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敏感地察觉到楚国所存在的种种危机，并认识到这些危机将会导致楚国的灭亡。而这些危机的形成，都是由统治集团和执政者的腐败所造成的。屈原把这些都反映在《离骚》中，他写道：“众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大家都争着往上爬，贪婪不已，贪财好利的心全然不知满足。“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有一批糊涂的人们，只会苟且偷安，他们走的路昏暗、狭隘而且危险。“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这些人都对自己宽恕，而严格要求并猜忌别人，他们斗着心机而互相嫉妒。总之，他们争权夺利，唯利是图，排挤贤能，任用宵小，从而使楚国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微。《离骚》以桀、纣相比：“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和殷纣是怎样的糊涂，总爱贪恋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面对着腐败与危机，屈原心中十分着急。他有责任为振兴楚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要“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即要急速的为祖国效力而前后地奔走，想要追赶上先王的步伐。屈原认为“先王之道”是治世的“规矩墨绳”。“遵道”便可以“得路”。为了使“国富强”，他向楚王建议：“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即本先王之遗教而立法度，实行法治；“举贤面授能，循墨绳而不颇。”即要斥退奸邪，任用贤能，遵循先王之道的准绳，不要出偏差；还需要“重仁袭义”作“善事”，行“美政”。屈原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皇天是公正无私的，他只保佑有德行的君主，只有具盛德，行美政的人，才能使国家富强。为此，屈原愿努力奋斗“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忍耐痛苦绝不抛弃理想，要请上天作证，我只深忱地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开始，楚怀王对屈原还是很信任的，也颇想有一些改革，所以命屈原“造为宪令”，也就是拟制法令。这虽说不是“更张国宪”，改革体制，但从屈原反对腐朽贵族执政的思想来看，他所拟制的法令中会有对上官大夫之流的权贵不利的条文。所以当屈原只写完草稿时，上官大夫企图迫使屈原按自己的意见修改，屈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上官便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每一令出”，屈原就当众夸耀，归功于己，“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以此向众人示思而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辨真伪的楚怀王，信以为真，“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这显然是一场“正”与“邪”的政治斗争，但是由于怀王不辨忠奸，屈原在斗争中失败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腐朽贵族的气焰却更为嚣张了，屈原心中充满愤懑和悲伤。他把这忧郁压抑的情绪，通过自己的作品《离骚》宣泄出来。所以《史记》讲：“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在七国争雄的斗争中，屈原是一贯主张联齐反秦的。楚、齐也曾结为纵亲联合在一起，故而秦国也总是想法破坏楚齐两个大国的联盟，以搬掉自己兼并天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年），联合诸侯攻秦失败之后，秦国便趁机向赵、韩、魏三国发起攻击。楚怀王十三年，秦攻取赵国的西都、中阳。楚怀王十四年，秦攻取韩国的石亭，又战败赵将泥。楚怀王十五年，秦攻取魏国的焦，又打败韩军于岸门。楚怀王十六年，秦再攻赵，占领蔺地，虏赵将赵庄。在秦国的攻击下，韩、魏不得不与秦讲和。这样，楚国北方的韩、魏都成为秦国的盟邦，从而使楚国北部领土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在楚怀王十三年，秦曾灭蜀，占领了巴、蜀等地，楚国西部和西南部领土，也都处在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秦国又欲攻齐，首先要破楚齐的联盟关系。这时屈原已经被楚王疏远了。有人说大概在被疏远之后，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而任三闾大夫，专管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工作。从他的诗作《橘颂》中可以看到他对那些贵族青年，特别注重高尚品德的熏陶及爱国主义的教育。此后，或退居故乡。或许正是秦国看到楚国主张楚齐联合的大臣屈原已离去了，容易破坏楚齐的关系，派张仪来到楚国。《史记·楚世家》中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纵）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张仪到了楚国以后，向楚怀王提出楚与齐绝交乃是“一计而三利’之事：一是楚如能与齐绝交，秦愿割商。於之地六百里予楚；二是楚秦结为兄弟之国，齐国力量削弱，楚国北方可得安全；三是秦国感恩于楚，楚国西边境也勿庸担忧了。楚怀王听了之后很高兴，于是，接受张仪的建议而与齐国断绝友好关系。
楚齐绝交固然是由于楚怀王的不明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所迫。首先，楚。齐两国虽结为盟邦，但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在楚怀王之父威王时，为争夺徐州、淮北、东国，楚、齐两国就不断地发生战争。与怀王同时的齐宣王，也是一个不断对外进行扩张，想要臣服秦、楚，独霸天下的人。他在连续打败魏、赵、燕之后，也时常想南割楚国的淮北。为此，楚怀王颇为不安。其次，秦国战败赵、魏、韩之后，打开了大举南侵的道路，同时，秦又占有巴蜀，可以从西方直接进攻楚国的腹地。对于来自秦国的威胁，楚怀王也是心怀恐惧的。怀王认为秦是为攻齐而来说服他的，所以联秦反齐既可减少秦国对楚的威胁，又可以利用秦齐之争，来削两国的势力；而自己呢，可以乘机扩张东部的领土。这样既可解除秦、齐两国的威胁，又可以坐收渔利；况且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是具有诱惑力的。
然而，出乎楚怀王意料之外的是：当楚齐绝交之后，秦却负约食言，戏言只答应给楚国六里之地，这显然是在耍弄而激怒楚王；另外，秦国是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他真实的行动是在楚齐绝交后，首先是交齐而攻楚，而不是越楚之近而去攻远之齐。
楚怀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十分恼怒。于十七年（前312年）出兵攻秦。丹阳一战，秦军大败楚军，斩甲士8万，俘虏了楚大将军屈匄、裨将逢侯丑等70余人，并占领了楚国的汉中地。楚怀王再次集中全国兵力去攻打秦国，战于蓝田，结果楚军又大败。这时，魏。韩两国也趁机南袭楚，攻至于邓。楚国不得不收兵。“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史记·屈原列传》）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有些悔悟了，他便派屈原出使齐国，争取与齐国和好，重新恢复联盟。已经被疏远了的屈原，再次被委以外交重任，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最得力的官员，因为他是一贯主张联齐抗秦的，所以或许他还保持了齐人对他的信任。
秦国看到楚国还具有相当势力，一时并无法吞并，又害怕楚。齐再度联盟，于是又派使臣至楚议和，与楚和好。当时秦国要求以武关以外之地来交换楚国的黔中。楚怀王对张仪特别愤恨，所以宁不易地，愿得张仪而献出黔中地。张仪倒不害怕再去楚国，他认为楚怀王的大臣靳尚及宠姬郑袖都会保护他，况且秦强楚弱，他是奉王命使楚，楚何敢加诛于他。张仪来到楚国，怀王不见，而将他囚禁起来，要杀他。张仪用重金贿赂了靳尚，又通过靳尚贿赂郑袖，并进言：如果楚国不释放张仪，秦王就会用土地和美女来赎他，楚王喜欢秦国美女，你就要失宠了，所以你最好去劝大王放了张仪。郑袖听信了这些话，在怀王面前日夜啼哭说：要是杀了张仪，秦军就要打来，你不如早将我母子送至江南，以免将来遭殃。靳尚等人也在楚怀王面前劝说不能得罪强秦。在这伙人的包围中，楚怀王又动摇了，放了张仪，并像以前那样对他厚礼相待。
张仪被释放后，便以“秦楚合亲”来说服楚怀王。他首先说泰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大，什么虎贲之土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还有秦法令严明，将士有勇有谋，士卒不怕艰险，勇于牺牲，能“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接着又说六国贫弱，绝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合纵，“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此危亡之术也”！六国攻秦，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羊敌不过老虎是明明白白的。张仪还进一步恫吓楚怀王：秦西有巴、蜀，且船大粟足，循江而下，用不到十天就可以攻进楚地；秦军出武关，又可以自北向南攻楚，而且还有韩、魏，也可以攻其北，楚国社稷岂可无危险吗！最后张仪建议：秦出兵攻卫阳晋，必控制天下之胸，而楚出兵攻宋、鲁、滕等小国，则泗上十二诸侯小国，尽为楚所有。如果楚王同意的话，请使太子入秦作人质，秦太子也入楚作人质，而且秦楚合亲，两国长期为兄弟友邦，终身互不攻伐，这样做不是最好的吗！
虽然张仪的建议充满威胁。欺骗与诱惑，他的目的是为了离间楚齐的关系，以便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但是张仪对秦与六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当时局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楚怀王也清楚这一点，答应了“与秦合亲，约婚姻”。
就在这个时候，屈原从齐国谈判归来。他坚决主张杀掉张仪，反对与秦和亲。他说：“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臣烹之。今纵弗忍杀，又听其邪说，不可。”楚怀王却认为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要求，可以不用再献黔中与秦，况且答应之后再反悔是不可以的。就这样放走了张仪，楚秦两国又成为盟国。这一次楚国在对齐国的外交上，又一次失去信用，使屈原出使齐国所作出的努力都白费了。
楚怀王十九年（前310年），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秦群臣俱不喜欢张仪，张仪离开秦国而去了魏国，第二年便死于魏国。形势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齐王欲再联合六国而为纵长，又恶楚与秦合，所以派使臣使楚下书，说服楚怀王尊周反秦。见信后，楚怀王尚犹豫不决，群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最后还是同意了齐王的意见，“合齐而善韩”。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秦昭王即位。为了破坏楚齐联盟，送给楚国许多礼物；秦女入楚，楚女入秦，秦楚交婚。楚怀王又背齐而和秦。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与秦昭襄王会盟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
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因楚国背叛纵约，联合伐楚。楚使太子横到秦国做人质，换得秦国的援助。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退兵而去。怀王二十七年，太子横在秦国的一次决斗中杀死一大夫而逃归楚国。第二年秦国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一起伐楚。楚将军唐昧率兵抗击。两军在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相持6个月，楚军最后大败，唐昧战死，楚军损失很大，并丢失了重丘（今湖北竹山县）。怀王二十九年，秦军又攻打楚国，杀楚将军景缺，士卒死有两万。楚怀王惊恐，又想到联齐，派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第二年秦国攻下楚国8个城邑。胁迫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以缔结盟约。在楚王犹豫不决之际，屈原劝楚王莫去，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列传》）大臣昭睢也劝楚王勿往。而楚怀王少子子兰害怕触怒秦国，力劝楚王前去。楚怀王最后决定赴会，可一入武关则被伏兵劫走咸阳。秦昭王像对藩属一样待他，并迫使怀王割巫、黔中等地予秦。怀王坚决不肯，于是被当作人质扣留起来。中间虽曾逃至赵国一次，但因赵不肯接纳而失败。3年后终因忧愤成疾，死于咸阳。
在楚怀王被扣留在秦国时，楚国宗室与大臣们便从齐国迎回太子横继承王位，是为楚顷襄王。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屈原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
3年后，楚怀王死于秦国，楚国上下都十分悲痛，当怀王灵柩运回楚国时，楚人痛哭流涕，同时也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屈原当然是极为悲愤的。他“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最大的悲愤是怀王始终执迷不悟，不能迷途知返，一改“国俗”，终落得身死异国的可悲下场。为了悼念怀王，屈原写了《招魂》一诗，假设巫阳受天帝之命，招楚王魂。
秦连年侵犯楚国以及致死怀王之举，激起楚国人民的共同愤慨，人民都想奋起反抗秦国。顷襄王初立，倒也想与父王报仇，然而楚国的一切权力都操纵在腐朽贵族的手里，他们只顾个人眼前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在这群小包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顷襄王的复仇的念头也逐渐冷淡了下来。顷襄王六年（前293年），秦将白起打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秦昭王趁机写信威胁楚顷襄王，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将率诸侯伐楚，痛快地进行一次决战。顷襄王很是恐惧，不敢迎战，而是设法与秦谋和，第二年迎娶秦女为妇，秦、楚又和好了。
据史载：楚顷襄王是个荒淫、骄横的君主。他不爱恤百姓，横征暴敛，以榨取百姓血汗过着淫逸侈靡的生活。他好宫室台榭，建筑了许多离宫别馆；他喜欢游玩，与大臣们驰骋于云梦之中，游乐于兰台之宫；他好色，宫墙内皆衣锦绣；他爱马，马皆吃人食。由于他的挥霍无度，国库枯竭，城郭空虚，百姓饥饿，民人无褐。在他周围又聚集一些奸邪的贵族封君，如州侯、夏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人，他们用阿谀逢迎的手段，获得楚王的信任，又用阴谋诡计去排挤、陷害正直贤良的大臣。此时的楚国是“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为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秦策》）。
屈原一贯主张抗击强秦，所以他是不会得到顷襄王的欢心的。再加上令尹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就将屈原流放到江南。有人说，屈原没有被流放，他是“愿曾思而远身”，自动弃官出走的。屈原的许多诗篇是在顷襄王时期写的，包括《离骚》。（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灵氛已把协吉的占辞向我告诉，）
历吉日乎吾将行。
（选定了好的期日我要走向远方。）
折琼枝以为馐兮，
（折来琼树的嫩枝呵做我的路菜，）
精琼以为粮。
（磨来美玉的细屑呵做我的干粮。）
为余驾飞龙兮，
（为我驾上神速的八尺高的龙马，）
杂瑶象以为车。
（把琼瑶和象齿装饰着我的乘舆。）
何离心之可同兮，
（离心离德的人们哪有方法同流？）
吾将远逝以自疏。
（我要漂泊到远方去离群而索居。）
——译文采自郭沫若《离骚今译》（下同）
这样，屈原远离朝廷及那些卑鄙污浊的小人，长期生活于穷乡僻壤、深山大泽之中，并曾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他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时而跋涉于深山密林中，倾听猿猴声声的哀鸣；他时而徘徊在大江水泽畔，吟诵着自己悲愤的诗篇。在这样的环境里，屈原依然保持“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操，写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