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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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变法风云(2)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为皇帝后的第二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为六千八百万缗,这个数字已经是庆历四年的两倍。在这个时点上,众所周知的契丹岁币只有五十万匹绢,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对这样一份丰厚的财政收入,宋神宗却非常不满,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依然存在,六千八百万缗收入倒有五千万缗给流民(禁军、厢军)发工资了,王朝依旧“积贫积弱”。

从当时的情况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统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虽然不能对民间经济形成危害,同样也不能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并非全凭“无为而治”,也有赖于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强势游牧民族入寇中原,后果将不堪设想。

宋神宗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帝王,虽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个十年八年大概不成问题。十年八年里,他不但想消除党项、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汉唐帝国雄风——恢复汉唐帝国的疆域。

这点钱当然不够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庆历年间的副相,也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推动者——富弼。神宗亲自垂询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改革者,问句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当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刚刚即位,理应广布恩德,愿您二十年内口不言兵(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满心希望富弼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想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号称自己能搂钱的人——王安石。

很难相信,王安石完成从江宁教书匠到宰相的华丽转身,起因居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个人叫韩维,淮阳郡王府的记室参军(类似于淮阳郡王的师爷)。韩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淮阳郡王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时候,韩维经常向赵顼讲述一些治国之道,每次讲完都会附带一句: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讲的。韩维也许不会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因反对推行新法与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阳,直到神宗驾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过韩维,王安石能“敛财”的印象已经深刻印在宋神宗脑子里,在富弼那里碰壁后,宋神宗立刻诏令王安石进京。这一次王安石丝毫没有摆隐士架子,未做须臾停顿,立刻进京面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间无多,不能再装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见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当地问:当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须有恰当的治国之术。(这句话的原文是“择术为先”,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得有点敛财伎俩”。)治国之道在于简单明快,容易推行的国政才是最好的国政(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

《宋史》并未记载王安石如何解释“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大概在仁宗朝钓鱼的时候他就一直关注池塘里的王八犊子,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是这种池中之物:治国嘛,很简单,搂到钱就可以了!

王安石进一步把神宗深奥的问题简单化:只要陛下把不贤的人都杀掉,能臣自然就会出现;能臣是否能够出现,就看您是否诚心让贤人辅佐了,与当朝贤臣比,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了什么?

王安石这条“杀人变法”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一千年后他的推崇者康有为第一次面见皇帝也提出了同样建议: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靠杀几个高官就能变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纠缠如许?

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王安石这句话的潜台词:天下只有我才是贤臣,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能将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个绝对权力的畅想者!

王安石宏伟的论断打动了宋神宗,可惜,没轮到他大展拳脚,黄河就给宋神宗上了生动的一课。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

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

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对此,枢密使曾公亮奏陈:现在河朔一带灾荒,国家费用不足,恳请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赐予臣下金钱、锦帛,全力赈灾。

曾公亮的反对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从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在神宗朝,他将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对手。

司马光:臣赞同曾大人的提议,应该为救灾省下每一枚铜钱,臣请罢此无用的靡费之举,全力赈灾。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

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司马光愤怒了,在朝堂之上说出了本应光耀千古的一段话,可惜,这段话并不为人们所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赋税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理财”却毫无规矩,不知要损害多少生灵!就如同当年桑弘羊糊弄汉武帝,必定让皇帝在史书中留下骂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以上对话内容摘自《神宗实录》

少读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在上演……

青苗法I:众生即浮云

熙宁二年(1069年),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经登场:赵普、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苏、二程、包拯……也许,只有盛世情怀才能造就如此灿烂的文化,那一年,星汉灿烂的北宋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熙丰变法。

熙宁二年,王安石成为王朝的参知政事(副相),大宋高官中开始流行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个振聋发聩的三不足,有气势、有魄力、有思想!

赵匡胤创立宋朝的时候曾经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约束子孙后代不得擅自加赋,此为永制。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尽变祖宗之法,“三不足”不过是为违背太祖誓言造势,其潜台词是:要敛财,就要无所畏惧,不必畏惧悠悠天命、不必畏惧所有规则、更不必畏惧人言汹汹,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或许用王安石自己的诗词解释“三不足”最为贴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逻辑里,所有人的财富都是“浮云”,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银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举朝反对,韩琦、富弼、司马光、程颢、韩维、苏轼、苏辙……朝臣纷纷上书反对。首辅富弼曾经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此时他却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无论皇帝、宰相、大臣还是黎庶,所有人都必须有所畏惧;一个人真的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做起恶来就会没有任何底线,朝廷的罪恶就会弗远无界!

富弼骂人骂得很痛快,顺带连皇帝也一起骂了,结果:被迫“称病”辞职!

熙宁二年三月,北宋王朝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内容几乎囊括了北宋社会、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新法有很多,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敛财,惟独有一条没有变——“冗官”。新法之中,清末以来(请注意这个词,仅限于“清末以来”,之前没有争议,就连明代权奸刘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敛之臣)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象是金融,我们就从“青苗法”说起。

所谓“青苗法”,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县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辖区的农户发放为期半年的贷款,然后,按40%的年化利率向农户收取利息,利随本清。

黎庶向国家贷款以求度过荒年、封建王朝以贷款支持百姓,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当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弱势群体可以从获得政策性金融那里获得支持。我也见过很多论文这么评述“青苗法”,我记得我的学生杨忠恕的博士论文里也曾这么说。

这只是一家之言。

以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白话来翻译: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

违反这个规律,金融机构不但有可能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本金都赔掉。试想一下,谁又愿意把钱借给没有钱的人呢?所以,开办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赔钱的决心、还要有很强的赔钱能力。当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干这事儿,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国家为亏损兜底。

王安石是一个“聚敛之臣”,怎么能亏空朝廷府库扶持辗转呼号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贫,而在乎于孔方之间!

当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几位学者也承认,为了敛财、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取悦王安石,部分地区青苗法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高达300%,100%的年化利率则是一种常态。

利率100%—300%,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用当代经济学语言描述,也可以这样直白地解释青苗法:官府强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贷,还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执行——无论穷富,反正朝廷的钱必须还!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贷款、是不是有能力还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虑的事情。

城郭之间高利贷就已经搞得鸡飞狗跳墙,官府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得借,您还不如直接去抢!青苗法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逼走了韩琦、富弼等一批庆历老臣,实施时就更是举朝反对。

无论如何损害民生,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千难万险也会有人去干。结果,只要说青苗法好,无论资历、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着“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不但没有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吕惠卿是变法运动中的二号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荐下成为参知政事,进入朝堂中枢之后只做一件事:以种种理由打击、排挤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两次被罢相的直接始作俑者。

——邓绾本是宁州通判,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大颂新法,王安石随即将之提拔为集贤院校理。由于这条当官的路子实在令人不齿,邓绾经常成为同年、同乡的笑料,邓绾真有唾面自干的定力,面对耻笑他只留下一句遗臭万年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样一来,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么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王安石这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有个专有名词:幸进,意思是说某人凭着某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骤然升迁高位。

幸进之人是人,是人就会有贪、嗔、痴,是人就会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儒学造诣并不能抹掉他们身上的贪财底色。现在,幸进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对理性的封建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实朝廷府库,而是扩大自己的土地、充实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土地、没有金钱。

王安石纵有万千治国情怀,又怎能挡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西汉年间的“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现北宋: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势力,又会在瞬间吸干生民膏血。

据《宋会要》记载,青苗法实行初期五户、十户联保,如果有人不还钱,保户连坐。问题是,青苗法针对所有人,乡村无赖、地痞、流氓也在户籍上。这些人是从来不用还钱的——向这种人收钱很费事,搞不好会他们会对封建官僚打闷棍、撒石灰、背后捅刀子……

如果这笔钱转嫁到正常人头上,危险系数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这些地痞无赖实施青苗法,效果一定会更好!

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保甲法”,各地县衙开始把青苗钱分给保长、甲正,由这些人自主决定把钱发给谁、收多少利息。所谓“保长”、“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赖账不还、让别人顶缸的地痞、流氓以及无赖——不是无赖谁又能当得了这个差?

衙门搂钱总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毕竟端朝廷饭碗的人都是体面人,不能为了几文钱赤膊上阵。

保长、甲正却可以什么脸都不要、就要钱!衙门直接分配青苗钱,起码还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钱到了保长、甲正手里,人们突然发现,所谓青苗钱不过只是每年向这些地痞流氓缴两次利息钱,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们彻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什么,没有钱?

没钱也可以,把土地拿来!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钱,只有一个方法:散尽家财、把土地典押给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则沦为客户(或直接逃亡)。

西汉年间汉武帝尽敛天下之财,不知杀掉了多少大员,对地方豪强更是采用了“迁涉”的极端办法。现在,王安石不但培养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强势力,放任封建官僚与地方豪强合而为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黎民百姓最有伤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强,而是官、商、豪强合一的“官家豪强”——他们有暴力手段、他们丝毫不讲规矩、他们贪婪毫无止境。汉武帝之后,西汉帝国经历了平、成、顺、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强”;王安石治下,这一历程仅仅用了几十年。

《水浒传》描写的是徽宗年间的故事,徽宗年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于熙宁年间。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强: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为主。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只要数一数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馅包子的黑店老板娘、下蒙汗药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职的,县衙押司(宋江)、兵马指挥使(呼延灼)、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县衙都头(武松)、提辖(鲁智深)、知寨(花荣),最牛的是柴进,居然是后周皇室之后,家里还有太祖颁发的免死丹书铁契。

“封建官府+地痞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脑壳坏掉了,还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就如此?

施耐庵的脑壳当然没有坏掉,《水浒传》也远比书中的打打杀杀更耐人寻味,宋江不是及时雨吗,下雨很及时,却都送到了江里;吴用不是智多星吗,足智多谋却没有任何用处……

最有趣的,对水泊梁山威胁最大的既不是禁军、也不是厢军,而是跟他们一样的官家豪强,祝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枢朝堂都无能为力的土匪,一群财主却能组织人马与之对抗——这绝不再是简单的土匪或者豪强,而是更有势力的“官家豪强”。

短短数年间,北宋王朝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官家豪强更是四处开花,“仁宗限田令”几十年的成果在数年之间就毁于一旦!

熙宁三年,青苗法颁布后仅一年,《宋会要》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两幕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