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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3)

对于普希金来讲,他最重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长达五六千行的诗体小说讲的故事同《茨冈》有一点相像:它的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个城市的贵族青年,他阅读了卢梭的作品,觉得俄国的生活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不可能做成这件事。被颓唐的情绪所折磨,他整天花天酒地,过着一种堕落的生活。为了继承叔叔的遗产,他来到一个村庄里,在这儿他认识了一个热情善良的青年连斯基,和他成了好朋友,连斯基正在和一个叫奥尔加的女孩子热恋,奥涅金在参加他们的晚会时,认识了奥尔加的姐姐达吉雅娜。达吉雅娜对奥涅金一见钟情,觉得一个女人要争取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勇敢地表白,于是她就给奥涅金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对他的爱情。这封情书是情书中的经典。几乎每一位读了这封情书的青年都会爱上情书的作者,无论你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奥涅金是一个城市的贵族青年,他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对一个女孩子给自己写的这封信并没有加以重视,他拒绝了达吉雅娜。在一次晚会上,出于郁积已久的苦闷和纨绔子弟的积习,他又同连斯基的恋人奥尔加调情,以至于激怒了连斯基。在决斗中奥涅金杀死了自己的好朋友连斯基。奥涅金返回了城市。达吉雅娜在没有得到奥涅金的爱情后,嫁给了一个年老的将军。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奥涅金在一个贵族的聚会上又见到了达吉雅娜。以宫廷贵妇人身份出现的达吉雅娜,使奥涅金感到她是那么光彩照人。他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现在生活里的那个巨大的缺憾,是应该由达古雅娜来弥补的。他给达古雅娜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将这封信同达古雅娜的情书作一对比,好像是崇尚自然的农村和沉迷浮华的城市之间的对话。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在这部诗体小说中,作者全面展示了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特别是贵族社会。别林斯基称《叶市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是“19世纪俄罗斯的百科全书”。

这部书是精神贵族的忏悔录,它给了自以为高贵的精神贵族们一记耳光。在第二章中诗人写道:

现在你们沉醉它,

这轻浮的生活吧,朋友们!

我了解它的空虚,

所以对它很少眷恋;

对于种种的幻影我已经闭上眼帘;

……

小说对贵族生活的虚伪和平庸的揭露人木三分,酣畅淋漓。由此,奥涅金这个形象开创了“多余人”的画廊,成了“多余人”形象的第一人。而达吉雅娜是俄罗斯妇女中的一个自然女神式的纯美形象,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这部长达五六千行的诗体小说不仅在叙述上非常流畅,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常常有作者现身说法,发表一些很机智的妙论,使整个的叙述显得很活泼、跌宕有致。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发展方面的意义是深而且大的。对于一切俄罗斯人,他是下列诸问题在丰富的艺术中的总的阐释:什么叫做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精神的全部力量努力趋向哪一方,以及俄罗斯人的理想是什么。普希金的现象是一种证据,他证明文明的树已经成熟到产生果实,并且它的果实不是腐烂的,而是丰美的金果。”

下面再介绍一位作家——“自然派”的奠基人果戈理。

果戈理在青年时代也是向往浪漫派的,他最初的作品叫《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部作品描写了乌克兰迷人的风习、传说,特别是那些在月光照耀下的女水鬼,非常美丽动人。他在青年时代还写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的故事》这两部小说集。引起了整个俄罗斯震动的是他的一部喜剧,叫《钦差大臣》,讲骗子赫里斯达霍夫冒充钦差大臣,出现在一个小城市,市长和各个局长都惊恐万状,听说钦差大臣来视察,不辨真伪,全都迎上前去阿谀奉承,丑态百出。市长不仅送上了自己的女儿,而且,送上了自己的夫人。就在这些市长和局长们争相向这位假钦差献媚求宠的时候,真的钦差到了,整个戏剧以所有人的哑口呆立而结束。在当时,看戏的大都是一些贵族男女,就在他们忘情地捧腹大笑时,戏剧中有一句台词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笑的是你们自己!”在场的那些男女像被电击一样,嘴巴张开定在那里,瞠目结舌。这部剧本的扉页有一句名言:脸丑莫怪镜子。这句话简练地揭示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句警言卜通过骗子揭露社会上层的丑恶,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模式。1980年代,中国有一部话剧叫《假如我是真的》,就是《钦差大臣》的中国版。

《钦差大臣》引发了官方的愤怒,果戈理没法在俄国呆下去了,他被迫流浪到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国家。他在国外写了更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小说《死魂灵》第一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做乞乞可夫,是一个暴发户,他善于用巧取豪夺的办法,在官场上厮混,一步一步地爬上去。有一天突然一个念头一闪,他想到了一条妙计,就是把那些地主手里已经死掉但是还没有注销的农奴的名字买来,把这些名字拿到救济局去抵押,他可以用几个卢布就买到一个名字,然后一个农奴可以抵押200卢布,如果买1000个死魂灵就是20万卢布。想出这样一个发财的妙计,他就开始到农村去收买“死魂灵”。果戈理通过对各式各样地主的人木三分的刻画,向我们描绘了俄罗斯农村衰微破败的情景。他写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可笑的,让你大笑不止,但是在笑中,又有不分明的泪。所以鲁迅说,《死魂灵》是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写出来的。

果戈理是一个富有宗教激情的作家。他惊骇于俄罗斯对博爱精神的贫乏,乞乞可夫就是撒旦,而小说中的那些地主、官僚是真正的“死魂灵”,即失去了“兄弟之爱”的罪者,世界则是使所有活物都窒息的“洞穴”。但是,当他这样描绘世界的时候,按照东正教的逻辑,他应该写到“复活”。当有人问及乞乞可夫能不能再生时,他说:“永生、未来复活的春风将会结束一切。”但是,忠实于现实的果戈理写不出俄罗斯的复活。为此,他感到极端痛苦,十分恐惧,甚至全身颤抖,连连追问,是不是有一种恶魔的力量一直控制着他的笔。在逝世前的9天,他焚烧了《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死前的遗言说:“你们要成为复活的灵魂,而不是死魂灵,除了耶稣基督指出的大门,没有别的大门。”第二卷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片。《死魂灵》(第一卷)直到现在依然是不朽的作品。

还有一位作家是费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和前面两位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普希金也好,果戈理也好,他们都是出身于贵族,出身于上等人的家庭,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真正从下层走出来的作家,所以他对下层的市民有很深刻的了解。他的成名作《穷人》,写了一个很穷的文化人,为了拯救一个妓女,自己尽可能地做出各种努力,没有奏效,这个妓女最终还是回到了侮辱她的地主身边。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揭示了一个有一些文化的下等人、穷人内心的尊严失落的独特的心理状态。比如他没有钱买鞋,上街的时候光着脚走路,这对他来讲,首先痛苦的不是他光着脚走路有多么难受,而是感到很丢人。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想,希腊的哲学家都是不穿靴子的。想到这里,心里就比较愉快了,他可以光着脚坦然地在街上走,而且有理由去藐视那些穿着靴子的富人。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听起来觉得熟悉,因为鲁迅先生写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样的。这位叫做杰符什金的下等文官就是在俄罗斯的阿Q,但比阿Q多一些文化和正义感,因而也就更令人感到可笑和心酸。

陀斯妥耶夫斯基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些秘密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反抗沙皇的秘密结社活动,他因此而被捕,甚至被宣布处以极刑;他也曾经被流放。他在受到这些刑罚的时候,没有屈服;但是在被流放之后,他的确是变了一个人,他强调忍让、顺从,希望靠善良和爱来拯救人自身。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三部:《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比较杰出的中篇小说,比如《死屋手记》和《白夜》。

《罪与罚》写的是一个大学生,叫拉斯柯尔尼可夫,他非常穷困,住在一个下等小店里,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过这种生活。他认为人分为两等,一些人就像人身上的虱子一样,活该过一种下等的、卑贱的生活;而自己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自己就应该成为一个“高等人”,一个“人类的恩主”。但是他当时又非常穷困,他觉得他应该把那个放高利贷来摧残人的老太婆杀掉,因为很多人都欠这个老太婆的钱。他可以说是非常理性的,出于要做人类的思主的观念,经过非常精心的策划,拿着一把斧头把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砍死了。砍死以后他看到老太婆的血浆从身体里面流出来,很奇怪的是他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甚至于还在那个作案的房间里磨蹭了一下,以至于差点被警察抓住。回到家之后他也很平静,不小心差点儿对看门人说出这件事来,只是那个看门人没在。大概过了一夜之后,他突然感到非常恐惧,以至于警察来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他晕了过去。更可怕的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并不是想做什么人类的恩主,那都是一些表面的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实际上自己内心就有一种杀人的渴望、一种恶的东西,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支撑着自己的理由。自己实际上和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样,是个恶人。后来是靠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索尼亚,来拯救他的灵魂。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牛所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特点,鲁迅说,他善于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面,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鲁迅先生也说,这种对于灵魂的拷问,实际上也是对读者心灵的拷问,往往使人不堪忍受,不能够卒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心灵世界挖掘的深度,在19世纪只有列夫·托尔斯泰能和他相比。高尔基高度评价这两位作家,并且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天才。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心灵世界有很多研究,除了小说以外,他还写过一些很重要的论文来揭示人的心灵的秘密。他在揭露心灵世界方面的成就使他被推崇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文学上有一个奇迹般的时期,现在被称为“白银时代”。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波及俄罗斯,同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结合,产生了一批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家和作家。思想家中有别尔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和吉皮乌斯;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罗维也夫。布尔加可夫、勃洛克、别雷、马雅可夫斯基、阿赫马托娃、古米廖夫、霍达谢维奇、叶塞宁等。其中较多的是诗人,索罗维也夫开创了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河,勃洛克的抒情诗和长诗《十二个》堪称经典,马雅可夫斯基开创了未来主义的诗歌流派和“楼梯式”诗歌模式;布尔加可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别雷的《彼得堡》是小说中的奇葩。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大都是宗教自由主义者,其中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怕我认识》都是极富才思的直觉型思辨成果。它显示了俄罗斯文化不仅造就文学硕果,而且可以结出灿烂的思想之花。但是,“白银时代”的文化人大多是俄罗斯没落贵族的后裔,一种傲视群伦的习气同悲观沮丧的人生观念融合在一起常常发出不可避免的霉味儿。只有少数人敢于扑向烈火,在革命的火焰中焚烧和升华自己。但苏维埃政权给予他们的却是迫害。这个惨痛的教训至今还没有人说得清楚。

各位在书店里很容易找到各种“白银时代”作品的结集,只要稍微一翻就发现,大家对“白银时代”的理解千差万别,大相径庭,被列人的作家也不很相同。例如,有的人把高尔基也列人其中,而高尔基同“白银时代”的许多作家在创作方法、创作原则上是尖锐对立的、像仇人似的。俄国的文学史家一般倾向于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但不把它作为文学史上断代的依据。西方有一些学者,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来重新塑造俄国文学史,意在把同西方一致的现代主义提到最高位置,贬损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成就。关于“白银时代”的文学目前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对此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有关的书籍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