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懂政治的人一定说：“要得民心。”认为“得民心”就可以治国，那就是伊尹、管仲也都没用了，全听百姓的就行了。百姓的智慧之不可用，就和婴儿的心是一样的。婴儿不剃头肚子就会疼，子不开刀脓就会越鼓越大。剃头开刀必须有人抱着，慈母动刀，就这样还是啼哭不止。婴儿是不懂受点小苦而可以得大利的。如今君主急于耕田锄草，以加厚百姓的基业，却认为君主残酷；修刑法，重赏罚，却认为君主严厉；征收钱粮以充实粮仓，还能救济灾荒，准备军用，却认为君主贪婪；国内百姓必须熟练兵器和作战之事，而无私人请托以及解免兵役等，才能齐心协力拼杀以捕获俘虏，却认为君主残暴。这四件事是为了国家的安定，而百姓不知喜悦。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士，因为百姓的智慧不足以学习和应用。古时大禹疏导江河消除洪水，而百姓却聚瓦累石；子产开荒植桑，郑国的人却肆意诽谤。大禹是为了天下百姓得利，子产是为了保全郑国，这样还遭诽谤，由此看来，民智显然是不能采用的。所以世上寻求贤人，为政而期望适合民众的口胃，都是祸乱的根源，是不可以作为治国之道的。
忠孝
【原文】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得为臣主，退不得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教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古者黔首悦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许由是也；已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尧、舜是也。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
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诸侯言从者日：“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译文】
天下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然而却没有深入明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慎推行，因此天下混乱；都认为尧、舜之道是正确的而效法他们，所以才有臣子杀死君主，有人违逆于父。尧、舜、汤、武有的违反了君臣之义，因而搞乱了后世的教化。尧为君主而使其臣为君，舜为人臣而使其君为臣，商汤、周武为人臣而杀害了他们的君主，还在其尸首上用刑，而天下都赞颂他们，这就是天下至今还治理不好的原因。所谓明君，是能够使他的臣下顺从；所谓贤臣，是能够明审法制，尽心尽职而拥戴君主。当时尧自以为英明而不能使舜顺从，舜自以为贤良而不能拥戴帝尧，商汤、周武自以为义而杀害了他们的君长，这是所谓明君常常这样失去帝位，所谓贤臣也是常常夺取权位的情况。所以一直到现在，作为儿子有的夺取了父亲的家业，作为人臣有的夺取了他的君主的国家。父而让子，君而让臣，这不是规定名位统一的教化之道。臣听说的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这三条理顺了，则天下治；三者相悖，天下就会乱。这是天下世代相守的常规。”这是明君贤臣不应改变的，尽管君主无道，臣下也不敢侵犯。如今尊崇贤良、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这是背逆治国之道的，而天下常常认为这样才能治国，因而田氏篡夺了齐国吕氏的政权，戴氏篡夺了宋国子氏的政权。这些都是既贤且智的人，难道是愚昧、不肖的人么？这就是废法贵贤则乱，舍弃法制任用智者则危。所以说：“尊尚法治而不尊尚贤良。”
古书上说：“舜看见其父瞽瞍，他的容貌就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孔子说：“当此之时，是相当危险的，天下岌岌可危。这样的有道之人，父亲固然不能把他当作儿子，君主也不能把父亲当作臣子。”臣认为：孔子本来就是不懂孝悌忠顺的道理的。然而有道之人，上不得作为臣的君主，下也不得作为子的父亲么？父亲所以要有贤子，家贫就能使他富裕，父亲受苦就是为他安乐；君主所以需要有贤臣，如此，国家混乱就能得到治理，君主地位卑下就能得到尊重。如今家有贤子而不为父尽孝，父亲执掌家务操劳太苦；国有贤臣而不为君主尽忠，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很危险。那么父有贤子、君有贤臣恰恰成了祸害，难道这能得利吗！所谓“忠臣是不危害他的君主的，孝子是不反对他的父亲的”：而今舜由于贤良而取代了帝尧的国家，而汤、武由于义而流放、杀害了君主，这些人都因为贤良才危害了他们的君主，而天下还称颂他们。古时的刚正之士，上不向君主称臣，下不顾自家，这就是对上反对他的君主，对下反对他的父亲。总之，上不向君主称臣，下不顾家，这是惑乱世道、灭绝子嗣的行径。因此以尧、舜、汤、武为贤而肯定刚正之士，就是惑乱天下的道术。瞽瞍是舜的父亲，而舜把他给流放了；象是舜的兄弟，而舜把他给杀了。放父杀弟，不可以称之为仁；娶帝尧的两个女儿为妻而夺取天下，不可以称为义；没有仁义，不可以称之为明。《诗经》上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君主的；率土之滨，没有一个人不是君主的臣子。”《诗经》的话如果可靠，舜就是上使他的君主为臣，下使他的父亲为奴，使他的母亲为婢，娶君主的女儿为妻。以此刚正之士，内不顾家，就是惑乱人世而又灭绝子嗣；外对君主逞雄，即使朽骨烂肉，布于土地，流向河谷，也不避水火，如果天下尽皆效仿，这是使天下到处死人而希望早亡，这都是逃避现实而不去治理的人。世上所谓的刚正之士，离开众人独自行，为了与常人不同，倡立恬淡之说，讲恍惚之言。臣认为恬淡是无用的说教，恍惚是无视法令的言谈。说话无视法令，说教出于无用，天下还称之为明察。臣认为人生必定要侍奉君主、赡养父母的，侍奉君主、赡养父母不可以恬淡；治理民众必须是言论忠实于法术，言论忠实于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是惑乱天下的不法道术。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争着夺取父亲的家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争着夺取国家大权。作为儿子来说，常常赞美别人的父亲说：“某某之父，晚睡早起，奋力生财，以养活他的子孙和奴婢。”这是诽谤他的父亲。作为人臣，常常赞美先王的德行厚重而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诽谤他的君主。诽谤他的父亲，是不孝，而诽谤他的君主，还被天下称赞，这就是混乱的原因。所以人臣不能称道尧、舜之贤，不能赞美汤、武之功，不能说刚正之士如何高尚，尽力守法，专心于侍奉君主才叫做忠臣。
古时的百姓是愚昧、安静的，所以有虚名的人就可以取得天下。当今的百姓狡猾有智慧，什么事都想自己做，不听君主的。君主必须用奖赏来鼓励他们，然后才能前进；并且使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然后才不敢后退。而世上都说：“许由辞让天下，奖赏不足以鼓励他；盗跖犯法才逃难，惩罚也无法禁止他。”臣认为：在没有天下的情况下，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这就是许由；在已经治理国家天下的情况下，还不把天下国家当一回事，这就是尧、舜。毁谤清廉而追逐财富，冒犯刑法而追逐私利，不顾死活，这就是盗跖。这两种人是危险人物。要治理国家役使人民，就不能用这两种人的行为方法作标准。治，长久之治；道，长久之道。危险人物的玄妙之言，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因而天下的上士，用奖赏也鼓励不了；天下的下士，用刑罚也禁止不住。然而为上士不设奖赏，为下士不设刑罚，治理国家役使百姓的法治方略就会失去作用了。
所以世人很多都不谈国法而谈合纵连横。诸侯中谈合纵的人说：“合纵成功了，肯定可以称王称霸。”而谈连横的人说：“连横成功了，肯定能够统一天下。”山东诸国谈论合纵、连横的，未尝停息一日，然而功名不成，霸业不就，就因为是浮夸之言，浮夸之言是根本不能治理天下的。统一天下的人是特立独行的君主，所以才能称王，因此三王不使用讲求离合而使天下走上正路，五霸也不是靠合纵、连横才明察天下的，只要把国内从根本上治理强盛，然后才能控制天下局势。
人主
【原文】
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魏。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
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移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合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进说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游宦之士焉得无挠于私门而务于清洁矣？此所以聚贤能之士，而散私门之属也。今近习者不必智，人主之于人也或有所知而听之，入因与近习论其言，听近习而不计其智，是与愚论智也。其当途者不必贤，人主之于人或有所贤而礼之，入因与当途者论其行，听其言而不用贤，是与不肖论贤也。故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奚时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人君之所以身遭危害而国家灭亡，就是因为大臣太尊贵，左右近侍太威风了。所说的尊贵，就是无视法令而擅自行动，掌握国家的权柄而为个人图谋私利。所说的威风，就是能左右权势而使权轻者重，使权重者轻。这两种情形，是不能不明察的。要说马拉车能够任重致远，是由于筋力强壮。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能够控制天下，征讨诸侯，就是由于威势强大。所谓威势，就是人君的筋力。如今大臣有威严，左右近侍控制大权，这是君主放弃权力；君主放弃权力，还能保住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过人、擒捉野兽，就是因为它们有爪牙；倘使虎豹失去爪牙，人肯定能制服它们。如今势重就是君主的爪牙，要统治人民而放弃爪牙，就和虎豹失去爪牙一样了。宋国国君放弃爪牙给子罕，齐简公放弃爪牙给田常，而不早日收取他的权力，因此身死国灭。如今没有智术的君主都明明知道宋君、齐简公的失策，而不觉察自己的过失，就是不知考察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