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意识下，后一个类群的文人喜欢把隐士式的洒脱生活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来描绘，这和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情趣是一致的。如卢挚《沉醉东风·闲居》中写道：“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稼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张养浩《朝天曲·无题》则云：
柳堤，竹溪，日影筛金翠。杖藜徐步近钓矾，看鸥鸳闲游戏。农父渔翁，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对着这般景致，坐的，便无酒也令人醉。
而前一个类群的文人，则更多把世俗的享乐、情爱包括性的满足视为人生的必需与合理的追求，美和快乐的根源。就创立散曲的富于时代特征的风貌神韵而言，他们的贡献尤为重要。
关汉卿的散曲同他的杂剧多有相通之处：豪爽而带老辣，富有热爱生活的激情，对世事具有一种智慧的洞察力，常表现出诙谐的个性。
关汉卿散曲中有一部分是抒写自身的人生情怀的，其中以《南昌一枝花·不伏老》套数最为著名。前已提及，在本篇中关氏描述了他的浪子风流生涯，而对此他不仅毫无惭色，在结尾一段，更骄傲地自夸：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所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粱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锸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珰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徐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自述性的作品总是牵涉到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如屈原《离骚》之不忘君国，陶潜《五柳先生传》之淡泊遗世，都各有时代特征。而关汉卿的这一套散曲，则是新的宣言。这里固然有属于士大夫传统的“任诞”作风，但它并不指向超脱，而是指向对市井化的俗世生活的充分享受。就像对《离骚》和《五柳先生传》之类一样，没有必要将《不伏老》看作是完全真实的生活记录，它的真正意义是倾诉了在摆脱对政治权力和传统价值观的依附之后，一个热爱自由而又能以自己的才华保障这种自由的人所感受到的快乐，所以它的语调是那么昂扬、诙谐。
关汉卿散曲中写得最多是男女情爱。这类作品多带有叙事成分，善于在短小的情节中把人物情态写得活灵活现，如《一半儿·题情》：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几肯。
还有像《双调新水令·无题》套数，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幽会过程，其中包括性行为的片断。在关汉卿看来，这本来是值得赞赏的事情，所以他能够写得坦然而优美。这种态度为古典文学的拓展提供了活力。
王和卿是关汉卿的朋友，性格诙谐，善于嘲谑。他的《醉中天·咏大蝴蝶》非常有名：
弹玻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拍过桥东。
蜂蝶采花通常暗喻男女风流情事。但在这首小令里，用夸张之笔描绘成的纵恣的意象，更多地体现了生命力的扩张。
白朴出身于文学世家，他的散曲既受市井趣味的影响，又与传统文学保持着较多的关联。前者如《阳春曲·题情》，用通俗的语言写女性对生活的欢娱的珍爱：
笑将红袖这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赶应举，及第待何如？
后者如《天净沙·冬》，用精致的语言描绘出优美的自然意境：
一声画角谯门，半庭新月黄昏。雪里山前尔滨。竹篱茅舍，淡烟衰草孤村。
马致远是元代前期作家中留存散曲数量最多的一个，其作品内容也较为纷杂。以一种虚无的眼光看待历史兴亡，感慨浮生若梦，是他写得较多也最引人关注的主题。如小令《拨不断》有这样的追问：“王图霸业有何用？”而《双调夜行船》套数更以鄙薄的口气描述人类社会的纷争，下面是它的收尾曲《离亭宴煞》：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装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在“密匝匝蚁排兵”等数句中，透露出作者对政治历史的憎恶感与虚幻感，前人所看重的政治功业当然更是毫无意义。而接着对隐逸生活的颂美，也不具有坚持某种道德节操的意义，而只是希望将短暂的人生化为富于审美趣味的享受。这种脱离政治站在个人立场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以后的文人很容易引起内心的共鸣。
旧题马致远作的《天净沙·秋思》向来脍炙人口，但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提到这首小令时称是“无名氏”作，看来它的著作权尚有问题。暂且仍抄录在此处：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白朴也曾用《天净沙》曲牌写四季景色，其写法与本篇颇相似，上面所举的《冬》可供比照。这首是否马致远作固有疑问，但可以看出这种写法当时曾一度流行。
元代后期散曲元代后期，许多出生于北方的文人来到南方生活，其中以散曲著名的有贯云石、乔吉等；一些南方文人也积极参与散曲创作，其中张可久享誉最高。
散曲原本与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后期散曲以乔吉、张可久为代表，进一步向清雅工丽发展，向词的风格接近。他们虽也兼用俚语，却加以精心锤炼，这使散曲与市井文艺的趣味有所脱离。
贯云石（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维吾尔族人。出身高贵，仕途显达，却很早就退出官场，浪迹于江、浙一带。
贯云石性情豪放，散曲也写得十分爽利，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如辞官后作的《清江引》：
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曲中写出一种放浪不羁的傲态，有点李白诗的味道。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贯云石之作“如天马脱羁”，于此可见。
贯云石也善于写自然景物，文笔清雅，有天然风韵，如《清江引·咏梅》：
芳心对人娇欲说，不忍轻轻折。溪桥淡淡烟，茅舍澄澄月。包藏几多春意也。
乔吉《绿么遍·自述》云：“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他的散曲今存小令二百零九首，套数十一首，大抵围绕其四十年漂泊的生涯，呈现出一个江湖才子洒脱不羁的精神面貌。有时可以看到对自由人生的尽情想象和放旷的豪情，如《殿前欢·登江山第一楼》：
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浩歌惊得浮云散。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间。纱巾岸，鹤背骑来惯。举头长啸，直上天坛。
而有时则是寂寞萧瑟的况味，如《凭阑人·金陵道中》：
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
这是不同的意境，却都是真实心情的起伏之态。
乔吉的散曲通常形式较整饬，节奏明快；他在语言的锤炼上也很下功夫，像“山瘦披云，溪虚流月”（《折桂令·泊青田县》）之类的写景句，显得很精致。这些都有向词接近的倾向。但乔吉又常把俚语、口语与工丽精致的语言捶打成一片，从而保持散曲语言浅俗活泼的特点，像《水仙子·忆情》中“担着天来大一担愁，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就是典型之例。
五、元代诗义
最能代表元代文学的创造性和成就的，无疑是戏曲与小说。但对多数文人而言，最具历史传统的诗歌仍然是抒发人生情怀的主要文学样式。元诗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呈现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元诗的前驱，北方以元好问为代表，南方以“四灵”、严羽等人为代表，对宋诗长期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进行了反拨。随着元朝势力的拓展，南北潮流合而为一，这种对宋诗的反拨也就成为元诗的主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在元代诗人中是相当普遍的主张，其实际意义乃是恢复唐诗所代表的重视抒情的传统。也许他们的诗歌未必写得有宋诗那么精深，但正如明胡应麟《诗薮》所谓“元人力矫宋弊”，这一导向对诗歌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到了元代末期，以商业经济发达的东南城市为主要基地，以杨维桢等人为主要代表，诗歌中更出现与市民文艺相融合、突出个人价值与个人情感、在美学上打破古典趣味等种种新的现象，体现出向近现代方向靠拢的动向。本节将主要介绍元代诗歌，兼及散文和词。
元代前期的北方诗人自元王朝统治北方至统一全国不久的一段时期，出身于北方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郝经、刘因等。这一时期的元诗成就有限，但北方的诗人们仍然表现了自己的特色。
耶律楚材（1190—1244）是这些诗人中生活年代最早的一位。他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辽皇族的子孙，仕于金，后为成吉思汗召用，终成元初的名相。他是一个经历复杂的人，在投身于历史大变局的同时，内心常怀着对平凡生活的向往。这类感情往往写得朴素而真实。如《过燕京和陈秀玉韵》其四，由“余生不得乐林丘”的感慨而追忆年轻时“几帙残编聊快眼，一张纳被且蒙头”的光景，觉得那是快乐的生活，而在西域所作《思亲有感》其二，也相当动人：
伶仃万里度西陲，壮岁星星两鬓丝。白雁来时思北阙，黄花开日忆东篱。可怜游子投营晚，正是孀亲倚户时。异域风光恰如故，一销魂处一篇诗。
《四库总目提要》称耶律楚村的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说得不错。其诗虽然不算特别精美，但写得相当自如，在元代多民族文化混融的过程里，是值得注意的存在。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就对他很器重，后作为国信使去南宋，遭拘禁达十数年，始终不屈。他是一个信奉儒学的人，以儒家的气节奉事元主，而为元人所敬重，对于研究中国文化而言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子。
郝经的诗可以看出受韩愈、李贺影响的痕迹，他喜欢写富于起伏变化、夹杂议论的古体诗，喜欢用险怪的语词，诗中常是充满向外扩张的力量。而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他喜欢用这种风格的诗赞颂北人的勇毅凶猛，表现对武力的崇拜，有时甚至带有血腥气息。由此可以看出强悍的蒙古文化气质对汉族文人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对汉诗的渗透。如《北岭行》：
中原南北限两岭，野狐高出大庚顶。举头冠日尾插坤，横亘一脊缭绝境。五台南望如培，下视九州在深井。上有太古老死冰。沙埋土食光炯炯。盘蹬滑硬草无根，枯石摩天堕生矿。南人上来不敢前，扑面欲倒风色猛。坡陀白骨与山齐，惨淡万里杀气冷。岭北乾坤士马雄，雪满弓刀霜满颈。稀星如杯斗直上，太白似月人有影。寄语汉家守城将，莫向沙场浪驰骋。
诗人完全是站在蒙古王朝的立场上说话，有些内容带有政治色彩。不过，单纯从写景来说，其雄强有力是古诗里不多见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曾任右赞善大夫等职，不久即辞官。他是一位理学家，但个性豪迈，有些诗写得颇有超迈之气。如《渡白沟》的后半自述孤独无遇，却意气高昂：“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又如《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对生与死的循环交替，诗人关注的是生的可喜，表现出豁达的情怀。
赵孟頫、戴表元等元统一全国以后，由南宋人元的诗文作家，主要有赵孟頫、戴表元以及仇远等人。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宋皇室后裔。宋亡家居，三十三岁时应征出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赵的特殊身份来说，这一境遇既非所愿，亦无从逃脱，所以他内心总是充满愧疚和苦闷。而对历史的回顾，成为他试图挣脱现实耻辱的努力。
在赵孟颛最为著名的《岳鄂王墓》一诗中，抒写了对宋亡的感慨和由此而生的悲哀：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衣冠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奉化（今属浙江）人，宋末曾任建康府教授，宋亡后隐居，晚年被荐为信州教授，未几辞归。《元史》中说他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
在元早期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风”、力矫宋诗之弊的有力人物。其《洪潜甫诗序》对宋诗变唐诗之风总体上表示否定；据袁桷《戴先生墓志铭》，他对理学给文学造成的破坏也深表不满，“力言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
南宋破灭之际，戴表元颠沛流离于浙中一带，一度避兵祸于四明山中，他的诗有相当一部分记载了这种困苦的生活，以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颇有特色。如《南山下行》记战乱年代人命难保，惊心动魄，而《辛已岁六月三日书事》以“情怀经苦思平世，颜貌缘愁似老人”之句写人们避祸时焦虑的心情，平实而又真切。至于《茅斋》这样的小诗，却又写出春日山斋的另一种情趣：
红杏园林雨过花，远陂深草乱鸣蛙。春风不问茅斋小，自向阶前长笋芽。
《元诗选》评戴氏五、七言近体诗为“诗律雅秀”。一般来说，戴诗以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见长，辞意较浅，不像传统的宋诗那样曲折或带有理趣，但颇有韵致。这体现着对于新的艺术规范的追求。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感情亲切自然，却没有多少堂皇的议论。
仇远（1247—1326）字仁近，入元后做过粟阳教授，晚年优游湖山以终。他的《酒边》写道：“却有一尊春酿在，醉眠犹胜楚三阊”和元代许多散曲一样，否定了以屈原为象征的“忠”的传统信条。于诗自言“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见方凤《山村遗集序》），亦以宗唐和复古作为对宋诗的反动。
他的诗作以七律较著名，多写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如《次胡苇杭韵》：
曾识清明上巳时，懒能游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过，杜宇不鸣春自归。双冢年深入祭少，孤山日晚客来稀。江南尚有余寒在，莫倚东风褪絮衣。
“元四家”到了元代中期，社会趋向稳定，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表示了更多的尊重，文人的心态逐渐从战争和改朝换代的冲击中摆脱出来。自赵孟頫北上，带来“风流儒雅”的诗歌趣味，此时在以京师为中心的诗坛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其时主要作家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1272—1348，字伯生）。杨载（1271—1323，字仲弘）、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揭侯斯（1274—1344，字曼硕）。他们先后在京城担任翰林等馆阁职务，常相互唱和切磋，遂成为宗师式的人物。四家的诗歌取向仍以宗盾复古为主导，而与宋诗相背。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就是颇有代表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