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戚是卫国人，他在车旁喂牛，敲着牛角高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同寻常，就打算起用他管理国家。臣子们听说了此事，觉得慎重起见，应该多了解一下有关宁戚的背景，就劝齐桓公说：“卫国距离我们齐国不算远，可以派人去那里打听一下宁戚的情况，如果他果然是个有才德的人，再使用他也不算晚呀！”齐桓公听了以后说：“你们所以建议我派人去打听，是伯宁威有些什么小毛病、小错误而对他不放心的缘故。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有些小毛病而抛弃他，不使用他的真正的大才，这正是世人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随后齐桓公力排众议，提拔重用了宁戚，让他做了上卿。齐桓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统治者，在用人方面应该看重什么，不应该看重什么。所以他才能不计人才的小毛病，提拔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贤士，自己成为霸王。如果相反，不看人才的主流，用条条框框去限制用人，哪一个人能够符合标准被重用呢？
相传子思住在卫国，向卫王推荐荀恋时说：“他的才能可以率领500辆战车，可任命他为军队的统帅。如果得到这个人，就会天下无敌。”卫王说：“我知道他的才能可以成为统帅，但是苟恋曾经当过小吏，去老百姓家收赋税，吃过人家两个鸡蛋，所以这个人不能用。”子思说：“圣明的人选用人才，就好像高明的木匠选用木材，用它可用的部分，抛开它不可用的部分。所以杞树、梓树有一围之大，但有几尺腐烂了，优良的木匠不放弃它，为什么？那是因为知道它的妨害很小，最后能做成非常珍贵的器具。现在您处在战国纷争的时代，要选取可用之才，只是因为两个鸡蛋就不用栋梁之材，这种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王再一次拜谢说：“接受你的指教。”
险些因为两个鸡蛋就葬送了一个军事统帅，要不是卫王能够认真听取子思的意见，哪里再去找一个领兵打仗的干将呢？苟恋的故事给我们以启发，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放弃不用具有大才干的人，而任用那些没有问题，也没有才干的人吧。
在历史上和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看问题往往不注重大局，只拘泥于小节，他们看待人，也不看别人的主流，而是纠缠于一点小过失。
柳文在《与友人论文书》中写道：“大玉上的瑕疵，怎么可能损害它的光泽呢？”所以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说：“处在这个官位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舍弃细小之事。”
这是对每一位统治者的告诫，也是对所有人的告诫。作为统治者从大处着眼，不计较小事小节，能够忍受自己的部下犯错误，宽以待人，才能使他们的智谋为自己所用。
西汉的陈平家里很穷，可是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因此村里举行社典，都由陈平主持，并帮助屠户分肉，分得很公平。乡亲说：“不错，姓陈的小子分得好。”陈平说：“唉，如果让我分割天下，天下也会像这肉一样被处理得很好。”起初陈平为魏王做事，因出错而不被重用。离开魏王去跟随项羽，结果又因犯了罪跑掉了。
后来楚在荥阳包围了汉王。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动乱纷争，什么时候才能安定？”陈平说：“项王的正直之臣，只有亚父等几个人，现在若用反间计使他们互相猜疑，我们就一定会攻破楚国。”于是汉王给陈平4万斤黄金，让他去实施计策，从不过问金子的使用情况。陈平运用反间计，使项羽特别猜忌亚父，不再用范增的计策，因此击败了楚国。
陈平在归顺汉高祖前，曾经为魏王、项羽等人服务，由于名声不好，都没有受到重视。而汉高祖重用他，运用他所出的方案、妙计，获得了楚汉相争的胜利。
小失有大得
《子》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失孰病？是故甚《老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讲人的一生之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量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所以说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有庞大的储藏，一旦有变则必然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追求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老子的话极具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闲气，而所想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个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故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幼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得与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践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例如：南朝梁人张，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担任司徒的职务，他喜欢喝酒。在新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究。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同样，唐朝柳公权，唐文宗时仕翰林学士。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于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油了。”从此不再追问。
《老子》中说：“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一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他的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对自己“清清仓”
著名的《时代杂志》曾经报道过一则封面故事：“昏睡的美国人”。大意是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很难体会“完全清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不是忙得没有空闲，就是有太多做不完的事。
美国人终年昏睡不已，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这可不是在说笑，而是极为严肃的课题。
想想看：一年中，你是不是没多少时间是“清醒”的？每天又忙、又赶，熬夜、加班、开会，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几乎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有多少次，你可以从容地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有多少个夜晚，你可以不担心明天的业务报告，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
大多数的时候，你都不能专心，总是担心这个，害怕那个。要不，就是想要这个，但又觉得那个也不错，贪心地想将所有的东西一网打尽。
这正是现代人共同的写照：一心数用。太多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手脚并用同时完成很多事。
显然的，应接不暇的杂务却成了日益艰巨的挑战。许多人整日形色匆匆，疲态毕露。放眼四周，“我好忙”似乎成为一般人共同的口头禅。忙是正常，不忙是不正常。请问，谁的行程表上还能挤出空当？
奇怪的是，尽管大多数人都已经忙昏了，每天为了“该选择做什么”觉得无所适从，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自己“不够”。这是最常听见的说法：“我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我如果能赚更多的钱就好了”。好像很少听到有人说：“我已经够了，我想要的更少！”
一年前，周先生和朋友合伙创业，目前是一家电脑网络行销公司的负责人。
在员工眼中，周先生这个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老板，某些“行径”实在颇为特殊。譬如：他常年吃斋，每年固定闭关替自己“清仓”；还有，他从来不戴手表，理由是“不愿意被时间控制，而是由自己来掌控时间”。
现代人每天都在与时间奋战，一个不戴手表的生意人，如何在激烈的竟争环境中存活？周先生倒从来不担心自己会因此而误事。他解释说，所有的事情“重要”与“不重要”，都只是表面的假相，人生的优先顺序完全存乎一“心”而已。
周先生是个喜欢用“心”胜过用“脑”的人。在他的逻辑里，脑是理智的，心则是情感的。多数人都是用“理智”来决定人生的优先顺序，在某个阶段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来做。但是，周先生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往往是随着“感觉”起舞，只要“感觉”对了就去做。
周先生解释说：这种感觉犹如一种“化学反应”，是自然形成的“磁场”，也就是对周围事抱着随缘、随喜的心态，当有事情找上门，不预设结局的娲坏，而是全然地接纳，不心烦气躁，也不计较利害得失。
周先生认为：现代人不快乐的原因，多半是认为自己“不够”，缺钱、缺地位、缺名声、缺时间……因为拼命想填补“不够”，才会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周先生承认，自己一度也对人生感到困惑，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他甚至花了两年的时间，一个人背着行囊浪迹异乡，企图到天涯海角去寻找人生的真谛。一路上，他愈找愈迷茫，回来以后，才终于悟出答案：就是因为“不够”，所以才会痛苦，一切随缘就好。
如果你的生活也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境地，想不想来个“清理门户”行动？你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面面俱到。对每一件事都采取行动，直到把自己累死为止。第二，重新整理。改变事情的优先顺序，重要的先做，不重要的慢慢再说。第三，丢弃。你会发现，丢掉的某些东西，其实你一辈子都不会再需要他们。
当你发现自己被四面八方的各种琐事捆绑得动弹不得的时候，想想看握谁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是谁让你昏睡不已？是你，不是别人。所以，是你刘它们负责，而不是要它们来对你负责。
懂得割舍的人，就能清醒地活着，才能享受更大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不断的放弃，要放弃旧的观念，包括心智模式和不需要的物品，而且这种放弃应该是定期的、循环的，它是清道夫，是整理者。
不要一头载下去
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有过“一头栽下去”的经验。你可知道，就像爱情一样，工作也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你每天真的只工作八小时吗？未必。虽然说，一般认为上班族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但是不遵守“规定”的大有人在。你只要放眼望去，随处都可以发现许多的企业老板、律师、会计师、专业人员、中介经理人甚至自由工作者，在他们的时间表里绝对没有所谓的“准时下班”。
在这个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里，制造了无数对工作狂热的人。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整日把自己压缩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中，每天只要张开眼睛，就有一大堆工作等着他。
要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工作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放假。据说，有很多工作狂最讨厌节日，尤其是休长假，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只要一闲下来，他们就会闷得发慌，恨不得赶紧逃回办公室里。
其实，工作狂不光是指做事的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心理研究人员分析，具有工作狂特质的人大都是目标导向的完善主义者，一切以原则挂帅。他们企图从工作中获得主宰权、成就感与满足感，任由生活完全受工作支配，他们相信只有工作才是一切意义的所在，至于其他的活动和人际关系都是次要的。
某公司代理处经理冯先生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希望自己在30岁的时候能挣得一个好的位置。由于急于求表现，他几乎是拼了命工作，别人要求一百分，他非要做到一百二十分不可，总是超过别人的预期。
29岁那年，冯先生果真坐到主管的位置，比他预期的时间还提早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反而认为是冲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工作态度变得更“狂”了。
那段时间，冯先生整个心思完全放在工作上，不论吃饭、走路、睡觉几乎都在想工作，其他的事一概不过问。对他而言，下班回家，只不过是转换另一个工作场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