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辔金百溢辔，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贞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译文】
一
上古之世，人民稀少而禽兽众多，人民敌不过禽兽虫蛇；有圣人兴起，在树上构筑巢棚以躲避禽兽的危害，人民喜欢他，便推举他为领袖统领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的瓜果蚌蛤，腥臊难闻，伤害脾胃，人民多病；有圣人兴起，钻木取火，用火烤煮食物除掉腥臊，人民喜欢他，推举他为领袖统领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洪水泛滥，鲧和大禹开掘河道疏导洪水。近古之世，夏桀、殷纣凶暴，祸国殃民，成汤王、周武王征讨桀、纣。如果夏朝有人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如果殷、周时有人开河道排洪水，一定会被成汤王、周武王耻笑。然而有人把尧、舜、汤、武、禹王的治国之道用在当今而加以赞美，一定会被新圣人耻笑。因此圣人不是期望学习古代，不是效法古代的制度，不是遵行古法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世情的变化发展，经过分析研讨，设施和制度才完备起来。宋国有一个耕田的农夫，田中有个树桩，一只兔子跑来，一头撞在树桩上，脖子折断而死。农夫放下翻土的工具而守着树桩，希望再来兔子。兔子不能再得，而他却被宋国人耻笑。如今想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今世上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古时男子不耕田，草木的果食足够人吃了；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毛足够人穿衣了。不必用力而营养就会充足，人民稀少而财货有余，所以百姓没有纷争。因而丰厚的赏赐无处用，严厉的刑罚无处使，人民就能自治。而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爷爷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因而人口多而货财少，为了生存用力多而供养薄，所以人们争夺：尽管加倍赏赐，加重处罚，还是免不了作乱。
帝尧治理天下时，苫房上的草都不修剪，椽子也不雕刻；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用小鹿皮做袄，夏天用粗葛布做衣，就是看守城门的小吏的吃穿也不会低于帝王的。大禹治理天下，亲自带着锹叉，作为人民的首领，大腿上磨得没有汗毛了，小腿也不再生毛，就是奴仆也不比这更苦了。由此而言，古时揖让天子之位，那是辞去看门的俸禄而远离奴仆的劳作，所以让天子之位并不足为怪。如今的县令，有那么一天死了，子孙几辈子都驾他用过的车，故人们十分看重。因此人们对于推让，可以轻易辞去古时的天子，而难于辞掉当今的县令，这是由于供养厚薄不同的缘故。在山里居住的人要到河谷里去挑水，腊月祭神时相互赠水；住在低洼沼泽的百姓，困于水涝，还要雇工排水。所以在饥荒的春季，有了吃的连小弟弟都不让；而丰收的秋天，关系疏远的来客也必须吃了饭再走。这不是对待骨肉不亲而喜爱过客，是由于收成多少的缘故。因此古时看轻财货并非仁义，是由于财货丰盛；而今争夺，并非卑鄙，而是财货不足。轻易辞去天子，并非品德高尚，而是势薄；看重为官，寻找依托，并非品行低下，是因为官位权重。所以圣人治国首先要考虑的是财货多少，然后制定权势的轻重。因而惩罚轻微不是仁慈，诛杀严厉不是暴虐，这是根据习俗而定的。所以事物都是本着世情而行的，各种条例都是适应实际情况而制订的。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地方不过百里，推行的是仁义之道以安抚西戎，于是统一天下。徐偃王地处汉水之东，地方五百里，推行仁义之道，割地献土而朝见徐王的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有害于自己，举兵攻打徐国，就把徐国灭了。所以周文王推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而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仁义适合古代而不适合当今的缘故。所以说：社会变了，而治国方略也得变。当帝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要举兵征讨，帝舜说：“不可，君主的德行不够而动用武力，是不道德的表现。”于是修教行德三年，举行干戚舞以庆功，有苗这才臣服。帝尧时与共工作战，铁铦短的都打倒敌人了，铠甲不坚的身体都受伤了，这是由于干戚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世事变了而军事装备也得跟着变。上古追求道德，中世角逐智谋，当今较量气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要的是土地，不是要你说的那些空话。”于是举兵伐鲁，距离鲁国都门十里划为国界。所以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辩才又有智谋而鲁国被削弱。据此而言，仁义辩智并不是保护国家的工具。抛弃偃王的仁义，放弃子贡的辩智，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让他们对抗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意图，在徐、鲁就很难实现。
古今的社会情况是不一样的，新旧的设施也不一样。如果用宽缓的政治，治理困窘急迫的百姓，如同没有缰绳和马鞭而要制服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如今儒家、墨家都讲“先王兼爱天下”，那么看待百姓就和父母一样了。怎样才能证明这点呢？有人说“司寇行刑，君主为此而不让奏乐了；听到有人被处死的消息，君主就为之流泪。”这就是所举的先王兼爱的例证。君臣的关系有如父子，国家就必然会治好。由此类推，就是没有父子关系不正常的了。个人的感情，没有比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更早的了，父母虽都被敬爱而家庭未必就治理得好；君主虽厚爱百姓，怎么就能不乱呢？而先王之爱百姓，怎么也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未必不乱，百姓怎么就能治理得好呢？况且依法行刑而君主为之流泪，用这种办法去表明仁义，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流泪而不愿行刑是仁义；然而不可不行刑的是法。圣王战胜仁爱而施行法治，而不去听那哭泣，这样说明仁爱是不可以作为治国之法的。
况且百姓本来就是慑服于权势的，很少能以仁义为胸怀。仲尼是天下的圣人，修道讲德而游说海内，海内看重他的仁爱，赞美他的节义，而为他服役的才七十人，这就是说以仁为贵的人太少了，遵循节义太难了。因此，天下之大，为他服役的才七十人，而讲仁义的只有一人。鲁哀公是一个下等的君主，面向南的朝堂掌握一国之政，境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本来就是慑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确实容易服人，所以仲尼反而得称臣，哀公反倒称为君。仲尼不是服从于哀公的仁义，而是服从于他的权势。所以按仁义来说，仲尼是不服哀公的，而依靠权势哀公就能使仲尼服从。如今所谓有学识的人游说各国君主，不是依靠必胜的权势，而是致力于仁义，说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这是要求君主都和仲尼一样，而以世上的普通百姓都如仲尼的弟子了，这种道理根本行不通。
如今有一个不肖之子，父母申斥他他不改，乡里父老责备他他不理，师长教导他他不听。要说父母的爱，乡里父老的德高望重，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德加在他身上，根本不能动其心，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改变；等到州里的官吏，带着刀剑，来执行公法，追查坏人，然后才知道恐惧，遂改变他的陋习，改变他的劣行了。所以父母的爱是不足以教育儿子的，必定要在州衙的严刑管教之下，百姓本来就是越惯越骄，越严越老实的。所以说，十丈高的城墙，就是楼季都无法翻越，那是太陡峭了；一千丈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可以放牧，那是坡度小而平的缘故。所以明王制法严峻，刑罚严厉。为了几尺布，一般人也不会放手不要；闪烁的黄金百镒，闻名的盗跖却不去取。没有什么危险，几尺布也不放弃，要断手就是黄金百镒也没有人去拿。所以明主不得不厉行诛罚。因此，奖赏一定要厚而且坚决守信，让百姓得利；刑罚一定要重而且不能赦免，使百姓畏惧；法令一定要统一而稳定，让百姓都明白。因此君主的奖赏决不改悔，行刑决不宽赦。有美名就给与奖赏，有毁谤紧接着就受惩罚，贤与不肖就都能尽力遵法了。
而今就不是这样：因为有功才授予爵位，却又因他求官而受轻视；因为尽力耕作而给予奖赏，却又轻视他的家业；因为不愿为官而疏远了他，然而又看重他隐居的清高；因犯法而判刑，却又赞叹他的勇敢。毁誉、赏罚之所行如此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都被破坏，百姓更加混乱。如今兄弟受伤害，必然帮助兄弟还击，就认为是正直；朋友受侮辱就与朋友一起报仇，就认为这是坚贞的行为，然而却犯了君主的法令。君主尊重正直、坚贞的行为，却忘记了犯禁的罪行，所以百姓逞强斗勇而官府禁止不了。不费力就能得到衣食就叫能，不上战场立功而受到尊崇就叫贤，贤与能的行为盛行了，军队就会疲弱，农田就会荒芜。人君喜爱贤能的行为而忘记了军队疲弱、农田荒芜的祸患，于是私人的行事成立了而公利也就灭绝了。
【原文】
二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镰；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倚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日“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日“可以得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者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