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得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须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简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建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的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销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才能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销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徇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烦，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像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又复苏的新局面。
伍
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即赵匡胤，宋王朝的建立者。涿州（今河北琢县）人。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公元960年，策划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以领镇宋州为国号，建立了宋朝。公元960至976年在位。传见《宋支》卷一至卷三《太祖本纪》。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他用全力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动乱与分裂，彻底解决了至唐末以来藩镇乱政的混乱局面，重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他对于历史的重大贡献。北宋的政治稳定，促进了自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使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赵匡胤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他的高祖赵眺仕于唐，任县令；曾祖赵珽历仕藩镇从事，累官至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历仕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赵匡胤的生父赵弘殷，少骁勇，善骑射，为后周铁骑第一军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扈从周世宗征淮南有功，累官检校司徒，封天水县男。与赵匡胤父子共典后周禁兵，一时荣荣。
作为将门之后的赵匡胤，武艺超群。他身材魁伟，器宇轩昂。幼时父亲曾一度要他弃武习文，为他请了一位名儒做老师。所以赵匡胤文武双全，不仅能征战，而且十分好学，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爱好读书成了赵匡胤的习惯，无论在马背上，还是燕居，他总是手捧一份书，从不间断学习。他在书中增长了见识，领略了无穷情趣，获得了无尽的收益。
改革统一方略完成统一
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后，当时北方有辽朝，太原有北汉，南方则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国。此外，周行逢割据湖南，刘从效割据泉州。河北为强敌，大江南北为不臣，中原王朝只占有经过长期战乱的黄河一线，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这也是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原因之一。周世宗立志统一天下，亲征北汉，与强敌契丹军塞战，做得很有生气。赵匡胤扈从在周世宗鞍前马后，颇领略了雄主的风骚。周世宗的未竟之业，他义不容辞地担在肩上。
赵匡胤针对敌人北强南弱，而且江南富实的形势，他改变了周世宗的用兵方针，制订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他的考虑是：“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待我富实则取之。”赵匡胤是想以南方的物质财富做后盾，先解决国家财政匮乏的困难；先避免与辽胡宣接对立，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事实证明，这一统一全国的用兵方略是正确的，辽国正在走上坡路，后来北宋全力与之较量仍处下风。以未统一的半壁河山与辽争雌雄，是不明智的。赵匡胤对南用兵，首先平定荆南。他效法春秋时晋献公出师假道于虢以伐虞的办法，向荆南借道进攻湖南，回头又占领了荆南，结果一箭双雕，一举平定荆湖。占据荆湖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顿时有利于赵匡胤，因为这时他便可左击南唐，右窥后蜀，南进南汉。
赵匡胤平定后蜀的过程表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天下的杰出指挥才能。他派张晖做凤州（今陕西凤县）团练使，暗中侦查蜀中山川形势、军事部署。后蜀主孟昶惊惧不安，派人送信给北汉，要求联合对抗北宋，但这封信被赵匡胤的将领截获了。赵匡胤这一下喜出望外，对后蜀用兵终于师出有名了。乾德二年（公元964）11月，赵匡胤下令分两路攻蜀，一路由大将王金斌、崔彦进率领，从凤州南下，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溯江西上。临行前，赵匡胤设宴招待众将领，依据事先绘制的后蜀地图，对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作了具体部署。赵匡胤指着地图上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对刘光义说：“江上有锁江工事，到达这里时，切忌用水师与他争胜，应先派步骑偷袭，待其退却，再用战船夹攻，可保必胜。刘光义攻到夔州时，果然见有锁江工事，遂依计施行。便很轻易地夺得这一江上重镇，孟昶腹背受敌。结果只用了66天时间，孟昶便宣布投降，后蜀平定，赵匡胤得45州。又过6年，平定建都广州的南汉，又过4年，平定建都金陵的南唐。
稳定统一局面的改革
赵匡胤自登基后的第四年即963年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至976年病死，前后以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之外的所有地区，基本恢复了完整的版图。结束战乱分裂，统一大半个中国，是赵匡胤一生最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