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企业是一种社会财富，儿女有儿女的志向，如果他有志向、有能力管理最好，如果他不愿意管理或者无法管理好，与其眼睁睁地让企业死掉，不如交给别人来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曾经指出：“在温州家族企业是相当普遍的企业制度形式。但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遇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困难，企业运行后的问题不断涌现。一段时间后，企业领导总是怪机构不健全，干部素质不高，管理不科学等等。
而他们没有认识到，原因就在于企业的家族特征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团企业与成员企业、集团与销售公司的关系怎么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挺宇集团的总经理潘佩聪说：“企业在慢慢地变大，家族的能力也慢慢地变弱，此时，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发展自己。”
如今，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认识到，企业接班人不仅仅只局限于子女。在温州，有一个关于父与子传承的说法：“如果你的儿女比你强，你何必留产业给他；
如果你的儿女不如你，你又何必留产业给他；如果你的儿女跟你一样，你也没必要留产业给他。”
在接班人问题上，南存辉可谓用心良苦。
在2004年浙江民营企业CEO圆桌会议上，南存辉阐述了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想法。他说：“正泰有100多个股东，其中有9个高管。我们鼓励这些高管的子女念完书以后不要进正泰，让她们到外面去打拼，并在打拼观察和考验她们。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到正泰集团工作；若不成器，是败家子，我们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
败家子基金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这却是南存辉思考已久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正泰集团高管的几十个子女们聚在一起时，经常会按照父母在公司所占股份的多少来“论资排辈”，争论谁的爸爸在公司中是老大，谁的爸爸是老二。这个看起来孩子气的游戏却触动了南存辉。
他意识到，如果由他们来接替父辈经营正泰，会不会也是按照股份比例而不是能力高低来安排职务？
于是，精明的南存辉决定提早考虑接班人的问题，通过设立“败家子基金”，来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鲜明态度。
南存辉说：“我跟小孩子讲，我可能不会留很多财富给他们。给他们比财富更多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创业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还跟他们讲过，假如自己没有学习的能力，没有创新和创造的能力，给你钱再多也是负担。
我不一定会给他们留下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会变成基金，也可能会献给社会。包括我们现在对他们的教育，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获得学习的能力。
“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可以是家族成员，也可以不是家族成员，这是根据岗位来定的，你当好了就在上面干，当不好就下去。”
南存辉说：“儿子大学毕业后，有能力才让他上，没能力就不让他上。但他必须和其他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严格考核。”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家族企业的家族成员一般拥有企业全部或者部分资产所有权，并掌握着公司最为重要的管理权，实行家长集权式管理。家族文化也趋于感性，人治重于法治。
但是，“一家人的思维方式多少有些相像，没有一个突破点，容易延误商机。”周德文说，“所以，实行职业化管理就势在必行。”
温州当地媒体对30名温州商人作了调查，发现只有20％的温州企业家决定退休后由子女掌管企业，近60％的企业家表示没把子女列为接班对象，其余的则表示对这件事还未作考虑。
“我从没想过让两个女儿来继承我的事业，我只希望她们以后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稳定的工作。”温州市中邦金属礼盒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建中坦言自己的打算。
曹建中原本是温州一家集体企业的车间主任。1986年，想自己当老板的曹建中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曹建中的公司在温州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用他的话来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奋斗，企业壮大了，他感觉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责任。
曹建中不希望两个女儿重复他的路，他希望“女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未来的路”。
谈到企业接班人的安排，曹建中表示，他会考虑从公司员工中物色合适的人物，给予相应的股份，让他当企业的舵手。
温州天正公司是温州低压电器中的新秀，它创立于1990年。成立初期，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是高天乐与高天放两兄弟。后来，高天乐逐渐意识到，企业的发展，仅仅靠个人及家族成员的力量是无法适应企业发展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于是，1996年底，天正集团公司通过《温州日报》以年薪30万元公开招聘总经理，在众多的应聘者中，最终选择了原任职于一家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胡中胜。后来，天正公司前后数次发动管理、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中的骨干人员入股，集资数千万元，从而使企业所有权的相对分散化。高天乐说：“现在很多人都不会把自己的资产交给下一代。我不需要把这个企业给我的孩子，中国人未来将会对此有越来越不一样的想法。”
许多温州企业家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个人的财富了，而是一种社会财富，自己在挑选企业的接班人时，已经不只能从家庭的利益去考虑了，儿女有儿女的志向，如果他有志向、有能力管理最好，如果他不愿意管理或者无法管理好，与其眼睁睁地让企业死掉，不如交给别人来管理。
这种思想正表明了温州企业家的成熟，也展示了温州企业的发展方向渐渐摆脱了家庭企业的阴影。
温州人语录：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退出是很自然的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的，我很高兴给后来的人当了梯子。——金乡包装材料厂创办人叶文贵
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可以是家族成员，也可以不是家族成员，我是根据这个岗位来定的，你当好了就在上面干，当不好就下去。——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上大学，将来能进政府部门做个公务员，切切实实地为社会服务，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亚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张文荣
12.企业文化才是品牌的内在支柱
致富思维：
穷人：只要做好产品就行了，搞那么多花样做什么呢？
温州人：小企业做产品，大企业做文化，文化可以赋予品牌更浓厚的内涵，使品牌更具有人文性，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报喜鸟是在我国服装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时崛起的，在谈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时，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说，报喜鸟几年来历经了数量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现在已进入了设计竞争和文化竞争。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一切能力、习惯。文化竞争已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温州，谈到企业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钱金波，钱金波是温州商人中最钟情于企业文化的人。
1995年，钱金波创办了永嘉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当时，钱金波一无厂房，二无产品，三无稳定的市场。但是，即使如此，钱金波还是把全部的精力花在了企业文化上。钱金波认为，技术可以复制，但文化无法抄袭。
他解释道：“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鞋王把自己的鞋子拿到意大利去。意大利的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看完我们中国制造的鞋后，说很OK，我给你打99分。后来问他，还有1分是什么，他说还有1分是文化。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意大利的鞋子和我们中国的鞋子有10倍的价格差距，它到底差在哪里？……唯一最大的差距，在于我们的品牌还没有很长的历史感，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沉淀。”
“我在全国各地走的时候，曾有很多人说，杭州非常骄气。为什么骄？因为它有本钱。因为它为西湖和水而骄傲。雷锋塔为什么有名？因为有白娘子的美丽传说。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塔，为什么只有雷锋塔加上西湖，成为持久的杭州文化？难道这不是文化带来的旅游经济吗？所以我就在想，它的差距就是文化的差距。”
当不少刚成立的企业都致力于产品经营、交易、生产等环节时，钱金波却提出了打造“文化品牌红蜻蜓”的响亮口号。
“红蜻蜓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它盛开着我的梦想。或许这是一种对童年的怀念，或许是一种对生命的吟唱，或许是在生活之中越来越多地渴望飞翔，它让我用毕生的精力去呵护、去守望。”钱金波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