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显示了孔子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但孔子当初跟学生谈话的时候，不可能只说这么一句就戛然而正。它可能是一个话题，也可能是一段谈话的总结。由此来看，《论语》还部分地保存着将思想格言化以便记忆的特点——这在孔子以前是很普遍的。
孔子长期以授徒为业，他的言论，弟子们所记下的和能够回忆起来的一定很多，哪些值得编纂到《论语》中去呢？那些最能代表孔子思想学说的固然不可缺少，还有一些曾经使大家感动的或特别有意思的也容易被想起吧？后者因其感情和趣味而呈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如《述而》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写出孔丘的一种颇有诗意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为人最为鲁莽直率，常与孔丘发生冲突，他们的对话很见性格。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如果卫君要他执政，他将先做些什么。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训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而后说了一通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还有一次，孔丘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丘只好发誓诅咒：“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写出当时的语气，显得孔丘对这位学生有些无可奈何。子路先于孔子而死，大家都很怀念他，他和老师的那些争执想必被大家记得很牢。《先进》章中，有较长的一节，写孔丘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令诸人各言其志，从比较、对照中显出各人性格的不同。子路冒冒失失，抢先作答，说了一通大话；冉有、公西华以谦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而后是曾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眷者，眷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味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段，不但语气生动，而且有简单的情节，又有场景的描写，曾皙的回答也特别具有美感，在《论语》中，是比较特出的了。沿着这个方向下去，就会出现《孟子》那样兼有语录和文章特点的著作。
《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为墨学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翟，生活时代约当于孔于与孟子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他原出于儒门，后来却创立了与儒学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曾一度盛行，称为“显学”。
《墨子》书中出现了以前《老子》和《论语》中所没有的具有系统性的论辩内容，如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等等。各篇主题明确，篇幅也较长，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已经完全脱离了格言式和片断化的表述，成为古代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这显示各学派之间的思想斗争趋向尖锐，因而文章也随之发生大变。就此而言，《墨子》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孟轲与《孟子》孟轲（约前372—约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自称私淑孔子，也确实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
《孟子》共七篇。它虽也被归属于语录体，但与《论语》实有根本不同。首先是孟子本人直接参与了撰写，因而能够在书中系统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它虽然保留了对话记录的格式，但其实是经过仔细处理的，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逐层展开，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所以他的文章不仅仅着力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常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叠叠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如下例：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教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手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善于运用比喻、寓言，借形象帮助说理，这样就避免了抽象辨析所带来的枯燥感，能够在说理时不隔断情感的流动。战国时代文章多用寓言本是普遍现象，但孟子有其特别的精彩。如下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半之东郛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离娄》下）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尤其是结尾处，一个被揭示了委琐品格的人物仍以庄严自足面貌出现，有强烈的滑稽效果。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机智而尖锐的性格。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对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作家，成为绝好的典范。
庄周与《庄子》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岁略小。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据《庄子》书中记载，他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楚王派人迎他做国相，他却拒绝了，说做官会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中自得其乐。这大概是个寓言故事，不过多少也能看出庄子的生活境况和人生态度。《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通常认为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但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史记》介绍庄子思想时所引用的文章就主要出于外、杂篇。所以我们在下文中将《庄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人们习常将《庄子》与《老子》的学说并称为“老庄思想”，但两者实有很大不同。《老子》的中心是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庄子透彻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礼法制度、道德准则，本质上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他认为，追求世俗的成功和荣誉，对个人只有危害而没有任何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全性保真”，通过体悟“道”——宇宙本体，达到生命的完美境界。《庄子》表现了一种矛盾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存实践中，作者感觉到个人是毫无作为的，为了逃避冲突与危险，不妨混同世俗，委顺求全；然而在理念和想象的天地里，作者却渴望摆脱一切精神束缚，追求超越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是文学性最强、文学成就最高的。这首先因为庄子和他的门徒们兼有哲学家的思维和诗人气质；他们所考虑的是生命究竟有何意义、完美的人生是否可能的问题，当人怀着实际的生存感受和激情来发出这一类追问时，诗意与哲理已经是不可能分开的了。如《至乐》中的一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然有形，撤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五，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在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中，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伤感：人不仅终将死亡，而且人更多地是未足天年便在生存的失败中死亡——人生何以是如此的呢？
《庄子》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特色，表现在它主要通过艺术想象来描述理想的人生境界、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战国时其他文章假寓言故事为说理的例证不同，庄子他们对现实的残酷与人生的无奈有敏锐的感受。因而需要在宏大壮丽、迷离荒诞的幻想空间中展开精神的自由飞翔；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所以也常常有意避开逻辑性的分析。《庄子》的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连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如下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湌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近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逍遥游》）
《逍遥游》的宗旨，是说人的精神摆脱一切世俗羁绊，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至大快乐。所以文章开头，即写大鹏直上云天，飘翔万里，令人读之神思飞扬。庄子他们似乎是奇特的天才，文章中幻想的故事与景象千汇万状，无奇不有，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特别，似乎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任意跳荡起落，汪洋恣肆，变化无端，但思路却是清楚的；它的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显得很自由；它的词汇异常丰富，足以细致描写，传情达意；文章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任意洒落与韵律节奏形成配合。凡此种种，都显示了文学的美感与独创性。
《庄子》那种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思想和与之相关联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学风格，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是重大的存在，后世许多大作家都曾受到它的影响。
《荀子》与《韩非子》荀况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生于战国末期。曾游学于齐，后去楚，春申君发为兰陵令。他的著作，后人编定为《荀子》三十二篇。
荀子对社会文化的态度，是重视政治和伦理上的实用性，要求一切都归于儒家所学的圣王之道。《荀子》书中的文章实践了他的观点。全书体系完整，涉及面很广。
这种体裁具有明快的节奏感，读来很顺口，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苟子重视俗文学的实用功能，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荀子的学生，但思想上却是法家的代表。起初秦始皇读他的著作，十分佩服，邀他来到秦国。后被他的同学李斯陷害人狱，自杀于狱中。韩非是一个聪明、深刻的人，对人情世故看得颇为透彻。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只相信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韩非子》五十五篇，构筑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
韩非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还要超过《荀子》；因为他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一层一层地铺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长（如《五蠢》约有四千字）；因为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他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荀况与韩非对文章都是把实用性放在首位的。但从书面语的发展成熟和表达能力提高来说，《荀子》与《韩非子》标志着先秦论说文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而这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