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人来到人世后所处的第二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它是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转站，是人学习书本知识、获得间接经验、接受正规教育的主要场所。但是学校也能成为人发展过程中的制约条件。不良的校风会使学生养成不良的习气：学习不刻苦，纪律松弛，考试舞弊成风，“60分万岁”的学习态度，懒散、贪图享受、虚伪、投机钻营，沾染这些习气的人在学校是考场上的失败者，走向社会则成为不学无术的吹牛拍马之徒，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呆板的教学模式和陈腐的教学内容更是使人成为低能儿。课堂上满堂灌，学生不会思考，只会记笔记，考试前只要背上一两天笔记就可万事大吉。没有启发式教育，不能实行教学相长、双向交流，只能培养“高分低能”和“低分低能”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走向社会只能是无用之才。学校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是学校的失败。低能儿走向社会后，力不从心，在工作、科研等社会竞争活动中，就不可能不失败。这里我们仅仅从学生的角度看学校的教育问题，其实，僵化的教育体制不仅使学生成为失败者，也同样会使教师成为失败者。在这种体制下，教师被长期锁在固定的岗位上，没有机会进行合理的流动和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因而教师也没有教学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其专长。所以，可悲的是，低劣的学校不仅会耽误年轻学生的前程，同样也会断送老师的理想。
当前学校教育中突出的问题是：片面追求升学率。一些学校把政治工作放在从属地位，忽视德育，片面强调智育，“分数挂帅”，从教育领导机关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无不以“分数”作为考核评比的根据，以“分”分等级，把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生以分编班，分数高者进人快班。在重点学校或快班的学生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重视、关怀，即使品质差的，也能戴上“优秀”的桂冠。相反，分数低的，被编人慢班的学生，不仅会遭受到多方非难和斥责，而且在品德上即使是好的，也背上了“黑锅”。有些学生原本就有一些违法犯罪的倾向或不良行为，把他们编人慢班后，相互影响和传染，结帮成伙，破坏纪律，损坏公物，有的甚至以伤害其他同学对老师进行报复，发泄不满情绪。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结果，势必造成大量的学生心理失衡甚至畸形，从而人为地造成一大批失败者和遭受挫折者。
学校教育中的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教师教育方法不当，或是简单粗暴，或是讽刺、挖苦，或是放任自流，以致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失去学习和上进的信心，有的学生便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不图上进而走了下坡路，从而成为真正的失败者。在青少年罪犯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上学期间因有违反纪律或其他不良行为而被教师赶出教室，一部分会被动不动就请家长，另一部分则基本上是处于老师“无法教育”、放任不管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些简单训斥、粗暴体罚或变相体罚的现象。“写不完的检讨，罚不完的站，请不完的家长，滚不完的蛋”的情况，存在于一些学校的某些教师的教育方法之中，这不仅无益于对青少年的教育，反而助推他们使之滑落成为真正的失败者。
此外，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脱节也是造成学生不能很好把握机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青少年的精力极为充沛，在完成课堂教育之后，他们还应接受一些能开发其智力和潜力的课外活动。可是今天，学校的课外活动极为贫乏，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甚少，使得他们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挥，精神无所寄托，心里感到空虚，这样就免不了胡思乱想。一些视读书为“牢狱之苦”的青少年自由寻乐，往往产生不正当的嗜好，从事不正当的活动，如抽烟、赌博、恶作剧等；有些学生则被坏人勾引，走上邪路；或他们自己三五成群打架斗殴，以致发生游戏型的违法犯罪。
上述学校教育的缺陷，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对落后学生教育方法简单，尤其是对犯有过错的学生，动辄开除或勒令退学，把矛盾推给社会等较为普遍和严重。中小学生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日益“低龄化”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未成年人“提前”涌入社会，一方面，冲击了社会的正常就业；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社会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特别是由于这批人自身存在着免疫力差等许多弱点，不少人沾上了许多不良习惯，有些则走上了犯罪道路。在如花的季节里，他们却在走向没落和衰败！
4岁开始学戏、9岁拜名师为徒的北京房山区男孩安明明曾被当地人们誉为京剧“小神童”。1996年，他进入了一家戏曲学校开始了正规学习，可是1998年12月，他被学校以“经常旷课”为理由开除。在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安明明失踪了！在老师和家长两年多的艰难寻找之后，不久前，从河北警方传来消息：安明明找到了！他的归来给我们带来一个辛酸的故事，也引发了一起和母校对簿公堂的事件。
照片上的安明明是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可是看到出走归来的安明明时，记者不禁吃了一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瘦高的少年。他告诉记者，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他身无分文地从学校溜了出来，爬上了一辆不知道去往何方的大货车，就这样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流浪生涯。几个小时后，他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冻又饿地挨到天明，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养马场。为了糊口，他就在那里当上了牧马童。一年以后，通过在马场认识的一个老头，他又到了另一家养殖场，养起了牛和狗。两年中，他没吃过一块肉，除了马场和养殖场的几个人外，他也没见过其他人。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多年练就的嗓子和功夫全废了。
安明明为什么要出走呢？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谜。安明明的父母认为，这完全是学校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他们为孩子交了5万元的学费，让孩子在学校住宿学习，学校就应该有义务保证安明明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所以是学校的一些不当作法使孩子出走。然而，学校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出示了各种资料证明安明明在校表现散漫、不遵守时间、欺负同学、旷课等等，学校曾多次找家长谈话，多次对其耐心教育，可他还是屡教不改。学校不得不在1998年12月10日将其除名。校方认为，他们对安明明是想尽了办法，问心无愧的。
安明明向记者讲述了他出走的真实想法。他说，当时他在原学校读的是小学四年级，可到戏校后读的是初中一年级，所以老师上文化课盼时候他根本就听不懂，这使原本学习很不错的他渐渐地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而且在戏校，他经常受到大学生的欺负，旷课的时候他多半是给同学买烟去了，不买就会挨揍，而且大同学丢了东西就赖是他偷的，让他赔钱，他就只好跟家里要钱还给他们。这些事情弄得他的心情很糟糕，根本无法正常学习。临出走的那一天，又有大同学说丢了200元钱，问他拿了没有，他说没有，其他几个人就开始向他围攻，他最后不得不被迫承认。不久，老师又对他说让他在家休学一年。他想，这边偷钱的事情还没解决，那边休学回家又免不’了挨打，越想越怕，所以连宿舍也没敢回，就偷偷溜了出去，离校出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安明明所说的这些情况，老师和家长却似乎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问过他。由于安明明出走的原因并非那样简单，到底谁该对他的遭遇负责，倒是给法律出了个难题。目前，安明明和他的父母向学校提出了索赔38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为“孩子和家长这两年遭受的痛苦太大了”。不管法律最后的裁决如何，不管安明明和他的父母能否得到这38万元，孩子所经历的一切终将无法挽回，家庭和学校难道不应对此负责吗？
青少年的成长空间在哪里？孩子出了问题应是谁人之责？这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老话题。其实，家长和学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受害最深重的仍莫过于受害者本人和其双亲。无知和内心的空虚、目标的渺茫，是把未成年人推向犯罪的因素之一，不少孩子把实施暴力当作游戏，从中获取快感。所以对青少年心理的养护就成为关键，而这其中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共青团湖南省委对1700名失足青少年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当中，有38．7％的人生活在残缺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不良行为听之任之的占3．9％，粗暴打骂的占13．5％，根本不管的占23．4％。学校对成绩不好的学生的抛弃，也是造成许多青少年走向人生挫折的重要原因。有关专家认为，孩子有宣泄、攻击的需要，当社会或家庭有某些诱因时，就会使孩子不成熟的一面表现出来，互相感染，造成态势，就可能将其心中残暴的东西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这些孩子一旦被家庭和学校排斥，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特定的、具有很大破坏力的群体。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实行淘汰制、学分制，成绩差的学生被淘汰，在班里被蔑视、被孤立，就有可能最终成为被抛弃的，使他们积累起反社会的情绪，暴力倾向正是体现在这些日常的活动中。我们应该从幼儿园做起，真正营造一种平等、互爱的集体气氛。教育也应分层次，理想教育、道德教育这些都是高层次的，还应从最起码的人的情感、人的尊严、人对生命的最基本尊重做起，这是基础，一定要夯实。不要让孩子满脑子的大道理，可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找不到北。更不要让教育的不当、成人社会的种种问题，给孩子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伤害和潜在的暴力性的危机。
社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社会是人的最终归宿，它不仅是人的谋生场所，也是人真正实现自我的场所。社会是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天地，为人的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真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是，这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社会对人的活动及其效果也有较强的限制作用。社会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所覆盖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之间、团体之间、阶级之间、政党之间、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交叉关系，新旧生产关系之间、同一生产关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纵横交错，形成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是这张关系网上的一个纽结，其活动目的的实现必然要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制约。要成功地处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本身就已经不容易，如果在其中再渗透进不良的社会风气，就会使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更为困难。
从社会发展方面来说，总的来看，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是，社会的发展运动是螺旋式上升的，在某个历史阶段、某个特定的时期，社会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社会的倒退必然给人们的生活、发展、进步带来困难、阻碍甚至灾害。从一般社会状况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现实，总体上是好的，但肯定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可能尽善尽美，比如社会上有时会发生抢劫、强暴、杀人、盗窃、诈骗等丑恶现象，这也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旦夕之祸。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不良的社会风气相交织，会妨碍人们改造社会的部分目的的实现，比如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场大灾难，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60～70年代的动乱，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英才毁灭，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真的是一场无边的黑暗、一场无法突围的困境。不少著名人物，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寻短见；更多的被打入牛棚，失去人身自由。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邓小平被下放劳动，其子被打成终身残疾；著名作家老舍投湖自尽；著名翻译家傅雷上吊自杀……数不尽的人在这场人为灾祸中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产品大大丰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必须看到，改革是新旧体制的交替，原有的经济体制将被集权与分权共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这一改变不但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必然引起人们的意识、观念、道德和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整个社会环境诱发青少年犯罪或发生其他不良行为的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此的环境必然会造成一部分青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摔跟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向着竞争的方向演化，而竞争的本质，就是为了自我或自我所属团体的生存和发展而同对手进行竞赛、争斗，所以，竞争的铁律就是优胜劣汰。竞争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动物和植物界有基于生存本能的竞争，在人类社会也有基于利益或友谊的个人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人类社会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人类与动物和植物的竞争取得胜利的标志。人作为高等动物，作为“穿裤子的猴子”，在最初的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曾长期是天地间很渺小的一个种群。只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脑，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有了手脚分工，有了特有的语言和文字，开出了人世间最美丽的花朵——理性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创造性劳动。在此基础上，人类不断地超越了其他动物和植物，成为万物之灵和地球的主宰。但是，实际上，人同动物、植物的竞争还远没有完结，人类的发展在继续，竞争就会继续，竞争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里，不管你想不想参与竞争，你都会进入竞争的状态与格局中，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你都注定要面临胜败，因为无论是一对一的竞争，还是一对多或多对多的竞争，胜与败总是一个永恒的基本的格局。任何的个体，在各种场合、不同时间和区域的竞争中都想成为胜利者，是绝不可能的。失败是常有的，我们区别失败者与成功者的标准是要有积累的“总分值”：所谓成功是指那些在关键的地方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次胜利可以抵消过去无数次的失败，其最后的得分为正；所谓的失败是指在关键的场合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可以抵消过去无数次的胜利，正所谓的功亏一篑。总而言之，既然优胜劣汰是竞争的铁律，那么失败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