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为太子时，围绕着他形成一个以东官僚属为主要成员而影响颇为广泛的文学集团，他们的具有某些明显特点的诗歌被当时一些人从贬义上指称为“宫体”。史书言及官体诗的特点，有“新变”、“轻艳”、“轻靡”等，这些评语的所指并不很明确。参照各种资料简括地说，萧纲等人的诗有相当一部分专写男女之情及女子的容貌、她们所使用的器物等，其中有些包含着程度不等的渲染、暗示情欲的成分，这是“宫体”得名的主要缘由。当然他们也有一部分作品只是题咏自然或人事的，不过这些诗大抵也不注意思想内容。另外，宫体诗在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上也有显著特点，主要是描写细巧、辞采秾丽、音乐性强——特别是七言诗，音节曼婉而流荡。下面是萧纲的一首比较典型的宫体诗《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料。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与传统的表现女性美的作品相比，它显然缺乏一个道德性的主旨，而且它又是用了比较逼真和细致的笔法来描写，在卫道者看来是很容易引发性的联想的。大概，写到“梦笑”两句而止，在旧时代正统观念中尚可接受；到了“簟文”两句，便无法容忍了。而实际上，此诗不过是写了一个青年女子的睡态之美，要说怎么“色情”是没有道理的。
萧绎（508—554）即梁元帝，字世诚，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镇守江陵。平侯景之乱后即位称帝，西魏军攻破江陵时被杀。
在《金楼子·立言》中，萧绎系统表述了他的文学见解。他首先把“古人之学”分为“儒”与“文”二类从根源上对儒学与文学加以判分；而后又把“今人之学”分为“儒”、“学”、“文”、“笔”四类，在文与笔的区分中强调了实用文章与抒情诗文性质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学科性质的判别，由此也否认了文学受经学统属的主张。至于从强烈的抒情特征和声音与辞采之美来确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性质之认识的新水平，有关论述已引用于本章的开头，不再重复。
萧绎的创作风格与萧纲有相近之处，但在浅俗、艳丽、富于音乐性方面更为突出。其七言乐府《燕歌行》在梁代同类诗中较有代表性：
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戌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盹往交河。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晓，遥遥夜夜听寒更。自从异县同心别，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渡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并海连天合不开，那堪春日上春台！乍见远舟如落叶，复看遥舸似行杯。沙汀夜鹤啸羁雌，妾心无趣坐伤离。翻嗟汉使音尘断，空伤贱妾燕南垂。
全篇五小节，除开头一节六句外，其余均四句一转韵，整齐中见变化。齐梁五言诗走向律化以后，形成了篇制短小而语言凝练的特点，而七言诗——尤其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则朝着多用铺排手法、语言浅俗而音节流荡的方向发展，与之形成相互补充。这一诗型在初、盛唐时一度很为流行。
萧绎的《荡妇秋思赋》写游子之妇对远行之人的怀恩，语言浅显，色彩艳丽，音节流畅而情意婉转；《采莲赋》写采莲女子在湖船上摘采莲花时的姿态与咏歌，有一种绚烂而流动的美，都堪称是南朝唯美文学的佳作。
四、北朝及陈、隋诗文
晋室东渡后，北方十六国时期一百多年中文学极为寂寥。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直到北魏后期才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受南方文学影响较明显，但已经显示出与后者的不同。至西魏灭梁之后，一些南方著名文士来到北方，同时北方土著文人的创作水准也显著提高，文学重心实有再度北移之趋势。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梁亡以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到隋统一视为南北文学开始走向全面融合的阶段。
北朝土著作者北魏后期文学开始走向兴盛，较著名的土著作者有温子异（495—547，字鹏举）、邢邵（496—？，字子才）、魏收（505—572，字伯起），史称“北地三才”。《颜氏家训》曾以嘲笑的口吻说到邢邵、魏收于沈约、任防各有所慕，以至争执不下可见那时北方文人还完全没有与南方文人相抗衡的意识。但他们却也并非毫无自己的特点。温子异的七言之作《捣衣诗》从题材。声调、用辞，以及杂用五言句的形式，都可以在梁代歌行中找到祖本，但短小的乐府《白鼻》却颇有特色：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诗写的是北地风情。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贵族少年轻浮放浪而又洋谥生气的情态，在同时的南方文学中并不多见。邢邵的诗中如《思公子》很接近于齐梁文人从南朝民歌中脱化出来的绝句体，而《冬日伤志篇》又较多保存了魏晋诗的余风：
昔日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邀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这诗的意旨颇类于阮籍的《咏怀诗》。辞采方面虽不无齐梁风习，总体上是以朴拙的文笔寄寓深沉的人生感伤，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魏收的诗也多模仿南方风格，《挟琴歌》较佳：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著下成行。
这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虽说是模仿，放在齐梁诗中，也毫不逊色。
但真正能够代表北朝土著作者创作成就的却是《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这两部地理著作，两书中许多片断实为文学散文且更多地显示了融合南北文学之特点的痕迹。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仕北魏，任关右大使时被叛军所杀。其所注《水经》原是古代一部简单记录全国主要水道的书，郦道元为之作注，不仅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众多资料对之加以纠补，还旁及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名胜古迹、风土景物。后面这些内容，尤其是风景描写，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水经注》文章的格局，大抵先以散体文对有关事实加以交代和说明，其中涉及历史人物故事时，每有生动的文笔；而写景文字则多含骈俪成分，文采尤为鲜明。如《河水注·孟门山》，先写龙门的地理位置，而后引古书三种，说明龙门的形成原因及有关传闻。而后着力描绘黄河水流经龙门时冲撞腾扑的气势：“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其文笔之精悍，实不让于南朝骄文名家；而黄河特有的景观，助成了文字的力量。至于脍炙人口的《江水注·三峡》节，则另有一番意趣：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山写水，写四时景物的不同，文笔清丽优美。然郦道元一生足履不及江南，此文实系综合盛弘之《荆州记》、袁山松《宜都记》有关记载而成。这反映出北方文人对南方文学的关注，也表现出作者运用南方文体风格的娴熟。
《水经注》对景物的描写虽非独立的山水游记，但已具备山水游记的一些重要特点，对后世这一文体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北魏人，曾官奉朝请、抚军府司马。“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北魏时佛教炽盛，都城洛阳曾广建寺庙，这些华丽庄严的建筑同时也成为北魏全盛时代的象征。后北魏因内乱崩析，洛阳繁华之地沦为废墟。此书系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衍之因公务重经洛阳后所作，充满抚今追昔、感慨伤怀之情。全书虽以寺庙为纲维，却广涉北魏都洛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阐。
由寺庙的兴废反映北魏政治的盛衰，是本书的中心。故开卷第一条即写由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所建、规模为群寺之冠的永宁寺。这里有对统治者沉湎于宗教狂热而大肆耗费民力的感慨，也蕴涵了永宁寺毁而国破的哀伤。文中以大段文字不厌其烦地记述永宁寺塔通体饰金的详细情况，归之于“不可思议”、“骇人心目”的评语；最后记永宁寺被焚毁，大火三月不灭，“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寓意悲痛而深沉。因旧时洛阳为作者眷怀的对象，故其描绘寺庙的文笔常有动人之处。如写永宁寺塔：“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表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写景林寺，又是另一番景象：“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又写出寺园中幽静脱俗的情趣。
书中记载人物故事、民间传闻也有不少精彩的内容，有的颇有小说趣味。如《法云寺》条中写到河间王元琛的歌女朝云：
有婢朝云，善吹簏，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泰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个朝云假为贫妪，吹簏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箎”
一个歌女的篪声，竟能瓦解众叛军，真是令人神往。同样的例子，还有河东刘白堕所酿酒饮者一醉经月不醒，盗贼劫客夺酒，醉而被擒的故事。如此夸张音乐、酒的力量，正反映了人们对音乐和酒的喜爱，也是对快乐生活的喜爱。书中还记载了一些类似志怪小说性质的民间异闻。如《大统寺》条有一则樊元宝为洛水神之子传书至洛神宫中的故事，同唐代传奇《柳毅传》故事的形成可能有些关系。
庚信与王褒在南北文学融合的过程，一些从南方来到北方的著名文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为特出的是庚信和王褒。
庚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曾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以风格绮艳，被称为“徐庚体”。后于奉命出使西魏时梁为西魏所灭，遂被羁留在北方。先后仕于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庚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诗多宫廷唱和之作，时有“宫体”气息，而在运用精巧的语言细致地描写景物上有过人之长。如《奉和山池》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前二句是细致而精美的画面，后二句更在有限的文字中力求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效果。庚信早期的赋亦多为带有宫体文学气息的绮艳之作，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巨富于音乐感，结尾一段用五、七言交错的类似诗歌的格式，动人地表达了留恋人生欢乐时光的情调。自沈约以来诗赋结合的方法，到庚信，在技巧上又有显著的提高。
庚信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早年所没有的新的文学风貌，其最具代表性的佳作是《拟咏怀》二十七首。这组诗的抒情内容包含了亡国的悲痛、思归不得的哀怨、因仕宦北朝而产生的道德上的自责等等，而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对自我的失落的审视——时局的变化是个人无从逃脱的，在政治生活中所担当的角色是个人无权选择的，有力者的意志是个人无法抗拒的，甚至，如果不愿选择死，个人所信服的道义责任也是不能完成的。生存成为彻底的失败，自我在精神意义上赖以安身托命的东西在哪里呢？只有万般无奈而已了。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大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建功立业的梦想破灭了，琴声书卷也不足以遣愁，虽说人生如梦，却又不能如庄子所描述的那般旷达。在时间的无意义的重复里，何时才能不忧愁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则又可以看到宫体诗式的细巧与精美。
萧条亭障远，凄怆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拟咏怀》之二十六）
李陵、荆轲、项羽，这些悲剧人物的人生场景在诗人眼中的风尘里——浮起，好像在证明厄运的无法避免。
徐陵、阴铿等陈朝作家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年轻时与父徐搞一起出人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专门选录与女性有关的诗篇的《玉台新咏》一书，一般认为就是他在那一阶段编成的。入陈历任要职，曾官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他曾多次出使北方，并在使齐时被羁留二年。所以他的创作情况与庚信、王褒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