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生当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一生跨越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鸦片战争前，他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抨击时政，力主改革；鸦片战争中，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写成里程碑式的巨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中具有“创棒辟莽，前驱先路”的地位和作用。魏源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者。
一勤学苦读少有文名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1794年4月23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邵阳金潭乡一个濒于破产的封建地主家庭。祖父魏志顺，字孝立，隐居不仕，乐善好施。有一年，邵阳突发大水，他亲赴县衙，慷慨毁产，代输捐税，使乡民得以安定，而魏氏家境从此衰落。父亲魏邦鲁，字春煦，历任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宝山水利主簿等职。母亲陈氏，勤劳贤淑，日夜纺纱织布，兼做些针线手工，以维持家计。兄弟4人，魏源排行第二。
他幼时沉静，喜欢默坐。他后来刻有一颗上书“默好深湛之思”的方印章，正说明取宇默深的用意。祖父很喜欢他，曾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性情、体貌异乎寻常，应按超常儿童来培养他。
魏源七、八岁入家塾读书，除从塾师刘之纲学习外，还从伯父魏辅邦学习经史。他学习十分勤奋，足不出户，闭门苦读，“就局一室，偶出，犬群嗥”。连自家豢养的狗也把很少外出的他当生人而狂吠不已。他常苦读至深夜，乃至黎明，“夜手一编，渐晤达旦”。母亲们其过勤，每每劝令他熄灯入睡。
有时待父母熟睡，他又起来偷偷地点着灯在被底下翻阅。后被发觉，父母劝谕以长夜苦读非童稚所宜。因魏源既聪颖又勤奋，故学业进步很快。9岁到邵阳县城应童子试，他进入考场时，县令指着茶瓯中画的太极图出句“杯中含太极”，当时，魏源随身带有两个麦饼充饥，略加思索即对以“腹内孕乾坤”，使主考官和在场者无不惊服。
魏源15岁时考中秀才，开始研究陆象山、王阳明的著作，并喜读历史。因家贫少书，常向亲友借阅，孜孜于学。后到邵阳县城学宫读书，以成绩优异得到助学食米津贴。17岁，他在家乡设馆授读，成为年轻塾师。
少年魏源已颇有文名，慕名前往的学童日益增多。他故居的楹联如“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世方”；“学贵运时策；友交立德人”；“澹泊以明志；平易而近人”；“尽交天下士；长读古人书”等，都是魏源少年时代所自撰自书。他少年时的诗作《村居杂兴》生动地描绘了故乡淳朴的田园风光，抒发了他对故乡山水与风土人情的淳厚感情。
魏源19岁时在岳麓书院读书。这年秋天，他与同邑扬州通判严安儒的女儿订婚。按照当地习俗，订婚、结婚都要酿酒。他订婚那年所酿的结婚酒竟不是常见的黄色，而是桃红色的。母亲大吃一惊，不知是凶是吉。邻居们马上来打圆场，说红色情是“红喜事”的吉兆，母亲乃转惊为喜，以酒酬客。魏源在《村居杂兴》组诗中记述了此事：“今晨瓮渌变，色忽桃花如……邻媪来贺瑞，喜溢东墙隅。阿母笑留客，倒酌颜回朱……明春娶儿妇，更酿百瓮酥。”第二年，魏源与严氏结婚，时严夫人18岁，比魏源小两岁。严夫人有2子，长子名誉，次子早夭，她为只有1个儿子而常伤心落泪。魏源对她非常体贴，每一部书成，便用红色缎子把书稿包好，命丫环用茶盘托着，自己穿上礼服，去上房向她报喜，对严夫人祝贺：“我们又生了一个好儿子。”
魏源20岁时考中拔贡。
二北上京师潜心经史
1814年（嘉庆十九年），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居丧期满，“起复入都”。魏源随父入京，一路寻访古迹，凭吊古战场，缅怀前贤英烈，特别是对信陵君、诸葛亮、岳飞等功败垂成的历史人物充满了崇敬和同情；沿途的名山大川则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也看到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河治不修、水患严重，致使中原一带满目荒凉，“千里河南北，高下寸地无”；“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使黄河两岸饿殍枕藉，白骨遍野，饥民“明知麦花毒，急哪择其他，食鸠止渴饥，僵者如乱麻”。百姓没有粮食可吃，只好吃树根草皮，好些人吃了毒草中毒身死。清廷官吏对此却熟视无睹。政治腐败的现状，民不聊生的惨相，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北上京师、怀抱蚊龙入海之志的湖南青年，促使他更加注意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为尔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打下了思想基础。他挥笔写上了“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的诗句，希望出现更多的社会英才，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革。他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清廷最高统治者：“痌瘝苟不廖，尧禹亦何为！”（《魏源集·北上杂诗》）不能疗治民生疾痛，何以为圣君贤王？
到达京师后，他先从胡墨庄治汉学，又随姚学塽治宋学。他虽通晓汉学、宋学，但后来对两者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汉学引导人们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名物训诂，繁琐考证，“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宋学则引导人们高陈义理，空谈心性，“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默觚·治篇一》）。于国计民生无补。他把汉学、宋学一概斥之为“腐儒”、“俗学”，对于治国安邦既无用又无实，只能摧残人才，祸害国家。经过比较，魏源抛弃了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腐，而转向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魏源25岁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治《春秋公羊传》，常和龚自珍等在一起饮酒赋诗，慷慨陈词，纵论古今，以阐发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来讥切时政。
在京几年间，魏源还涉猎了舆地、掌故、天文、历算等学科。他保持了刻苦勤学的习惯。汤金钊是他考取拔贡时的“座师”，因忙于整理《大学古本》，魏源有五十余日没前往问候，老师疑其有疾，遂来探视，他蓬头垢面出迎，其师愕然。魏源将他整理的《大学古本》呈给汤金钊，汤大为叹服：“吾子勤学罕见，乃深造至此，然而何不自珍自爱乃尔也！”（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他还广交文人学士。到京不久，周系英在其住所偶见其“诗篇敦雅”，四出宣扬，不数日魏源“名满京师”，士大夫争相结交。他与状元陈沆切磋“朱子学”，同董桂敷共同研究古文辞，和陈奂等一起探讨汉学，还常和龚自珍、林则徐、陶澍等人在一起饮酒赋诗，切磋学问。这种广泛的师友关系，促进了魏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29岁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
三跻身幕僚留心“实学”
在魏源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做幕僚的时间较长。这促使他“留意经济之学”，并为其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实践机会。他积极主张兴利除弊，热心从事改革，在漕运、盐法、河工等大政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道光五年（1825年），魏源32岁时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为幕僚，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次年冬编成。全书分学、治、吏、户、礼、兵、刑、工8大类63目，共120卷，收集清代前中期提倡经世实学，有“治国平天下”价值的论文，是继明末陈子龙等人选辑《明经世文编》之后又一断代经世论文总集。这部著作影响很大，晚清汉学大师俞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序》）
魏源在贺长龄幕府时，还力主改革漕运，以海运代漕运。当时，清政府每年从南方调集数百万担粮食，经过运河，解往京师，供京畿官兵使用，史称漕运。在漕粮征运过程中，官吏贪污中饱，层层勒索，耗费惊人，据当时人估算，运抵京师的漕米每石费用达18两，为粮食市价的十六、七倍。许多士大夫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方案。魏源撰写了《筹漕篇上》、《筹漕篇下》、《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等文，并代贺长龄编纂了《海运全案》专辑，代撰了序、跋，全面揭露漕运之弊，指出海运势在必行。他在为松江知府李景铎撰写的《道光丙戌海运记》中，详尽论列了海运优于河运的“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尤为可贵的是，魏源主张招商承办海运，指出“招商雇舟”，以商运取代官办，可以打破官府垄断，打击“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等中饱私囊者，对国计民生和海商都有利，肯定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魏源等人以海运代漕运的意见，道光六年清政府改河运为海运，每石运费不到1两。这一建议的正确性立即为实践所证明。
在此前后，魏源在科场上颇不顺利。道光三年（1823年），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由于未按科举制度的繁琐文风答卷，未被录取。道光六年（1826年），他再次参加会试，此次评卷人正是其业师刘逢禄，刘逢禄对他非常推崇，称其试卷“经策奥博”，称其为“无双国士长沙子”，然而因试卷触及时政而未被录取。龚自珍的情况与他相似。刘逢禄十分惋惜而写下了《两生行》一诗，龚魏二人自此齐名。道光九年（1829年），魏源36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不中，按例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廷贮藏典籍文献的地方，魏源在这里接触到大量文献资料，使他熟悉了有清一代的历史掌故，为他以后编撰《圣武记》奠定了基础。
道光十一年（1831年），魏源的父亲去世。次年，他应邀作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他到南京后，即筹划改革淮北盐政。过去淮盐的生产和运销由官府和世袭盐商共同垄断，商人须从官府取得运销食盐的专利权证件——盐引，盐官和官府特许的盐商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哄抬物价，盘剥民众，坑害政府。魏源力主以手续简便的“票盐”取代“引盐”，盐商按章缴纳盐税，向官府领取盐票，然后凭票买盐，自行销售。在淮北实行票盐后，政府盐课大增，老百姓也吃到廉价食盐。魏源还主张将票盐法推广到淮南和其他地区。他特地为两淮盐运使重濂选编的《淮北票盐志》写了序言，序中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贝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他还撰写了《筹鹾篇》、《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自序》等专文，论述票盐法优于盐引法。
魏源还十分关注水利问题。自道光十四年（1743年）以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湖北、湖南连续闹了两次大水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湖广水利引起了时人的注意。魏源根据他历年对两湖河流、湖泊所作的调查研究及逐步积累的资料，撰写了《湖北堤防议》、《湖北水利论》等论著，分析造成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无限制地垦荒造成了水土流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他提出了改革措施，认为“欲修水利，先除水弊”，对“畏劳畏怨之州县”、“行贿舞弊之胥役”、“垄断罔利之豪右”应严加惩处。他后来还写了《筹河篇》、《畿辅河渠议》等论著，对治理黄河、治理北京附近的漳河、永定河、滹沦河、子牙河等河道提出了合理的建策。
道光十五年（1835年），魏源为奉养老母，在扬州买了一所庭院，絜石栽花，养鱼饲鹤，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秋实轩”等书屋，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此写成，其诗文集就以“古微堂”命名。4年后，龚自珍辞官南归路过扬州时，为“絜园”写了一副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魏源在关注漕、盐、河、兵等实政，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的同时，还形成了其抨击时政、革除积弊的改革思想，使他不仅成了务实的改革者，也成了卓越的思想家。
他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鸦片战争前，他在一首题为《江南吟》的诗中对清朝官吏的腐败作了描绘：“边臣之瘾日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中揭露了清朝的种种积弊：“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无一岁不虞江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窍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这种揭露不能不说是大胆而深刻的。鸦片战争后，他对弊政的抨击更为尖锐。
既然社会存在严重弊端，就应及时变法，乘势改革。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发出了“除弊兴利”。变法改革的呼声。他在《道光丙戌海运记》中引述了协办大学士英和的言论：“治道久则穷，穷则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弊且变者。”他在《筹鹾篇》中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凡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勇于进行改革。只有不断变革，兴利除弊，才能使民富国强，推动社会前进。
魏源主张因时而变，因此，鸦片战争发生，中国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他能够顺应时代，成为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中国人。
四主张禁烟参加抗英
魏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掠夺财富、摧残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等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并深感忧虑。他在《江南吟》一诗中写道：“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来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场。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他又指出：鸦片输入“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魏源集·军储篇》），必将给清政府造成财政危机。因而他主张坚决禁止鸦片。他认为禁烟的关键在于上层官僚，指出“中朝但断大官隐，阿芙蓉烟可立尽”。他主张严厉打击顽固的鸦片贩子和坚持不改的鸦片吸食者，做到“惩一儆百，辟以止辟”。他认为对鸦片流毒放任姑息，势必是“其愈宽，犯愈众”。1838年底，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魏源表示支持，鸦片战争发生后，他继续主张禁烟。他在《海国图志》中认为，鸦片每年耗我数千万银两，竭我之富，济彼之强，当严禁，内禁吸食，外禁输入。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时在南京，他面对外敌入侵，非常忧心。不久，他满怀激情地从扬州奔赴浙江前线。9月，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前线窥测地形时被抓捕，魏源在宁波军营参与了对俘虏的审讯。他根据安突德的口供，于次年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记》卷五十三），记述了英国的地理、政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