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去新加坡参加尤尼斯——日升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的6名中国女球员，晚上在滨海广场购物中心购物时，与一家商店的店主发生争执。这6名球员是张宁、周蜜、龚睿娜、谢杏芳、戴韫与胡婷。龚睿娜是去年世界锦标赛的女单冠军，张宁则是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卫冕冠军。‘据张宁说，该晚大约8时，她们在酒店附近用完晚餐后就到邻近的滨海广场购物中心闲逛，她们走进三楼一家卖女性装饰品的商店，店主黄泰理以他要用晚餐为理由把她们赶出店。她说：“我们只在店里呆了两分钟就离开，谁知道步出店门不到10米，那名职员就骂我们是臭婆娘、‘中国鸡’等不雅字眼。当时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理，劝队员离开不跟他吵，谁知道下了楼他还追上来骂。”龚睿娜则声称，黄泰理骂她们的话非常下流、非常难听。她说：“他还骂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甚至连我们的妈也骂上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他还说要报警，同时叫我们不要再让他看到。”
事后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筹委会主席杨祥和为此公开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字样，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联合早报》谴责杨无权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因为骂人事件仅涉及店主黄一人。
身为大陆普通人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周游世界，但我们呢？以前是自己国家不让出去，现在可以自由办护照了，但别的国家却像对待群氓一样轻易不给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出去也被人当作三等公民。难道我们低人一等吗？其实不仅别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记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人分为几等，而将自己国人却总是放在最后的那几等里。
我们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贫穷，我们落后吗？
中国的确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像邓小平说的：又大又穷。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4％，排位世界一百多名。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按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中国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我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就落伍了呢？
落后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呢？历史学家会寻找历史的原因，社会学家会寻找社会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人，没有重视“人”的权力。
比如在企业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视，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场所，人天性中的上进心和创造性必然会遭到扼杀，他又怎么可能在企业中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潜力呢？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形成一种尊重“人”的文化和体制，让人人都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权利，真正地实行民主政制，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齐放，这样才能释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进而发挥出国家的潜力。所以尊重人，实行民主与自由的政制，不仅是人权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最深厚动力。
但我们呢？我们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人。中国的特色就是强权都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的利益，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自我标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除了神话中的尧禅让给舜，有哪个不是抱着“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什么时候有过华盛顿呢？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其实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强权者个人及其小集团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冲突时，前者就变得至高无上。
在西方最为人推崇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时，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家产制。在韦伯看来，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制度。领主与封臣的权利与义务是有契约来规定的。这些契约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这样权力不是专断的，而是有规则的，可以预期的。这样在契约范围内人就不受专断权力的干预，从而有了竞争与发展的空间，也就保持了人的主动性和向上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跟中国对比，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制度不属于封建制度，是家产制度。家产制最大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这种统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由于这样一种统治的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在中国，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当官。人都是有理性的，你有了钱，在欧洲可能会去办一个工厂，而在中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官。在中国最划得来的投资就是供小孩读书做官或买官。这也就使得在中国社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
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思想，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老百姓只是别人“逐鹿”的对象或工具。为了使这种工具更驯服，我们的各种思想、道德、伦理和教育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皇帝被叫做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的，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奴才要忠于主人，也就是要忠君，所以影响中国人才取向的风向标——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是专为愚弄、统治老百姓服务的，是制造高级奴才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在“文革”中，我们宣扬的也是一种变味了的为全人类的理想奋斗，为人民服务，其实质是少数人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借口来抹杀人的价值和尊严。记得小时候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面的龙梅、玉荣，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不惜牺牲生命。是国家财产重要还是生命更重要？这样的宣传是不是有些主次颠倒？正是我们的政治宣传导致了在20世纪我们还山呼“万岁”，对一个人顶礼膜拜；全体人民倾情投入一项泯灭人性的政治运动。
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愚民式的教育和宣传，只是被驯育、训练成了工具。人没有被尊重，人的心态被奴化，这样又怎么能够激发出人的潜能呢？这正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最深层原因。
西方也曾有黑暗的中世纪。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宣扬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只允许人民“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强调人都犯有“原罪”，现实世界是与“天国”对立的罪恶世界，任何反抗教会，违背教义，甚至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都将被加上渎神的罪名，受到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火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判终身监禁的伽利略。其结果，由于自由思想遭到扼杀，人的地位空前低下，造成中世纪欧洲文化艺术毫无生气，精神生活枯燥无味，科学技术极为落后，整个社会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
到14、15世纪，开始兴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将原来僵死的神学思想打破，极大地弱化了教会的权力和控制，弱化了来世思想，使神学变得更为世俗化，使人更为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在现世生活中的责任。而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以人为中心，重视现世生活的世俗文化。它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提出现世的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思想领域发生革命后，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力。人要享受属于人的那份光荣、乐趣和快感，人性要全面发展。以前，是神通过教会主宰了一切，那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伴随着这层桎梏的打破，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得到发挥，人的潜力也得以挖掘，于是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西方是先有了思想革命，而后才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先解放思想，以人为本位，而后才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我们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提高了人的地位，结果就迎来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不正说明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吗？正是这种落后，束缚了人的思想，压制了人的活力。因此，要进步、要发展，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让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以人为本位，解除束缚人的活力的各种桎梏。
要点：
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尊重人的价值才是恒久的强国之路
五、文化决定命运
我做不了伟大的事，只能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德兰修女
在哈里森和享廷顿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们认为：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文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它。其实文化不仅决定了物质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政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素养，归根结底也是取决于文化影响，取决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着缺陷的。
前不久在凤凰卫视里看了对刘少奇女儿的访谈，其间重播了文革中的…些镜头。看着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样。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还有我们几亿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吗？一一个国家主席的命运都能这样悲惨，那我们普通人的命运又有谁会真正关心呢？这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陷。
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斗争哲学，太多的权谋思想，我们的历史学非常丰富发达，但整个历史学的侧重点可以说就是斗争和权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是为提高斗争手段和权谋技巧提供的历史借鉴。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甘地，有过马丁·路德金，有过曼德拉呢？
以前我总是相信取得政权的惟一途径就是武力，但看了《甘地传》后，我对人类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甘地是人类史上创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了政权，使民族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甘地从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杀生的原则。虽然他渴望平等、自由，为民族独立不遗余力，但他坚决反对暴力方式。他认为用暴力方式改变政权，终究会形成以一种专制主义代替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局面。这是多么有预见啊！当用一种暴力去推翻另一种暴力时，暴力也就必然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专制。他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无疑怀有真诚动机的人们，运用残酷暴力的方式驱除了在位的贪婪者之后，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被驱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么，我对印度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因为这样一来，其结果将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甘地向往着民族独立和自由，但他更向往着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说：“非暴力方式是我信仰中的第一要素，也是我信仰中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民族独立，甘地号召整个印度采取积极的不合作主义，以对抗殖民统治。但是，人民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反抗方式来响应他，而是采取了流血和暴力的方式。于是甘地发出通告，要求人们推迟实行不合作运动，原因是它正沦为暴民的统治。
在坚持原则，轻视急功近利，不盲目趋附民众方面，历史上几乎无人比甘地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举国上下对他的决定都感到惊诧，人们认为自治运动就要接近成功了，他们不同意甘地所谓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的观点。圣雄的声望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殖民政府决定逮捕他。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拒绝聘请律师，在回答检察官的控告时，他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项行为的后果。我早就知道我是在玩火，我是在冒险，而且，我一旦获得自由，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甘地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一往无前。但他更渴望的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使能达到目的，他也宁愿放弃。因为用不正确的手段达到的目的，最终目的也会变样。
人类是多可悲啊，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我们却不能避免彼此互相残杀。虎毒尚不食子，人都是同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战争？死的人距离我们很遥远时，我们会麻木不仁，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死的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会怎么看待战争呢？
人类有着漫长的文明史，但在彼此停止互相残杀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能说人类是文明的呢？
幸好有了甘地，是他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光芒，使我们懂得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据报载南非准备建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高的曼德拉的雕像，我认为曼德拉得到这样的荣誉是适得其所。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为其民族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权力，更可贵的是一直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甚至为此在狱中度过了人生中29年的光阴，曼德拉不正是这种光芒照耀下走过来的文明人吗？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走这种光芒之路，这样人类的文明才有了希望。
只有野蛮的社会才需要暴力，因为野蛮的社会道理是讲不通的，人们考虑的是自身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文明的社会是不需要暴力的，因为人们懂得用文明去战胜野蛮，能将人类的利益置于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上。
要尊重人，要有民主、自由思想，首先我们的文化中就要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强调要尊重人的价值），要尊重生命，要有对生命的敬畏，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在文化中渗透博爱的思想，以人道主义为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