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大量吸收了有关的野史笔记、传奇小说的材料，面目驳杂。作为一种通俗读物，它赖以吸引读者的地方，一是渲染隋炀帝的宫闱生活和他的多情，一是描述隋末英雄的造反事迹。两者似乎矛盾，但在适应民间心理上却是一致的。其缺陷正如鲁迅所批评的“浮艳在肤，沉著不足”（《中国小说史略》）。不过，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许多情节生动有趣，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民间英雄的形象也还写得不错。与《隋唐演义》内容相近的小说，还有题“鸳湖渔叟较订”的《说唐演义全传》（简称《说唐》）六十八回，或以为产生于雍正年间，但今所见以乾隆年间的刊本为最早。此书的中心是隋末英雄汇聚瓦岗寨造反的故事，传奇的意味较《隋唐演义》更浓，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的形象，也更为丰满一些。
上述这一类小说中写了许多民间草莽英雄的形象，很明显受到《水浒传》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的正统道德意识越来越浓厚，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性格，虽然还保持着桀骛不驯的特点，但他们受正统人物的支配。约束也越来越严重。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下去，就出现了“英雄”与政府、“清官”合作的公案侠义小说。
清代前期还产生了大量才子佳人类型的小说。这些小说大抵以青年男女诗简唱和、私相爱慕、经历挫折、最后奉旨（或奉父母之命）完婚为基本的模式，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小说中的人物，必定出于显宦或世家；女子必定美貌无双，且爱才而不慕金钱与权势，男子必定文才出世，考起进士、状元来轻而易举。由于脱离生活实际，一般说来，人物形象都比较单薄。但这类小说的流行，终究反映着社会中追求爱情与婚姻自主的愿望更为普遍化；后来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实与之一脉相承。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平山冷燕》、《玉娇梨》两种，各二十回，都署“荑秋散人”（或“获岸散人”等），前者叙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后者写才子苏友白兼得两位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的故事。
《长生殿》与《桃花扇》康熙中期出现的洪异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古代戏曲文学史上最后的杰作。
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做了二十来年的太学生，未获一官半职。为人清高孤傲，赵执信说他“常不满人，亦不满于人”（《谈龙录》）。
自唐代以来，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事迹在各种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中形成了繁复的面貌，洪升以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所述为主，广泛参阅各种资料而加以取舍，费时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写成《长生殿》，其创作的首要动因是为中国文学的这一特殊题材作出总结性的描述，而事实上《长生殿》也终结了这一故事在古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长生殿》在艺术上最受前人称赏的地方，一在结构，二在曲词。
明清传奇由于篇幅不受限制，头绪纷乱、情节枝蔓是常见的现象，即如《牡丹亭》这样的杰作亦不能免。《长生殿》全剧长达五十出，在写李、杨爱情的同时，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波澜曲折，却组织得相当严密，丰富的内容始终层次分明地展开。剧中以李、杨爱情为主线，这条主线又以一组道具——李、杨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贯穿始终，随情节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有很强的戏剧性。
《长生殿》的曲词优美，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字上说，它具有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的特点；从音律上说，不但洪升本人精于此，而且还得到曾作《九宫新谱》的专家徐麟的帮助，所以“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仪一序），即使从书面诵读，也能感受到那富于音乐性的美感。《闻铃》一出，继承《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借风声雨声，衬托唐明皇心中的缠绵悱侧之情，将其痴于“情”的一面表现得深入。下录《武陵花》一曲为例：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进。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莹。白杨箫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岐增，似我回肠恨怎平！
这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辞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枝花》曲，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追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此曲与李玉《干钟禄》中《惨睹》一出的《顺杯玉芙蓉》曲一时流布甚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孔子后裔。曾因被荐在御前讲经，受到康熙帝赏识，由国子监生的身份破格被任为国子监博士。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桃花扇》剧本的写作始于其未出仕时，经十年苦心经营，于康熙三十八年始告完成。
此剧以复社（东林党后身）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剧中人物皆实有其人，作者并对南明基本史实作过深入的调查与考证，使得这一剧作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
由于《桃花扇》描述了晚明的历史并歌颂了抗清的史可法等人，常被说成是表现民族意识的作品，这其实不符合事实。作者不仅特意在开场戏中对清人大唱颂歌以表明剧作所持的基本政治立场，他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也大体基于官方标准：史可法兵败身亡仅一月，清军统帅多铎即下令为之建祠（见计六奇《明季南略》），此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彰扬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奸臣”（《明史稿》开始修撰的年代早于《桃花扇》问世多年）。在这些地方，作者不可能标示特异的见解。
以前的戏剧把爱情故事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来描绘的已经很多，而《桃花扇》在两者的结合上，要比过去任何作品都来得紧密。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作者甚至有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这正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剧中一开始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由相互爱慕而结合，这种才士与名妓的爱情，是明末东南士大夫生活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内容，在作者笔下，写出一片旖旎的风光。然而经过一系列的风波曲折，当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新相会在南京郊外的白云庵，似乎可以出现一个团圆的场面时，却被张道士撕破以香君的鲜血点染成的代表着爱情之坚贞的桃花扇，喝断了这一段儿女之情：
阿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因为候、李的爱情在剧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它的圆满性已经和南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所以“国破”自然“家亡”，两人只能以各自出家为结局。
在孔尚任那个时代，清取代明的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而对个人曾经从属的王朝的“忠义”精神也是不容否认的。由于个人价值不能独立存在，那些跨越两代、毕竟还要在新王朝的统治下生活下去的士大夫，就面临了一种困境；而把历史的巨变解释为一场空幻，成为无奈的自慰。不仅是写侯、李的爱情，《桃花扇》全剧都弥漫着悲凉与幻灭之感。如《沉江》一出，以众人的合唱对殉国的史可法致以礼赞：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娃。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古轮台》）
这里使人感动的，不仅是英雄赴义的壮烈激昂，更是他的生既不能力支残局、他的死也不能于事有补的悲哀，终了只是“万事付空烟”。
《桃花扇》打破了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成为古代戏曲史上唯一一部完整的悲剧，从而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这是因为作者看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无奈和渺小。尽管作者未必是有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在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的状态下，人一旦陷入历史造成的困境，人生悲剧便不可逃脱。
二、清代中期的戏曲与小说
乾隆时代出现的两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小说作者吴敬梓、曹雪芹都是败落的世家子弟，都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敏感地体会到历史正孕育着的危机与变化，更清醒和冷峻地看到了世态人情中某些本质的东西，从而对封建正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并试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也是迄今为止最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它们既很少受社会通行观念的影响，也未尝有意迎合世俗阅读趣味，贯穿于其中的，是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倾注心血的艺术创造。小说文体便于通过描摹世态、刻画人情来反映人性的真实状态和人类生存处境的优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在古代文学向现代方向转变的过程中，这两部小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们的艺术成就，也启迪了包括现代作家在内的许多后来人。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其家族自其曾祖起科第不绝，五十年“家门鼎盛”，但到了他父亲时已开始衰落。吴敬梓二十岁时考上秀才（这是他一生取得的最高功名），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却在短短几年内挥霍殆尽，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因为与族人交恶，吴敬梓于三十三岁时迁居南京，寥境虽已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安徽巡抚赵国麟曾推荐他人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却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
作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比较特别。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但它也并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书中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和首尾呼应。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人引以为骈傲的。然而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下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委琐和奴化。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人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这种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但士林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这是试图通过对原始儒学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与此相关，在《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作者指望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古道君子之风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那些“真儒”的形象也大抵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貌似肃穆庄重而实际是腐气腾腾。到了小说结束时，这具有象征性的泰伯祠也早已荒芜——吴敬梓分明清楚它代表着一种虚幻的理想。最后，作者以四个“市井奇人”的故事来结束全书，这些“奇人”虽带一些城市生活的新鲜气息，但归根结底仍是士大夫文化传统里隐士情调的化身。总之，作者终究无法找到改变社会的方法，他能够做的只是借讽刺笔法揭示士人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