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家曹白曾是鲁迅的弟子，他与鲁迅交往颇多。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可以给曹白的复信、寄书达25次。1936年6月，病榻上的鲁迅无法给朋友写信，但对曹白仍是有信必复，自己无法搦管濡墨，就口授许广平代笔。曹白的回忆虽然筒单，但却是第一手的，也鲜为人知。
沪战之后第二年的10月8日，我在一个艺术学校里，突然被捕了。但那被捕的原因，当时却一点也想不到。我在什么地方犯了他们的法律呢？这疑问，还是直到在“拘留所”里进行了第一次拷问的时候，才明白的：是为了刻木刻。
但审判官一判就判了我五年！
然而天下的审判官大抵以“慈祥”的为多；他又以法律的第七千七百七十七条的优待条例，判曰：“被告……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自然，这比别人看一本书，就要坐五年或十年，判无期或“解放”，也委实是宽恕得多了。我因此也就很高兴。
去年年初出了牢监，过了五个月，囚犯生活的惨苦的影子，在我的脑膜上淡漠了一点，我又手痒起来了，就又刻了两幅《鲁迅像》和《鲁迅遇见祥林嫂》。后一幅是取材于《彷徨》首篇的《祝福》的。那时，全国木刻联合会要在上海举行一次展览会，叫我去参加，我就把我的粗笨而拙劣的仅有的这两幅新作，送了去。那倒并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一番的缘故，其中以“再给你看看”的复仇的念头居多，是带着一点忿恨的。
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我就去
看，发现自己的两幅，只剩《鲁迅遇见祥林嫂》，不见《鲁迅像》了。我立刻去问主持展览会的人。
曹白刻的鲁迅像，鲁迅亲笔题词 但他说：我的那张《鲁迅像》不能展览，检查老爷说的“不行！”
“不行”就由他去“不行”吧，我默默地回去了。
今年“三.一八”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我要整理一下箱子了。竟在书籍和杂物的零乱中，捡到了我的那幅“不行”的木刻——《鲁迅像》的拓片。但又不知为什么，对于这粗笨而拙劣的东西，自己忽然爱惜了起来。而且就把它立刻寄给了鲁迅先生。意思是叫他知道知道，就像我这样不够格的东西，也是“不行”的木刻，是属于禁止之列的。
但等信一发出，自己就觉得很懊恼。想，我将会引起鲁迅先生的猜疑的吧？“不行”由他去“不行”就是了，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
可是不然！隔不了三天，鲁迅先生给了我回信了。我捧着他的信，惊喜的、无遍数地贪婪地读着：
曹白先生：
顷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
专此布复，并颂时绥。
鲁迅3月21日
由于我们的心的深深的共鸣，我们的友谊就从此开始了。
但这是别人所不晓得的。
我自然对他说起我的身世，我的可怜而复可笑的坐牢故事。对于后者，他觉得非常之骇异。于是，他要我把这故事的原原本本，讲给他听。那时，校里正在小考，我忙于出题目，批卷，结分数。但我竟在一整夜，写了一篇《坐牢记略》，给了他。他说原文在中国不能发表，还是“让我在你的略记里，摘几段起来，做一篇罢”。这就成了他在《夜莺》上的那篇《写于深夜里》。
此后，我们在通讯里，什么都谈。从木刻，文学谈起，一直谈到指挥刀和叭儿狗。自然，我是益见其浅薄或无学了，但我们在暗底里的交谈，倒也是毫无“忌惮”的。但这却是别人所不晓得的。
可是他对于青年人的鼓励和原宥，关怀和支持？’他的热烈，他的坚韧；他对于黑暗的憎恶，对于光明的企求，常常在给我的信里，像在他的著作里一样的表现出，指示出，坚持着！
所谓“爱”我是一向不懂它的，而且我也没有尝到过。但和他通讯之后，我才算了解到“爱”了。——人间的温暖到底也还剩着一点儿。虽则这温暖，只在阴暗中流着。然而惟其如此，也就益见它的宝贵了。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虽则出了监狱，身边还有狗眼在炯炯，并不很自由；虽则做了先生了，但信也常常要防拆，他就说：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胜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地活下去吧。”
是的，我们这样地活下去吧。
但他在五月里大病了，躺在床上，连翻身也难。我像所有关怀着他的人一样的记挂着他。我要去看他，许先生却说，“你还是不要来的好”；我因此也就没有去。
六月中旬，连报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病重的消息。那时，北方有一个金君给了我一封快信，要我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的病状的通讯，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许多人太关心他了。然而鲁迅先生的病状，我知道得很少，几乎只能缴白卷。无法，又只得写信给许先生了。
没有几天，许先生的信来了：
曹白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们的热心，我们是很知道的。不过要写明周先生的病状，可实在不容易。因为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
挣扎相关，三言两语，实难了结。
所以我只好报告一点最近的情形：大约十天以前，去用X光照了一个肺部的相（像，编者注），才知道他从青年至现在，至少生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巳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医生都非常惊异，以为大约是：非常善于处置他的毛病，或身体别的部分非常坚实的缘故。这是一个特别现象。一个美国医生，至于指他为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可见据现在的病状以判断将来，巳经办不到。因为他现在就经过几次必死之病状而并没有死。
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每天来寓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据说这目的不久就可达到，那时候，热就全退了。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约先生急于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么样吧？这是未来之事，谁也难于豫言。据医师说，这回修缮以后，倘小心卫生，一不要伤风，二不要腹泻，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样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状而论，我以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专此布复，并候
在民国遇见鲁迅健康！
景宋上6月25日
这也实在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要鲁迅先生放弃工作，“小心卫生”就很难。那末就要“拖”不“巧妙”了！这篇通信我实在写不下去，而且也就不再征求许先生的同意，我把她给我的信，录了一份，寄给北京的金君。
北方的惦念着鲁迅先生的病状的人，看了许先生的这封信，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我自然是不晓得的。
但他此后的病也到底逐渐逐渐地好起来了，以至于能够到处走动。
上个月的八号，是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展出的最后一天了。我丢了授课，就到八仙桥去。虽则从“不行”的木刻之后，因为职业给予我的事务的纷繁，将有一年不动手了，但到底还想去看看。到那边还没有十分钟，碰巧，鲁迅先生也来了。他的帽子是故意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下的厚厚的胡须。但在冬天，就连胡须也不给人看，他把围巾围没了。这打扮，使有些人就不免说：“鲁迅真古怪。”但这为的是要避去狗眼，1931年给他的教训太大了。
我走上去，向他招呼。他把头仰起来，用发亮的眼光看看我，嘻开了嘴，点一点头，然后说：
“哦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会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这样想。不过我们那边搬家的嚷嚷，看到听到都不好过。”我想不出什么再说下去了。只是自己捏着自己的手。
“嗯嗯。北四川路上每年总有这样的一回。也受惯了。嘻，我们一起看画吧。”我就跟着他一起看。这时候，另外几个青年也都围上来，跟着他看，听着他的批评。
已经看完了作品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到了批评的地方了，他就坐下来，拿了批评簿，翻着看。当他看到那些题着“艺术之光”“力的艺术”之类的高洁的批评时，他就低缓地说：
“这是‘匾V’——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
他看到那些写着这展览会最好开到贫民窟，或灾处，或穷乡僻壤，或东北去的义正辞严的批评的时候，就说：
“这些都是不会做事的呆鸟！”——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说：
“先前我开了一个版画展览会，不知费去了几多的周折，才开得成功的。但结果还是把柯勒惠支（Kollwitz）的《农民战争》挂开，瞒住那些官老爷的狗眼。”——这又害得大家都笑了，而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