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为基础的龙牌灵验的凸显与喝彩者的喧嚣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人的沉默，或者用一个社会学熟知的词汇便是“沉默的大多数”（thesilentmajority）。这种沉默并非是一言不发，而是他们的声音不被表达，或者没有任何的媒介可以去传输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被压在了咚咚作响的锣鼓声中，他们行动为盛大而狂欢的游行所遮掩，他们的语言近乎是在龙牌面前的自说自话，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喝彩者为这样的语言表达而喝彩。
所有的正式表达都避开去谈论跟烧香和祈求龙牌的保佑有关的话题，连所修建的庙宇也被命名为在正式表达体系中可以得到接受的“龙文化博物馆”这给名称，并且环绕庙会期间悬挂出来的各种神像（或当地人所称谓的“神案”）之上常年悬挂着的是龙的表征的各类出土器物的照片，它们自身虽然不会发出声音，但是却有着博物馆学意义上的龙的谱系构建和暗示的作用。龙牌在这个意义上转而成为龙文化演化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或者说过去在这个意义上真正进入到了当下的现在中去。
对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自身而言也并非沉默，他们在庙会期间的忙碌不亚于那些喝彩者的喝彩。他们从四周赶来，舞动着身体来到龙牌的面前，在龙牌面前吟诵专门给龙牌听的经文，之后跪倒下来经由看香者的看香来体会龙牌的灵验。他们的认同与喝彩者的表达完全不同，他们在此时无法也不会把龙牌与龙的形象的漫长的演进谱系联想在一起。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通过烧香、烧纸以及跪拜来祈求龙牌的灵验。在这个意义上，灵验便成为是最终的试金石。一座庙宇或者一个神龛可以因为其灵验而聚拢起数量庞大的信众，当然也会因为其没有或者说逝去的灵验而变得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这是个体当下的认同建构的基础，缺少了这一点，认同也就无所谓建构与否了。龙牌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一个几乎是万能的神，他必须对每一个人的所有事情和所有人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了如指掌，有求必应，否则他的灵验的名誉就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在龙牌面前，这些在公共话语空间里遭受冷落的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可以有了表达的空间，香、黄表纸、供品、香油钱，这些物品成为他们能够跟龙牌进行沟通并且可以自由表达的前提条件，他们在为神奉送上这些物品之后，他们也就不再“沉默”了，尽管他们仍旧背负着“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名称。因为此时此刻的他们是独自地面向龙牌，独自地跪倒在龙牌面前，借助看香者的中介去跟龙牌这位他心目中的有着灵验的神灵进行直接沟通，通过香燃烧的形状、明暗、颜色来体现龙牌的灵验以及这种灵验跟跪拜者个人之间的关联。此时，喧闹的空间宛如被切割出来一个宁静的角落，在这里沉默的大多数开始了自我的表达。他们在这里表现出快乐、忧郁、焦急、不安以及害怕的诸种情绪都是一种个体自我认知的自然流露，不存在一丝一毫的遮掩与伪装。他们跟那些喝彩者的喝彩的牵强附会以及华丽的文采有所不同，他们的表达是一种真情得流露，而非受到喝彩者的喝彩的震撼而作出的被迫的应和。总之，他们是带着极大的渴望和虔诚而跪倒在龙牌前面的。龙牌在这里并非是民俗发现者所建构出来的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在这些跪拜者的心中所得到的表征，而是有着直接的跟自己的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的关联性而被表征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人直接地面对着神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又可以说是沉默者的交流，是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彰显自己个体性的一种交流，在这里他们可以独自地把自己的生活中的困境、祈求和希望都直接地说出来，这里绝无忏悔，有的只是似乎是在跟以为日常生活中的有威望的老者或者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官员平静地道出自己的心声，企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绝对不排斥的并且津津乐道的就是龙牌的灵验，这在他们看来是真正的真实，在一种看来不可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里，跟龙牌有关的事件发生了，并且为这个人眼睁睁地看到，这便是一种最为真实的真实，其他的真实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龙牌信仰者看来可能都是虚妄的，因此是可有可无的了。一位在龙牌会管理事务中与年度庙会的组织者有着矛盾冲突的一位会头最为乐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来访者娓娓道来他所亲身经历过的一次龙牌的灵验。在这个区域，飞蛾一般是在夏天的时候成群结队地扑向农户家里有灯亮的地方，但是在数九寒天出现了飞蛾，那就是一种很异常的事件了。当地人相信，这些异常时间里出现的飞蛾便是龙牌的化身，遇到有这样的飞蛾，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飞蛾捧在手中，恭恭敬敬地送到龙牌那里，放在龙牌右下角的玻璃缸中，供来龙牌前敬拜的香客们观瞻，以显龙牌的灵应。这位姓罗的会头一样不能忘记的就是这样的一次与飞蛾的遭遇。据他说，老辈们总是谈论飞蛾的故事，认为这冬天里出现的飞蛾就是龙牌的化身，他曾经怀疑过，总是想着能够亲眼看到，这样才能够是他真的相信，所以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我来点儿真！”
据这位罗先生讲，有一年的冬天，天气极为得寒冷，早晨不愿意起床。但是就总会听到窗户的纱窗上有沙沙的响动，开始他不以为然，但是这响声一直有，吵得他无法入睡，没有办法，只好穿衣服起来。出来们一看，见到窗户上是一只活着的飞蛾，他惊喜万分，他所期望的给他一点真的理想一下子似乎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实现，他赶紧手捧着飞蛾，将它送到龙牌那里去，一路上飞蛾就在他的手心之中，不肯飞走。这是罗先生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他看来，这才是显示龙牌的灵验的真实表现。这件事情成为他后来笃信龙牌，即便是与其他的会头有了矛盾也不肯退会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因为他说，他信仰的是龙牌而不是其他。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入会，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还有在这个地方所流传的有关龙牌灵验的故事都是在说着差不多同一个事情，那就是龙牌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有人违反了龙牌设立的规矩，惩罚可能便会接踵而至。比如有一个灵验故事说，庙会期间要求戒五荤，肉食是首先要被禁止食用的。但是有一家当地的肉铺，据说可能是外来人开设的，没有遵守规矩，在戒五荤的过会期间设摊卖肉，结果当天的晚上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嗖嗖作响的爆竹转着弯落到这家的肉铺那里爆了炸，后来吓得这家肉铺的经营者再也不敢在庙会期间设摊经营了。另外，据说村里原来有一位干部在1980年代反对龙牌会的恢复以及大张旗鼓的过会活动，后来没有过几年，这人突然得了癌症过世，村民传言这是因为惹恼了龙牌爷造成的。还有一位会头同样是与其他会头不合，他在担任会长期间管理着十几万的庙会的香油钱，在其卸任后便把持着这些钱不让用，后来此人也是不就得病去世，村民还是盛传，他的死是因为得罪了龙牌造成的。
如果我们有兴趣并且有足够多的时间，完全是可以写一部围绕龙牌的灵验故事集的，那里面蕴含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当地人对于龙牌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认同可以称之为自然的认同，这种认同强调的是认同者与认同对象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直接的联系是依靠着一种可以为认同者所亲眼看到或者可以想象得到的两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性，特别是当认同者清楚地知道自己亲证了这样一种关联性，那么认同者对于认同对象的认同是最为牢固的，因为在认同者本人看来，那才是一种他可以理解的不会去怀疑的自然的联系。相对而言，这种认知是比较容易持久的，但是不一定会在地方社会的话语空间中占据支配地位，很多时候是类似口耳相传所构成的一种认同，并不会落成一种抽离于个体经验之上的文化认同的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否定了地方社会主导话语的一种反话语形式。以这种形式，社会借助一套价值观念所构建起来的秩序有可能受到瓦解和颠覆。关于中国乡村生活的否定的逻辑的讨论，可参阅赵旭东：《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在此意义上，自然的认同是建立在自然的认知的基础之上，自然的认同并非是在有意地抵制社会秩序的构建，而是一种具有人的普遍性的一种联想能力，像那位会头看到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飞蛾在他家的窗户上，他便瞬间造就了一种认知上的固化，在龙牌和飞蛾之间构造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这是了解了龙牌和寒冬里的飞蛾的存在意义的居住在当地的村民所自然而然会联想到的一种联系。它不需要去强制性地让人们接受。这样两种东西的同时在场造就了一种对于当下真实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被表达成为一种灵验。这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一种认知，但是是以龙牌的灵验而得到表达的。在这个意义上，灵验的概念得到了凸显。人们通过寻求个体认知上的真实而获得了一种对于这种真实的凝固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一次性的亲证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它不需要任何的预备知识和推论便可以由现象而达成对于本质的认识，这种本质当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本质，而更可能是一种眼见为实的那种真实存在的本质。这种以眼见为实为最后的评判标准的认知强化了一种个体对于龙牌灵验的认同，同时还使这种认同无需后续的强化而得到持久的维持。这跟由象征符号、遥远的预备性的知识以及无法得到眼见为实的确证的证明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后者更加需要有一种人为性的集体记忆和共同体知识的构建。
喧嚣、喧嚣的少数人与以意识形态
认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沉默的大多数构成强烈反差的是喧嚣的少数人，这些少数人在制造着一种喧嚣，这种喧嚣承载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建构的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在乡村庙会这样一个场域中，各种的声音都被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喧嚣热闹的场面。在此热闹的场面之中，能够凸显出来的，能够获得表达的是被我们称之为“喧嚣的少数人”的那些人，他们是外来的研究者，一旦他们开始说话，我们便可以称他们为“民俗发现者”，因为似乎只有他们的“发现”才能够获得一种喝彩，其他的声音因此而被淹没掉了。这种喝彩与喧嚣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认同的建构也是无法离开这样一种喝彩的实践以及在这喝彩实践中的象征性的符号互动的。能够得到这种喝彩的还有地方文化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有意地在强调地方文化的所谓健康的方面而否认了其他的方面的存在，使这种无法让人抗拒的健康方面排他性地得到表达和体现，而使其他的方面被淹没或者保持不发声的沉默。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地方文化的终结者，因为他们使得文化只有了一种颜色而且是固定化了的不可再加以渲染的一种颜色。还有一种能够得到喝彩者是庙会的组织者，他们担当着沟通喧嚣与沉默这样两个空间的角色，他们知道如何使喧嚣的少数人更加得具有自我满足感，同时他们也知道如何让沉默的大多数永远保持沉默。
如果没有这些喧嚣的少数人，如果没有这些喧嚣的少数人之间相互的喝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沉默的大多数依旧只是会把龙牌跟自己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不会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沉默将是永远的沉默。而随着民俗发现者的发现的“写文化”，一种跟地方社会的时间节律密切关联的庙会节庆被抽离出来，使其跟久远的现在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这样一种对于当地人而言永远是现在的“过会”被赋予了一种历史感，使其与当下的社会生活拉开了一种时间的距离，成为上古传说时代勾龙的“活化石”。而龙跟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竟然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几乎是不会有人去对此之间的关联表现出任何的一种怀疑。在这样坚固的龙的文化表征的在个人之间的传递之中，龙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联被牢固地确认下来，不可改变。
龙牌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对于个人而言的一个崇拜物，它还被书写成为超越地方社会而存在的龙的谱系祖先的化身。并由此而跟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而成就了一种作为宏大叙事的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的历程。这一定不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作为，而是地方精英与民俗发现者之间的一种合作的创造。通过民俗发现者民俗知识的书写和积累，地方精英为一种喝彩找到了喝彩的对象。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脱离开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地方居民的仪式和日常生活而在另外的一个话语空间中得到了重新的表达。这种表达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离人们赖以维持生活意义的龙牌的崇拜和自己命运之间联系的纯粹个人意义的表达已经很遥远，并超越于这种表达之上，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无可抗拒的宏大叙事的话语而不得不去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
热闹与喧嚣本属于大众的场域，似乎只有大众的狂欢才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热闹。但是在一种游离于地方认同之上的民族认同得到了民俗的发现者、少数地方精英以及地方干部的重新书写和喝彩之后，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认同取代了具有地方感的地方认同。在这个案例中，龙牌被勾龙所取代，勾龙为龙祖殿所取代，龙祖殿又为龙文化博物馆所取代，这样的系列性的取代是现代民族认同建构的一般逻辑，是把地方性的认同逐渐升级为民族认同的一般程序。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