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覆灭后，公元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于建业（今江苏南京）称帝，这以后的晋王朝，史称东晋。这是一个完全依赖大士族支撑的王朝，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处在这一环境下的士人，一方面并不放弃对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追求，一方面又渴望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解脱。优雅从容，风流旷达，成为他们特别崇尚的生活态度。与此相应，东晋士族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玄学清谈和山水自然的爱好，这极大地影响了东晋文学的特点。
郭璞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南渡后所作一组《游仙诗》，另外他的《江赋》也很有名。
《诗品》称《游仙诗》“乃是坎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它把虚构的仙界作为永恒和超越的象征，以对照出现实生活中价值观的不可靠和不足道，同时又融入了西晋以来渐盛的向慕隐逸的内容，以表达摆脱人世问的拘束而进入自由境界的幻想，实是过去游仙、咏怀、招隐多种题材的结合。在这个虚幻的超越时空的境界中，可以“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由此看人间，则一切都变得非常渺小，那里的不自由的生活显得格外可怜：“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游仙诗》文辞富艳，在“仙”与“凡”的对照中，表达了对混乱的现实的厌倦和对自由境界的向往，不仅在东晋和南朝深受人们喜爱，对唐代李白、李贺等人的诗作也有明显的影响。
玄言诗风从正始以来，诗歌中开始大量融人老庄哲理，这一方面深化了诗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出现因议论过多而损害诗的形象性和抒情性的弊病。包括阮籍、嵇康、郭璞诸人都有这类毛病。晋室南渡后，玄学清谈盛行，诗歌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变得枯燥无味。这类诗被称为“玄言诗”，留存的数量已经很少。对东晋玄言诗风，《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陶渊明东晋文学总体上说不很繁荣，但生活于晋宋之际而习惯上归于东晋的陶渊明却被后人推举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前期的名将，声威煊赫一时。但到陶渊明时因父亲早逝，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让的生活。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隐居躬耕而终。
陶渊明的思想与玄学有很深的关系，但它又是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生动而丰富的。他的组诗《形、影、神》曾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过一番讨论，所得的结论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把生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归化自然中得到欣慰，不为生命以外的东西而焦虑，也无须强求解脱。他又把老庄思想与原始儒学取舍调和而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人由劳作而得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这也是一种“自然”哲学。
陶渊明是一位全才型的文学家，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隐居的生活，乡村的环境，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用来寄托他的人生理想，而散发出强烈的艺术魁力。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者在描述了在旷远的心境下于不经意间目遇南山（即庐山）的欣悦之后，用“欲辨已忘言”把诗推向一个更玄远的境界。但所谓“真意”实际上在前面已经作出了暗示：在一种醉意的陶然中精神融合于自然，又从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这诗在某种程度上仍可以说是一首玄言诗，不同的是作者用富于情致和暗示的意境取代了抽象的辩说，就恢复诗的特质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进步。
而《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更细致地描绘了乡村的环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六、魏晋小说
“小说”一词，原指琐杂肤浅的言论或道听途说的传闻。所以古人所说的“小说”著作面貌很是纷杂。其中跟现代概念的小说有关的，主要是各种带有民间传说性质的关于神异灵怪的故事。魏晋时期这一类记载开始兴盛，遂成为小说史的滥觞，前人称之为志怪小说。关于魏晋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缘于汉末巫风大畅和佛教传人的刺激。但另外应该注意到这还同魏晋时期社会思想比较活跃自由、人们对不那么正经的读物抱有较浓的兴趣有关。魏鱼豢《魏略》记曹植初见邯郸淳，“诵诽优小说数千言”以民间传说性质的关于神异灵怪的故事。魏晋时期这一类记载开始兴盛，遂成为小说史的滥觞，前人称之为志怪小说。关于魏晋志怪小说兴盛原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缘于汉末巫风大畅和佛教传人的刺激。但另外应该注意到这还同魏晋时期社会思想比较活跃自由、人们对不那正经的读物抱有较浓的兴起有关。《魏略》记曹植初见邯郸淳，“诵诽优小说数千言”以炫才艺，此托（但近来也俳优小说”未必是志怪，但也说明了当时文人好游戏之谈的风气。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和广泛的人生情趣。
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的，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研究者多认为出一魏晋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意见的）。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搜神记》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作品数量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336），字令升，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他在《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
《搜神记》的内容很广，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爱情故事。如《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两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吴王小女》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韩重来墓前相吊，她的鬼魂将韩重邀人墓中同居三日，完成了心愿。这个故事对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规制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情调悲凉凄婉，而紫玉的勇毅与执著尤其令人感动。
《干将莫邪》则歌颂了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故事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长大后，为父报仇。此故事原出于《列异传》，但《搜神记》所增饰的复仇情节尤为壮烈：
（儿）入山行歌。客有违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道名“三王墓”。
文中写于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踬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后改名《铸剑》）。
《搜神后记》《搜神后记》自《隋书·经籍志》即题陶潜撰，而论者多以为出于伪托。但梁慧皎《高僧传》已言及“陶渊明《搜神录》”，可见此说由来已久，纵非陶潜所作，书的产生年代应该也较早。
《搜神后记》中有多则故事写及奇异的女性，与恋爱或相关或不甚相关，但都颇有情致。如《徐玄方女》写已成鬼的徐氏女托梦给马子，要复生做他的妻，马子表示同意——
至期日，床前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意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生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异常。
这里的描写实在是很奇妙。又如《袁相根硕》一则记剡县人袁相、根硕于深山遇两名少女与之结为夫妇的故事，写得似仙非仙，迷离恍惚。此后《幽明录》中刘、阮人天台遇仙的故事，当由此演化而来。还有《白水素女》写谢瑞捡得一大螺，此后每日外出劳作，便有“天汉白水素女”自螺中跃出为其操持家务。这些故事都表现了奇幻的想象力而又包含着实在的人生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