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东亚国家各自的历史经历多有不同。因此，尽管其他东亚国家都与中国有着同样或近似的传统文化基因，但经过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塑造之后，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特性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如日本，自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以后，日本不再把自己当作东方的一部分，而是力图“脱亚入欧”，成为黄皮肤的西方人。但它却始终没有摆脱自身的东方特性，“和魂洋才”的口号就饱含着文化认同的苦痛与求索。而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尽管在文字上都完成了“去汉字化”的过程，却始终需要从原来用汉字书写的历史记忆中寻找与发现自己的文化渊源。
东亚社会文化景观的另一面是儒家文明在20世纪东亚社会狂风暴雨般的剧烈变迁中默默而顽强地存活下来，成为各地民间文化的共同底色。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草根阶层。与东亚地区繁华国际都市的西化外观相反的是，东亚国家人民的家族情结、集体主义意识以及中庸保守的生活态度，都与基督教文明国家人口情态迥异，彼此却颇多相似之处。然而，基于欧美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推动了东亚国家将自身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建构为文化边界，不同东亚国家的人口彼此早已失去共同体意识，相互存有相当深的畛域。
20世纪中后期，当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背影渐渐远去的时候，东亚民族国家都在求索完善自身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路径。实际上，这些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视儒家文明为自身民族性（nationality）的文化根基。如日本和韩国都认为自己比较好地保存了儒家文化的精华，从风靡中国大陆的早年日本及当下韩国的影视作品中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化逻辑。而中国大陆、朝鲜和越南尽管坚持着以社会主义为官方文化体系的根基，但不仅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事实上都与民族主义如影相随，而且在国家文化特性上，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儒家社会的某些特点。
与民族、国家二位一体的日韩等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汉族虽是人口与文化的主体，却无法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在当今中国社会，儒家文化中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心主义”观念仍然在社会意识中徘徊，这种意识与“汉族”对应“少数民族”的二元民族结构划分制度配合起来，使得中国的国民认同结构与其他东亚国家都不一样。在“中华民族”这个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内部，族群分化的潜力和现实状况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社会事实。显然，中国需要建构起一种超越族群认同的国家认同意识。如前所述，这种意识的建构，仅仅依靠以现代的理性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是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某种形式的感性基础上——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意识建构重要的情感化资源。
儒家民族主义
费孝通先生在他首次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那次著名讲演中这样论述到：
我这篇论文将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费先生的思想被乔健先生总结为“历史功能论”。作为当今世界惟一从古代文明连续发展而来的实体国家，任何对中国现实的讨论几乎都无法脱离关于历史的叙述和因素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中心“滚雪球”般的历史发展轨迹，其动力与机制都与儒家文化有关。正如费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儒家文明正是依附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体系。
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因素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个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民族主义阶段（或许可以不精确地划分为1840年以前）以及其后的民族主义阶段。关于前一阶段，费先生精彩地论述了在民族主义思潮东渐之前，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如何形成的。但关于后一阶段，即中华民族如何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先生着墨不多。
事实上，儒家早已确立了一整套关于如何看待、对待民族认同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诸如“华夷之辩”、“有教无类”、“大一统”等，但这种儒家的看法完全没有“现代性”，因此当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袭来的时候，儒家文化体不得不“仓促应战”，在“现代性”的刺激之下既有意识也无意识地改造自身。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动员革命的时候，完全参照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国家社会形态，却可能低估甚至是忽视了儒家文化（东方的普世主义）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力量和文化基因般的遗传性质，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和历史背景。
基于西方经验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很多情态下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一些“中国特色”，比如政府即使存在腐败现象，仍然具有高度权威和有效治理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忠”）；也比如中国社会的民间价值传统，如家族观念及社会对“孝子”的特殊尊重（“孝”）；还比如高度等级化的礼仪习惯和频繁密切的人情往来（“礼”）；再比如“扶弱济贫”、面对灾难万众一心的社会传统，如汶川地震中的民众表现（“义”）。当然儒家文化并不都是“优良传统”，还有一些糟粕，例如最遭诟病的中国人关于谎言的共识（在许多情形下，谎言已经成为制度，其背后的伦理逻辑是等级尊卑的观念与处世为人的中庸准则）。总而言之，现代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虽然也包含了一些与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内涵有某种契合的观念，但也有着显著的差别。
我因此在这里使用了“儒家民族主义”这个概念。
当19世纪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之后，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之下，民族主义意识渐渐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始终受到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想，还是“五族共和”的国家主义意识，都包含着儒家从“华夷之辨”到“大一统”的政治逻辑。从“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涌现出各种思潮中，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建构中都有体现。
殖民主义侵略无疑是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产生的重要的现实诱因。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图存”的空前压力在客观上化解了中华帝国体制崩溃后已经端倪显露的认同危机——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动员对非汉人国民的刺激，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运动（清朝统治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一个以“满蒙藏同盟”为基础的“华夏边缘政治同盟”，其中隐含着防范汉人社会的政治逻辑，这使得蒙藏等地的民族政权在清朝覆灭后都出现一定的对中国离心化的政治倾向）等。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结合方式，相当显著地有别于“三民主义”难以摆脱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强调超越民族矛盾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性作用，从而奇迹般地在20世纪中期以极短的时间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在疆域上基本恢复了清帝国晚期的政治版图，更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共同革命经历的历史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一句慷慨激昂的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饱含着民族主义激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民族主义的一种结合。毛泽东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以及国际主义论述，在强调共产主义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也受到儒家民族主义意识到影响。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就是一种以全球眼光“扶弱济贫”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阶级斗争理论与“天下观”的融会贯通。而在1955年4月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和平相处五项基本原则”，其思想核心既包含了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念中民族国家至高无上观念的尊重，也包含了“修德安民”、“仁政王道”式的儒家思想元素。
由于某种程度上“无意识”地受到儒家伦理逻辑的影响，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前苏东共产党政权下的体制有显著的区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儒家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始终是一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支持的价值理念，我们也经常可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重温这种激情。如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的讲话中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也多次讲过，“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提出一个论断，认为“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在我看来，以“天下”的眼光看待世界，正是儒家民族主义一个核心取向。欧洲政治哲学传统特别重视本国（政权）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因而迷信强权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故此历史上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攻击性”（aggressivenationalism）；与之不同的是，儒家文明“天下观”的核心理念如孟子所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这是一种非常内敛的哲学，强调以君主或国家的自身修为去建设“王道乐土”，而“王者”只需行“仁政”，即可无敌于天下。基于这种哲学的民族主义即是这里所谓的“儒家民族主义”，借用西方的术语说，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defensivenationalism）。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中原王朝并不具有强烈的军事扩张性，相反，与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族元朝及满族的清朝相比，汉族主导的历代王朝在多数时间都是军事上的“弱者”，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儒家民族主义这种“防御性”的气质，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有表现，中国并未因为战争的胜利侵占别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