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以前，唐五代的“参军戏”已经具备某些戏剧成分。参军戏有“参军”、“苍鹘”一正一副两种角色，通过对话、动作表演诙谐滑稽的内容，现代的相声、独脚戏等曲艺与之尚有某种相似之处；有些参军戏也用歌唱形式演出。宋代的戏曲被称为“杂剧”，周密《武林旧事》记其名目则为“官本杂剧”，和“说话”一样，是瓦舍勾栏中最重要的演出内容，在宫廷内和官员的宴集中也有演出。“杂剧”之谓“杂”本就是纷杂之意，其形态是多样化的，主要的大致有两类，一是沿袭参军戏而发展的滑稽戏，一是歌舞戏。后者虽也与参军戏有某种关联，但变化已经很大，并且逐渐成为宋杂剧的主要样式。《武林旧事》录宋代官本杂剧戏目二百八十种，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考证，其中用大曲的占一百多种，而大曲本是歌舞相兼的大型乐曲；另外又有数十种是用清宫调、法曲、词调的，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歌舞戏。不过歌舞戏的表演也带有滑稽成分，故吴自牧《梦粱录》言“杂剧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因为这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艺术，使人看得有趣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直到元杂剧，滑稽性质的插科打浑仍是必不可少。
宋杂剧没有剧本留传下来，所以我们对它的演出内容不太清楚，仅有个别的剧目可以从名称上作大概的推测，如《崔护六幺》当是演崔护“桃花人面”诗的本事。但据《梦粱录》等文献记载，它演出时有四或五个固定角色，必要时还可添加，这表明宋杂剧应有略丰富的情节，与参军戏那种简单的滑稽表演是不同的。代言体的特征虽还不明确，但正在向这一方向转化。
五、金代的文学
金是一个由游牧部落迅疾崛起而建立的王朝，完颜阿骨打称帝后始有女真文字，可见其本来的文化基础之薄弱。但在统治中原的一百多年中，女真族统治阶层和汉族士大夫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而又包含多元因素的文化，与同时的南宋文化相比，它具有不同的特色。从文学方面来说，虽然由于文献缺乏而无法充分了解其全貌，但它的某些特点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元好问与金代的诗、词金代文人有别集传世的不多，其诗词主要是通过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及所附《中州乐府》保存下来的。
《中州集》中所收金前期文士均为由宋人金者，其中以诗著名的有字文虚中、高士谈，诗、词兼长的有吴激，而蔡松年则最擅长于词。他们经历了北宋乱亡，仕于异族的王朝，内心难免有许多痛苦，所作每每渗透了悲凉的情调。如字文虚中的《春日》诗：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
吴激《人月圆》词是因在一金朝官员的宴席上见到一位被掳的北宋宫女，感慨而作：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鹞。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这首词在北、南两朝流传甚广，它所表达的哀伤牵动了许多人的心情。
至金中期以后，北、南媾和，社会渐趋稳定，汉族文士的处境也得到改善。作为在金的统治下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不再有前期文人所感受到的悲哀与痛苦，诗词遂多绮丽风雅之章。北宋名家苏、黄对其时诗人影响颇大，但金代文人的思想本较南宋为自由，整个诗坛风气也并不是那么褊狭，不少入主张更广泛地向前代吸收，逐渐形成尊古的趣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金中后期的诗论中，存在一种不满于江西派诗歌的知性化倾向而强调任情的意见，如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提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作序说：“三百篇……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中州集·刘西嵓汲》引）而到了金末的元好问，无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都走向一条与宋诗主流完全不同的道路。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生活在金王朝受蒙古势力压迫而衰亡、崩溃的时代，曾任县令等地方官职，仕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致力于诗歌创作和金代文献的编理。
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后世对他的评价甚高。他写了不少论诗的文字，《论诗》绝句三十首尤为著名。他对前代诗人，如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深沉，陶潜之真淳，均极表赞赏，而对宋诗多有不满，且明确宣称“论诗宁（岂）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四库提要》以“高古沉郁”评元好问的文学风格，大体其诗学趣味偏向于一种由内在的热情所决定的浑厚雄放。
金亡前后反映战乱苦难的诗作是元好问诗中最出色的一类，清代赵翼盛赞“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即指此而言。如《歧阳》三首之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龙作五兵？
这首诗以正大八年元军破凤翔战事为背景。在凝练严整的形式中，悲愤的感情以强大的力量向外扩张。尤其五、六二句的象征写法，野蔓绕枯骨的多情而柔弱和残阳照空城那种巨大冷漠的笼罩两相对映，令人深刻地感受到战争的惨酷和诗人内心巨大的痛苦。而结末两句，又跳出“敌”、“我”对立的立场，对人类的战争这一现象提出指控式的责问，也是震撼人心的。元好问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族拓跋氏后裔，仕于女真族的金朝，而面对着蒙古族的狂暴力量，这种复杂的民族背景，恐怕是造成其超越性立场的重要原因。而正是直接从个体的感受出发指控战争，增加了诗歌的情感力量。另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的开头，“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也同样是直截地把战争本身看成是可诅咒的事情。
元好问的词也很出色，他对两性问真情的赞美，较宋人同样主题的词更显明朗热烈，如《摸鱼儿》，据词前小序乃是为“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而作，作者对这一对年轻人不仅毫无指责，而且借二人化为并蒂莲的传说颂赞其精神永存：“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另一首《摸鱼儿》词也写“情”，词前亦有小序：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逮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竞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令改定之。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元好问买雁而为之下葬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吧。“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由雁的故事，激起如此优美的爱情赞歌。
《西厢记诸宫调》及院本和南宋一样，金代通俗文学也有显著的发展，尤其诸宫调与院本，直接奠定了元杂剧的基础。
《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是金中期人。“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泛用的美称（《武林旧事》记临安说书人，也有叫“张解元”的），其名字、身世均不详。惟董解元在作品开头部分曾作过一些自我介绍，如“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之类，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放浪不羁、以创作诸宫调为专业的市井才人。
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描述了一个青年男女自相爱悦的故事，同时留下了一个以伪善的理由掩饰男主人公自私行为的破坏性的结局。这故事中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因素。至宋代围绕这一故事产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赵德麟以说唱形式写的《商调蝶恋花》最为重要，它在情节上虽并无大改动，但对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采取指责的态度，更多地渲染了故事的悲剧气氛，这代表了人们对原故事所持人生态度的不满。
从《莺莺传》三千余字的篇幅，发展到《西厢记诸宫调》五万余字的规模，情节变得大为丰富，其中的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场面都是新加的。因此，作品对人物性格以及因为性格因素而产生的相互冲突可以作出充分细致的描写，能够较好地揭示人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譬如莺莺对张生的爱慕之情态度，从犹豫到坚决，由被动变为主动，最终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爱情，整个过程写得相当曲折。同时，作者又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如张生赴应试时在旅舍思念莺莺的一节，表现其心理活动的曲词长达六七百字，写得十分细腻，这在过去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是没有过的。
总的来说，《西厢记诸宫调》虽然还存在诸如枝蔓过多、有些部分显得松散、个别地方人物的言行表现得不尽合理等缺陷，但在发扬叙事文学的长处方面，它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