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
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弗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不剔移首则腹痛，不扌副痤哆则寖益。剔首扌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哭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世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译文】
世上有声望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造诣最深的是孔丘，墨家造诣最深的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所以在孔、墨之后，儒家分为八个派系，墨家分为三个派系，他们各自学说的取舍相反而又不同，而他们又皆自称是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又有谁能够评定后世的派系呢？孔子和墨子都称道尧、舜，而取舍各自不同，都自称是真尧、舜之道，尧、舜不可复生，又有谁能够评定儒、墨的真实情况呢？自殷至周七百多年，虞、夏至今两千多年，而不能评定儒、墨的真伪，如今又想审察三千年之前的尧、舜之道，那恐怕是很难断定的吧！没有多方面的验证，而认为一定如何，那是愚昧无知；不能肯定就把它作为依据，那就是欺人之谈。所以，明确肯定地说是根据先王，根据尧、舜，不是无知就是骗人。无知而又骗人的学说，驳杂荒谬之行为，明主是不会接受的。
墨家的丧葬是，冬天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就穿夏天的衣服，桐木棺材三寸厚，服孝三个月。君主认为很节俭，而尊重他们。儒家是破家而葬，守孝三年，几乎不吃不喝，身体衰弱到难以支持的地步，只好扶杖而行。君主认为孝行可嘉而尊重他们。如果承认墨子的节俭是正确的，那就要反对孔子的奢侈；承认孔子的孝行是正确的，那就要反对墨子的乖戾。如今孝行、乖戾、奢侈、节俭都在儒、墨自己身上，而君主一并加以尊敬。
漆雕氏主张，兵刃即将刺到脸上，面不改色心不跳，即将刺到眼睛上，依然是目不转睛；自己做错了事，对方是奴婢自己也要改，自己做对了，对方是君主自己也要理直气壮，君主认为他刚正而尊重他。宋荣子主张，讲究不斗不争，采取不报仇的态度，不以蹲监狱为耻辱，被人欺负也不羞愧。君主认为能宽恕而尊重他。如果认为漆雕氏的刚正是正确的，就要反对宋荣的宽恕；认为宋荣的宽恕是正确的，那就要反对漆雕氏的凶暴了。而宽恕、刚正俱在二位身上，君主就都加以尊重。自从愚昧无知的欺人之谈、驳杂荒谬之说争雄，而人主一一接纳，所以天下之士的言谈无一定之规，行为也没有准绳。冰炭不能放在一起，寒暑也不能同时俱至，驳杂荒谬之说也不能两立而治国。如今兼听驳杂荒谬的学说、荒唐的行径、同异之辩，国家怎能不混乱呢？君主听之任之，那么在治理民众上也必然是这样了。
如今为学之士谈治国，很多人都说：“给穷人土地以充实他们的家业。”现在，有人与别人相差无几，没有什么丰年和额外的收入，而能交足赋税的，不是尽力耕作就是非常节俭的人；有人本来与人相差无几，也没有饥荒、久病或灾祸，而唯独他贫穷，那他不是奢侈就是懒惰了。奢侈懒惰的人就贫穷，力耕节俭的人才富裕。如今君主征收富家赋税以救助贫穷人家，就是夺取勤俭人家的财富而给予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要求百姓努力耕作而节约用度，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人主张，不人危城，不去军旅，不以天下的大利换取自己的一根汗毛。人主一定会听从和尊重他，认为他的智慧是可贵的，行为是高尚的，是轻物重生的人。而君主陈列的良田大宅，设立的爵位俸禄，不就是为了换取百姓的拼死效力么？然而尊贵轻物重生的人，而期望百姓能够出死入生为君主殉难，是根本做不到的。收藏书籍，学习言谈，聚集门徒，讲习儒学而评议，君主必定听从、尊崇他们，还说：“尊敬贤士，是先王之道。”而官吏要收租税，交租税的是耕田的人；君主所豢养的却是为学之士。耕田的要纳重税，而为学之士却得到许多奖赏，这样还强求百姓努力耕作而少言寡谈，是不可能的事。节操规定的很高而又明确，简直是不可侵犯，一旦听到怨言，必定拔剑相斗。君主必定尊重他，认为这是自爱之士。于是斩敌之功不赏，而私人斗殴却受到尊重、名声远扬，还强求百姓拼命拒敌而无私斗，那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则养儒生侠士，国家危急而用将士兵卒，所养的不是所用的人，所用的不是所养的人，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
况且君主听取为学之士的言论，如果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就应当宣布于官府而任用其人；如果认为不正确，就应当免去其职而禁绝他的学说。而今认为是正确的也不宣布于官府，认为是错误的也不禁绝他的学说，正确的而不用，错误的也不禁绝，这就是乱亡之道。
澹台子羽有君子的容貌，仲尼几乎要赞许他，和他相处时间一久，才知道他的行为不符合他的容貌。宰予的言谈，雅致而有文采，仲尼几乎要赞许他，和他相处时间一久，才知道他的识见和他的辩才并不相称。所以孔子说：“以容貌取人，就会看错子羽；以言谈取人，就会看错宰予。”所以就拿仲尼的见识来说，还有失实之时。如今新起的辩才泛滥已超过宰予，而世上君主的观听，晕眩已超过仲尼。为了喜欢他的言谈就任用他，能不发生错误吗！因此魏国任用孟卯的辩才以致发生华阳城下的大祸，赵国听任马服君赵括的辩才以致发生长平惨败，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辩才的过错。要说铸剑加锡而只看青黄，欧冶子也不能说这就可以锻造出锋利的宝剑；在水中能杀鹄雁，在陆上可斩驹马，就是奴婢也不会怀疑它的锋利。光看马的牙口和体态，伯乐也不能断定就是千里驹；给他一辆车而察看它跑到最后的情况，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这马的优劣。观容貌服饰，听他的言谈，仲尼也不能断定他就是人才；给他一官半职先试试，考核其功绩，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的愚智了。所以说，明主任用官吏，宰相必须是从州县里提拔起来的，猛将必须是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有功的一定要加以奖赏，因而爵禄越厚，就会更加奋勉；官级升进，职位提高，就会更加用心治国。爵禄越大官职越高才能治理得好，这才是王者的治国之道。
有千里磐石，不能叫做富；有百万象人，也不能叫做强。石头不是不大，象人不是不多，而不能叫做富强，就因为磐石不能产粮，陶俑不能拒敌作战。如今商、官和一些有技艺的人，不耕种而食，就是不能耕种的土地，和磐石是一样。儒生和侠士不服军役而显荣，百姓就会不听使唤，和陶俑相同。知道磐石和象人的祸害，而不知商官儒侠也是不能开恳土地的，是不听使唤的民众，就如同不知事类相推之理。
所以敌国的君主，虽也欢迎我的主张，我肯定不能使他进贡称臣；关内侯尽管不赞成我的主张，而我能让他带礼物来朝拜。因此，力大就能使人来朝，力小就得向人家朝拜，所以明君务必努力。管教严的家里没有骠悍的奴仆，而慈爱的母亲就有败家子。我因此知道威势可以禁止暴行，而厚德不足以禁止作乱的。
要说圣人治国，不是依靠人家自觉地做好事，而是依靠法度使人们不得为非作歹。依靠人们自觉地做好事，国内没有十人；使人们不得为非作歹，整个国家都能使之整齐划一。要想国家太平，就要使用众人而舍弃少数，所以不从事道德而致力于法治。要想依靠自然就直的箭，一百代也找不到一只；依靠自然就圆的木材，一千代也做不出一只车轮。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一百代也没有一只，而人们都乘车、射猎，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使用了矫正的工具。尽管有不用矫正而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匠也不认为珍贵。因为乘车的并非一人，射箭的也不会止于一发。不依靠赏罚而依靠自善的百姓，明主不认为这是珍贵。为什么要这样呢？国法不能放弃，要治理不止是一人。所以有术的君主，不追随偶然的善行，而是执行必然之道。
现在有人说：“一定让你聪明长寿。”世人肯定说他骗人。聪明与否，这是天性；寿命长短，这是命里注定。性命不是跟谁学来的，而用人之所以不能去讨人喜欢，这就是世人所以认为他是骗人的原因。说这事是不可能的，告诉你不可能，这是真情，也是天性。用仁义教导人，也是用智慧和寿命之说去讨人喜欢，有术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赞美毛嫱、西施的美丽，对自己的面貌并无益处；用胭脂脂粉化妆，可以比原先更美。谈先王的仁义，对治国并无补益；明确我主张的法度，坚决执行赏罚，也是国家的化妆品。所以明主以法治为当务之急而延缓颂扬先王之道，所以不讲仁义。
如今巫祝祝贺人说：“让你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嘈杂震耳，然而没有迹象能延长君主一天的寿命，这就是人们轻视巫祝的原因。当今的儒生游说君主，不讲究现在怎样治国，而谈过去治国的功绩；不察官法之事，不明察奸邪之情，而说上古的传闻和声誉，先王的成功。儒生美化他们的言词说：“听了我的话就可以称王称霸。”这是巫祝的说法，有术之君是不接受的。所以明主兴办实事，取缔无用之言，不讲仁义之道，不听为学之士的无用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