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自负用世之略，苦心孤诣地拟定了许多救国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晚年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提出“务农积谷”和“守边备塞”的主张，并进而研究农田水利，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他每到一处考察山川形势，有地利价值的，就在那里开垦荒田，种植五谷。在山西代州以东、五台以北，曾跟李因笃联系经营过“民屯”那样的事业。他在《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中说：“近则稍贷资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人，辟草菜，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苫寒特甚，仆则邀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大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泽中有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在北方他不仅从事垦荒，还经营开矿和畜牧，曾累致千金。据章太炎先生说，他得了李自成的客金，创立票号（钱庄）（《太炎文录续编·顾亭林遗事》）。他经商理财，不是供己饶足，而是把所得收入“别贮之以备有事”，为抗清复明作物质准备。他六十五岁移居陕西的富平和华阴，他移居华明的主要原因是“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文集·与三侄书》）。顾炎武始终不忘恢复，其定居华阴，实际上是“志在四方”，而有待于“天下有变”。
晚年，清廷几度征聘，他都坚定地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康熙十年（1671年），大学士熊赐履特意请他撰写《明史》，他断然拒绝，坚决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取得重大成功后，把撰修《明史》一事重又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特开博学鸿同科，以征召海内名儒。翰林院学十叶方蔼、翰林院侍讲韩菼都一致推荐顾炎武应试。这次举荐同样为他所抵制。第二年，叶方蔼又以《明史》馆总裁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在答复叶方蔼的信中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苦心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与叶讱庵书》）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顾炎武从此不再进入北京。
顾炎武于明亡之后，故国之思至死未混。他曾四谒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在南京中华门外钟山脚下），六谒思陵（明思宗朱由检墓，在北京昌平县），他孤忠耿耿，终身不付清廷，选定客居华阴，终于以无比坚决的反抗精神完全了他的晚节。
顾炎武一生远游，发妻王氏始终留在家乡。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氏病卒，他得知后非常哀伤，只能写诗以遥寄哀思，表达自己难以弥补的遗恨。晚年虽主要住在华阴，但仍以顽强的毅力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妻子去世的次年，又二度至山西，游汾州、曲沃、运城一带，但终因年老体弱，入冬到达曲沃以后，即因饮食不调，呕泻不止，第二年新年刚过，他感到体力稍有恢复，又准备出外答贺友人，不料因为道路崎岖，振荡不稳，他从马上失手堕地受厂重伤，于正月初九去世，享年70岁。
四读书治学
顾炎武精力惊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即使在离乱之中，“改容作商贾”（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剪发》），流转北方，奔走旅途中，也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据说，他在“混迹同庸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惨历中羹”（王蘧常顺亭林诗集汇注·旅中》）的情况下，完成了《唐韵正》这样的著作。顾炎武不惟主张读书，而且还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去，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提倡外向的务实学问。注重实地考察，把治学与救世济民结合起来，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他27岁就开始写《肇域志》，记全国“郡县沿革形势”，但未成书。他的重要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早在家读书时就积累材料，准备编写，但是只有在他遍游北国，亲历各地，“往来曲折一二三万里，所览书义得万余卷，爱成《肇域志》”；也只有他“游览天下山川风土”，才能发现过去为《大下郡国利病书》所收集的材料，“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因此能发现和纠正古人的许多错误。他作这两部书的目的，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试图通过这两部书的纂辑，从中去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可见他的治学是和爱国救世联系在一起的。
《天下都国利病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自然地理知识，更主要的是书中大量纪录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明末清初的许多社会弊端，是一部典型的经世致用之作。他每到一处就进行实地调查，在山东游历了崂山以后，在其所著《劳山图忐序》中对崂山的来历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其山高大深阶，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始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之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民苦之，而名之日劳山”，融自然、历史考察和社会凋查于一炉，足他的历史地理著作的特点。
在山东，顾炎武还在各地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如在峰县，当他看到这里景象十分荒凉，就寻求有关典忘记载，追本溯源，探其历史原因。经他考证，这里原有水田万顷，是鱼米之乡；并有冶铁、制陶等手丁业，素称富饶，只是到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水利不修，河道堵塞，冶铁制陶工业衰败，才变得荒凉穷困起来。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治学观点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顾炎武又从山东至河北，出山海关至辽西，并几度至昌平谒十三陵。据记载，顾此行所到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自随”，边走边进行实地考察，过边塞亭障，遇到老兵退卒，以及熟悉当地地形的居民，“询其曲折”，向他们了解情况，“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清史稿》卷四八一），考察的结果，分别纳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册，如《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史事》、《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等。
康熙元年（662年）冬天，顾炎武开始了西北之行，游历了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许多地方。除亲自考察了太行。中条。太华等名山以及黄河。汾水、泾水。渭水等大川的自然状况以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北农业、手工业、盐铁、租赋、币制等社会经济的考察方面。据顾炎武自述，从45岁到63岁这段时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他这段时间的著作大多成书于旅途中，治学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他在以金石义字记）序》中对此有过很生动的描述：“比二十年间，周游大下，所至名山。巨镇。词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们落石，履荒律，代颓垣，番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亭林文集》卷二）他曾告诉他的外甥徐元文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叮以考古论今。”他考古研史，考察历代田赋、税役、郡县、钱法、港运、水利、兵制、科举等利弊沿革，都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敛华就实是他为学的最大特点。
拜师访友，研讨学问，是他治学的又一特色。他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亭林文集·与人书一》）在长期的游历生活中，顾炎武广交朋友，共同探讨学术，曾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项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L而成，吾不如李中乳险阻备尝，下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未锡色好学不倦，笃于朋友，若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引自《清史稿》卷四八一）同这些学者的交游，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等方面都得益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游历山东时，在济南他结识了平生最重要的朋友张尔峻。张尔岐精通三礼，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等书，顾炎武对他甚为推崇，视为自己的经学老师，在其代表作《日和录》的“丧礼”和“停丧”二条中，就采纳了张尔岐的说法。张去世，他写诗哀悼，“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竞谁传？”正因为顾炎武虚怀商榷，不自满假，所以他才能取长补短，学问日臻精湛，思想日趋成熟。完善。他和关中三友的交往，不仅以气节相砥砺，而且他们聚在一起争论哲学问题，切磋学问。关中三友之一的李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学者称“二曲先生”，他们相投合处是二人都坚持明遗民立场，不管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屈服，但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相抵触，李中孚是陆王体系，顾炎武是程朱体系，顾主格物，通过格物达到致知，重点在于“博学于文”；李主致良知，光求于内，再及于外，重点在“悟”，对此他们有争论，但并不影响友谊。李因笃，号天生，陕西富平人，与顾的关系最密切，顾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以东汉大学者视之。李治古音韵，顾的《音学五书师不断插入“李因笃曰”，对他的意见是很看重的。关中三友的另一个人则是王弘撰，号山史，陕西华阴人，他和顾炎武一样标榜朱于学派，但他对王学也不是一味排斥，认为王阳明“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这种态度对顾炎武不能不有所影响。王山史对金。石。书、画很有研究，精于鉴赏，富于收藏，顾炎《金石文字记》一书中经常插入“吾友王山史曰”字样。由上简略叙述可知，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交往，对顾炎武成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学者大有帮助。
顾炎武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对此当时人莫不交口称道。好友王山史在《山志·顾亭林》一文中说，顾炎武“四方出游，必以图书自随，手所抄录，皆作蝇头行楷，万字如一”，当他看到我们有时宴饮终日，总是皱起眉头，等客人走了以后，告诫说“可惜一日虚度矣”，他就是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和勤于治学。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肇域志》的原稿以后，写道：“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停录，看此部书稿，密行细书，没有一笔草书，对炎武这种治学精神，实在令人叹服。”的确如此，顾炎武在国破家亡之后，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在旅途中。在马背上读书治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不朽之作多种，实在让人钦佩。
五学术成就
顾炎武的学术深闳博赡，他涉猎的范围广泛，诸如经学。史学、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了几近五十种的宝贵著述。其著述种类之繁多，治学领域之博大，在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鼎足而三。顾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他对前人的成说，不盲从，不依傍，对古代的典籍，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不立门户，不分畛域，故能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其为学的独立风格。兹举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学四方面的成就，约略言之：
他擅长经学，对《易》、《诗》、《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各有专精的著作。
在《周易》研究中，他既肯定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主张“复程朱之书以存《易》”《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同时又对前人说《易》的比附穿凿予以驳斥，批评陈传、邵雍的《易》说为“方术之书”、“道家之易”（同上书，《孔子论易》）。
顾炎武的《尚书》研究，以“信古而阈疑”（《日知录·丰熙伪尚书》）为原则，一方面信古，一方面又疑古，在探讨了《书经》的源流之后，他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同上书，《古文尚书》），颇具怀疑的态度和辨伪的精神，他是“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顾炎武实事求是的为学风格，在对《春秋》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他治《春秋》能破除今古壁垒，博采《公羊》、《谷梁》、《左传》三家之长，对其他诸家解说也多所取之间亦自抒己见，他只是论是非，绝无门户之见，所以持论甚平。就《诗经》而言，他研究《诗经》用功最深，曾把《诗经》所用的音互相参考，证以其他书籍，作《诗本音》十卷，对于诗经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就三礼而言，他特别重视《仪礼》，注重节文，不尚空谈。就《论语》与《孟子》而言，他认为孔子之学为“修己治人之实学”，非“明心见性之空言”（《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总之，他在经学上的议论，大抵平易可行，经学上的错障，经他一番论证，差不多已扫除尽净，他是清代经学的建设者，在举世高谈性命理学，厌烦经学的时候，他高标“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坚定了后来经学家的信仰，还提出了研究经学的具体方法，尤其在具有“为举世不为之学”的精神，树立了清代经学家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