履行，国即可以不亡，公敢悍然承认此言乎？吾书至此，气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也。是何以故？盖克公此次反对在垫款合同七条耳，并非反对借款也。如因反对之影响，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订损失国权之甚，则国家可以获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祸。试问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公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谓公牺牲个人名誉，以暂救目前国家之生死，则公何为将南北国库支绌密电请款情形，尽行宣布，外人周知，愈有所要挟，不计国家生死，惟图洗刷一己之名誉，公虽有百口，尚何能辩？又谓目前受辱，未始不可报复于将来，此真小人无赖之言，非堂堂总长所应出口。政见虽各不同，皆为国家大计起见，并非克公有私怨于公，何险狠一至于此！岂将以总长之威严，拿办退职留守之老革命党乎？殊可哂也！总之克公之反对垫借合同，实公诚为国，未含一毫私意，责公改约，实所以助公。且闻公亦有所迫，未尝不为公原谅。故每次电文，除驳公合同之失败及责公毁约外，并未伤及公个人私德一语，电文俱在，可覆按也。且书城自武汉战争时，即相随克公至今，知克公与公之交谊亦最悉。当南京政府成立时，克公推荐公为财政次长，以各省代表反对而止。北京政府成立之时，参议院激进派人多谓公为前清猾吏，拟反对公为财政总长，赖克公多方劝慰始得通过。此两事者，皆公所深受，当能忆及。可见克公事事皆呵护公，于公绝无私怨隐恨。此次反对垫款合同，亦无非爱公之心深，故责公之言严，凡此皆因克公误认公为有才所致。蒸电狂悖若此，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书城寻绎数四，终不能释此疑问，岂公脑筋受激刺太甚已改常乎？如此则民国财政命脉操于狂人之手，危险奚如！抑或此电系他人主稿，事冗未及细阅，故有此误乎？非此二者，公于克公为公为私，均不应有此狂悖之言，故来电不敢转达克公。望公明白见示，以便于克公前代公解释，全公与克公之交谊。临电惶惑，立盼电复。留守府总参谋李书城叩。
（据《黄留守书牍》）
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稍后）
此函无时日。文中“前请大总统通令全国学校教师，申明纪纲”等语，指黄兴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等电。据此，本函当发于五月二十二日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